XIV 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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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背負着它。
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讓我愛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輛車走的時候，我停下來看了一眼草坪和衛理公會路之間的那條泥沙帶。
衛理公會路多年以前就鋪好了，但那條泥沙帶卻跟我當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時一樣，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歲生日禮物。
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裡玩士兵，一道陰影遮住了我。
這陰影還在。
“你有沒有殺過人？” 愛德華·布裡斯韋特多次問我這個問題。
我知道這招叫“遞進重複”。
我總是微笑着告訴他沒有。
我固然是往那可憐的瑪麗·費伊身上打了四發子彈，但這女人當時已經死了，而查爾斯·雅各布斯則是死于一次緻命的中風。
如果那一天沒發作，過一陣兒也會發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顯然也沒有自殺，”愛德華微笑着繼續說，“除非我面前的你隻是我的幻覺。
” “不是幻覺。
” “沒有自殺沖動嗎？” “沒有。
” “有沒有在理論層面思考過？比如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是無法入睡的時候？” “沒有。
” 這些日子，我的生活遠算不上快樂，但是抗抑郁藥為我設定了下限。
自殺沒在我考慮範圍之内。
而且鑒于死後可能出現的事情，我希望盡可能活久一點兒。
還有些别的事情。
我覺得，無論對錯，有許多我需要贖罪的地方。
正因如此，我還在試圖多做好事。
我在阿普普街的海港之家做湯廚。
我每周有兩天時間在凱奧盧道上黑雁面包房旁邊的“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商店做志願者。
你要是死了，就沒法兒再彌補什麼了。
“告訴我，傑米，為什麼你是那隻另類的旅鼠，沒有同類那種跳崖的沖動？為什麼你有免疫？” 我隻是微笑着聳聳肩。
我可以告訴他，但說了他也不會信。
瑪麗·費伊是妖母走進我們世界的大門，但我是那把鑰匙。
開槍射擊一具屍體不能殺死任何東西——妖母那種不死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殺死的——可是當我開槍的時候，我把門給鎖上了。
我不光是嘴上說不，也在身體力行。
如果我跟我的精神科大夫說某個另一世界的存在，支配者之一因為我說了“不”而把我救下來，留着日後終極末日複仇時再用，精神科大夫聽了之後可能會考慮強制安排我住院。
我可不想這樣，因為我還有另一個責任，一個我認為遠遠比在海港之家幫忙，或者在“美好願望”給衣服分類更重要的責任。
每次與愛德華的治療結束後，我都用支票跟他的接待員結算。
我有财力這麼做，是因為那個前巡回搖滾吉他手轉型的錄音師，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富人了。
真諷刺，不是嗎？休·耶茨死後無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
有一些小額遺産，比如給莫奇·麥克唐納、希拉裡·卡茨（又名“星燦佩甘”）的贈款，但是他的大部分遺産卻是在我和喬治娅·唐林之間分。
鑒于喬治娅死于休之手，光那筆遺贈，财産律師的律師費就相當于他們幹20年的費用了，而且沒人來制造事端（我當然不會去添亂），所以沒有法庭糾紛。
休的律師與布裡取得了聯系，告知她，作為死者的女兒，她有權要求索賠。
不過布裡無意索賠。
辦理我這邊事務的律師告訴我，布裡稱休的錢是“被玷污”的。
或許如此，但我拿走我那份卻毫無歉意。
一部分是因為我沒有參與休的治療，更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也被玷污了，與其在窘困中被玷污，不如舒舒服服地被玷污。
我不知道喬治娅的那幾百萬下落何方，也無意查明。
知道太多并不好。
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
當我一周兩次的治療結束并付清賬單後，我離開了愛德華·布裡斯韋特的外層辦公室。
外頭是一個寬闊的鋪了地毯的大堂，排列着其他辦公室。
右轉就能回到大堂，出了大堂就是庫烏雷路。
但我沒有右轉，我向左轉了。
認識愛德華純屬巧合，我最初到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是為了其他目的。
我沿着走廊往下走，穿過芳香馥郁管理得當的花園，那花園就是這套設施的綠色心髒。
患者坐在這裡享受夏威夷的穩定陽光。
許多人穿戴整齊，有些隻穿着睡衣或睡袍，有幾個（我看是新來的）還穿着醫院的短袖無領病号服。
一些人在交談，有病友在聊天的，也有跟看不見的朋友在說話的。
其他人隻是坐着，直直地看着花草樹木，兩眼空洞，隻有那種被人喂藥喂到傻掉的眼神。
有兩三個病号有護工跟着，免得他們傷害自己或他人。
我經過的時候，工作人員通常喊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
他們現在跟我已經很熟了。
在這個露天門廊的另一頭是柯斯格洛夫堂，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三個住院部之一。
另外兩個是短期住院部，主要住的是藥物成瘾的病人，通常住院28天。
柯斯格洛夫堂是給那些需要長期治療方可康複的病人提供的，如果他們還能康複的話。
跟主樓的走廊一樣，柯斯格洛夫堂裡面的走廊也寬敞而且鋪有地毯。
跟主樓一樣，這裡也是涼爽宜人。
不同的是牆壁上沒有畫，也沒有背景音樂，因為這裡的一些患者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聲音，低聲說着髒話，或是給他們下達邪惡的指令。
在主樓
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讓我愛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輛車走的時候，我停下來看了一眼草坪和衛理公會路之間的那條泥沙帶。
衛理公會路多年以前就鋪好了，但那條泥沙帶卻跟我當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時一樣，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歲生日禮物。
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裡玩士兵，一道陰影遮住了我。
這陰影還在。
“你有沒有殺過人？” 愛德華·布裡斯韋特多次問我這個問題。
我知道這招叫“遞進重複”。
我總是微笑着告訴他沒有。
我固然是往那可憐的瑪麗·費伊身上打了四發子彈，但這女人當時已經死了，而查爾斯·雅各布斯則是死于一次緻命的中風。
如果那一天沒發作，過一陣兒也會發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顯然也沒有自殺，”愛德華微笑着繼續說，“除非我面前的你隻是我的幻覺。
” “不是幻覺。
” “沒有自殺沖動嗎？” “沒有。
” “有沒有在理論層面思考過？比如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是無法入睡的時候？” “沒有。
” 這些日子，我的生活遠算不上快樂，但是抗抑郁藥為我設定了下限。
自殺沒在我考慮範圍之内。
而且鑒于死後可能出現的事情，我希望盡可能活久一點兒。
還有些别的事情。
我覺得，無論對錯，有許多我需要贖罪的地方。
正因如此，我還在試圖多做好事。
我在阿普普街的海港之家做湯廚。
我每周有兩天時間在凱奧盧道上黑雁面包房旁邊的“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商店做志願者。
你要是死了，就沒法兒再彌補什麼了。
“告訴我，傑米，為什麼你是那隻另類的旅鼠，沒有同類那種跳崖的沖動？為什麼你有免疫？” 我隻是微笑着聳聳肩。
我可以告訴他，但說了他也不會信。
瑪麗·費伊是妖母走進我們世界的大門，但我是那把鑰匙。
開槍射擊一具屍體不能殺死任何東西——妖母那種不死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殺死的——可是當我開槍的時候，我把門給鎖上了。
我不光是嘴上說不，也在身體力行。
如果我跟我的精神科大夫說某個另一世界的存在，支配者之一因為我說了“不”而把我救下來，留着日後終極末日複仇時再用，精神科大夫聽了之後可能會考慮強制安排我住院。
我可不想這樣，因為我還有另一個責任，一個我認為遠遠比在海港之家幫忙，或者在“美好願望”給衣服分類更重要的責任。
每次與愛德華的治療結束後，我都用支票跟他的接待員結算。
我有财力這麼做，是因為那個前巡回搖滾吉他手轉型的錄音師，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富人了。
真諷刺，不是嗎？休·耶茨死後無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
有一些小額遺産，比如給莫奇·麥克唐納、希拉裡·卡茨（又名“星燦佩甘”）的贈款，但是他的大部分遺産卻是在我和喬治娅·唐林之間分。
鑒于喬治娅死于休之手，光那筆遺贈，财産律師的律師費就相當于他們幹20年的費用了，而且沒人來制造事端（我當然不會去添亂），所以沒有法庭糾紛。
休的律師與布裡取得了聯系，告知她，作為死者的女兒，她有權要求索賠。
不過布裡無意索賠。
辦理我這邊事務的律師告訴我，布裡稱休的錢是“被玷污”的。
或許如此，但我拿走我那份卻毫無歉意。
一部分是因為我沒有參與休的治療，更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也被玷污了，與其在窘困中被玷污，不如舒舒服服地被玷污。
我不知道喬治娅的那幾百萬下落何方，也無意查明。
知道太多并不好。
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
當我一周兩次的治療結束并付清賬單後，我離開了愛德華·布裡斯韋特的外層辦公室。
外頭是一個寬闊的鋪了地毯的大堂，排列着其他辦公室。
右轉就能回到大堂，出了大堂就是庫烏雷路。
但我沒有右轉，我向左轉了。
認識愛德華純屬巧合，我最初到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是為了其他目的。
我沿着走廊往下走，穿過芳香馥郁管理得當的花園，那花園就是這套設施的綠色心髒。
患者坐在這裡享受夏威夷的穩定陽光。
許多人穿戴整齊，有些隻穿着睡衣或睡袍，有幾個（我看是新來的）還穿着醫院的短袖無領病号服。
一些人在交談，有病友在聊天的，也有跟看不見的朋友在說話的。
其他人隻是坐着，直直地看着花草樹木，兩眼空洞，隻有那種被人喂藥喂到傻掉的眼神。
有兩三個病号有護工跟着，免得他們傷害自己或他人。
我經過的時候，工作人員通常喊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
他們現在跟我已經很熟了。
在這個露天門廊的另一頭是柯斯格洛夫堂，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三個住院部之一。
另外兩個是短期住院部，主要住的是藥物成瘾的病人，通常住院28天。
柯斯格洛夫堂是給那些需要長期治療方可康複的病人提供的，如果他們還能康複的話。
跟主樓的走廊一樣，柯斯格洛夫堂裡面的走廊也寬敞而且鋪有地毯。
跟主樓一樣，這裡也是涼爽宜人。
不同的是牆壁上沒有畫，也沒有背景音樂，因為這裡的一些患者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聲音，低聲說着髒話，或是給他們下達邪惡的指令。
在主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