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I 歸來/狼颌牧場/上帝醫治疾同閃電/在底特律失聰/棱鏡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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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2003年去世的，活得比他妻子和五個子女中的兩個都久。
克萊爾·莫頓·歐弗頓被她那分居的丈夫奪取生命時，還不到30歲。
我的母親和大哥都是在51歲去世的。
提問：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 回答：他媽的無處不在。
我回哈洛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鄉下的路大多已經鋪上，不僅僅是那條通往我家的路和9号公路。
我們以前去遊泳的地方現在正在建房屋，在離示羅教堂不到半英裡的地方開了一家大蘋果便利店。
不過小鎮在一些主要方面還保留着原樣。
我們的教堂仍然屹立在瑪拉·哈靈頓家那條路上（盡管她現在人已經不在了），家後院橡膠輪胎做的秋千還挂在那棵樹上。
特裡的孩子應該玩過那秋千，但是現在他們也長大不玩了；秋千繩也被歲月磨得破損老舊。
我來換條新繩子吧，我心想……不過換來幹嗎？換了給誰用？反正不是我的孩子，因為我并沒有孩子，而且這個地方也不再屬于我。
唯一停在車道上的是輛破舊的福特51。
它看上去就像原版“公路火箭”，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杜安·羅比肖在羅克堡公路賽上第一圈就把它給報廢了。
雖然後備廂上貼着德爾科電池的貼紙，用血一樣紅的油漆漆着數字19。
一隻烏鴉飛了下來，落在車篷上。
我想起父親曾教我們沖着烏鴉伸出拇指、食指和小指做惡魔手勢（沒什麼用，但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爸爸這麼說），我心想：不妙，這感覺不對勁兒。
阿康還沒到，這個我可以理解，因為夏威夷比科羅拉多遠多了，不過特裡上哪兒去了？他和他的太太安娜貝拉還在這兒住。
那鮑伊家呢？克萊奇家、帕克特家，還有德威特家呢？莫頓燃油公司的舊部呢？父親在那裡老去，但總不至于活得比誰都長吧。
我熄了火，從車裡走出來，車子已經不再是我從波特蘭的赫茲租車公司租來的那輛福特福克斯了，而是我父親和哥哥在我17歲生日時送的福特銀河66。
副駕座位上放着母親送我的那套精裝本的肯尼斯·羅伯茨小說《奧利弗·威爾》《阿倫德爾》和其餘幾本。
這是一個夢，我心想，是我做過的一個夢。
明白這一點卻并沒有給我帶來解脫，反而更加恐懼。
一隻烏鴉栖息在我曾住過的房子的屋頂上。
另一隻落在秋千系着的樹枝上，枝上樹皮全部脫落，仿佛伸出的白骨。
我不想走進去，因為我知道屋裡有什麼在等着我。
但我的腳還是拖着我身子往裡走。
我踏上了台階，盡管特裡曾經給我寄過翻修過後的走廊照片，那是八年還是十年前的事了，腳下那塊舊木闆——倒數第二級台階那塊，踩上去還是跟原來一樣暴躁地嘎吱作響。
他們在飯廳裡等着我。
并不是所有家人，隻是死去的那幾個。
母親形同幹屍，那年寒冷的2月，她在床上垂死的時候就一直那麼幹癟。
父親蒼白消瘦，跟他心髒病發作前不久，特裡給我寄的那張聖誕照片中的樣子差不多。
安迪胖得一塌糊塗——我那原本瘦瘦的哥哥中年發福，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他臉上高血壓導緻的紅暈已經褪去，換上了死人的蠟一樣的慘白。
克萊爾看上去最不成人形。
她瘋狂的前夫并不滿足于殺死她——“她膽敢離開我，我要将她碎屍萬段。
”她的前夫在自殺之前，沖着她的臉開了三槍，打最後兩槍時她已然倒在教室地闆上死去。
“安迪，”我問他，“你是怎麼回事？” “前列腺，”他說道，“我本該聽你勸的，我的好弟弟。
” 桌上是一個發黴的生日蛋糕。
我眼看着上面的霜糖拱起，破裂，一隻胡椒瓶一般大的黑螞蟻從裡面爬出來。
它爬到了我死去哥哥的胳膊上，又從肩膀爬到了他的臉上。
母親轉過頭來。
我能聽到她幹癟肌肉扭動發出嘎吱的聲響，就像是生鏽彈簧支着破舊廚房門的聲音。
“生日快樂，傑米！”她說道。
聲音幹澀，全無感情。
“生日快樂，兒子！”爸爸說。
“生日快樂，夥計！”安迪說。
克萊爾轉過身來看我，不過她臉上隻剩下血窟窿。
“别說話，”我心想，“如果你開口，我會發瘋的。
” 但是她還是開口了，聲音從那凝了血塊、一口碎牙的嘴裡發出來。
“别在那輛車的後座上搞大她的肚子。
” 母親就像口技演員的布偶一樣不停地點頭，那個腐敗已久的蛋糕裡繼續有巨蟻爬出來。
我想遮住眼睛，但手重得擡不起來。
他們綿軟地靠在我身側，我聽到背後門廊台階那塊闆子發出了暴躁的嘎吱聲。
而且不止一聲，是兩聲。
又來了兩個，而且我知道來的是誰。
“别，”我叫道，“别再來了。
求你們了，不要再來了。
” 就在這時帕特裡夏·雅各布斯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小跟班莫裡雙手箍住我的腿，剛過膝蓋的位置。
“出事兒了。
”帕齊在我耳邊說道。
她的頭發掠過我的臉頰，我知道是從她車禍中掀開的那塊頭皮上垂下來的頭發。
“出事兒了。
”莫裡表示同意，他還一邊還緊緊抱着我的腿。
接着他們開始合唱起來。
是生日歌的調子，不過歌詞全變了。
“出事兒出事兒……出事兒啦！出事兒出事兒……出事兒啦！出事兒出事兒，傑米呀，出事兒出事兒出事兒啦！” 就在這時我開始尖叫起來。
我是在去丹佛的火車上第一次做這個夢。
夢裡的尖叫嘶吼在現實中隻是喉嚨深處的悶哼——這對同車的乘客來說是件幸事。
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裡，這樣的夢我有過20多次。
每次都是懷着驚恐萬分的念頭驚醒：出事兒了。
那時候，安迪還活得好好的。
我開始不斷給他打電話，讓他去查前列腺。
一開始他隻是笑話我，後來開始不耐煩了，說咱爸現在還壯得像頭牛，起碼能再活20年。
“或許吧，”我跟他說，“不過咱媽早早就死于癌症，外婆也一樣。
” “提醒你一下，她倆都沒前列腺。
” “遺傳之神可不管這個，”我說道，“他們隻會把癌症往最熱門的地方送。
看在老天爺的分兒上，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不就是手指伸進後面嗎？10秒鐘就完事兒了。
隻要醫生沒有兩手抱住你的肩，你還擔心他奪走你的‘貞操’嗎？” “我到了50歲自會去檢查，”他說道，“醫生建議如此，我也打算如此，就此打住不要再說了。
傑米，我很高興你回到正軌，也很高興你在音樂上保住了一份算是個成年人該做的工作。
但這不代表你就有權幹涉我的生活。
我自有上帝看護。
” 50歲就為時已晚了，我心想。
等你50歲的時候，就已成定局了。
因為我還是愛我哥的（雖然在我看來，他長大後變成了一個挺招人煩的四處傳教的人），所以我采取迂回戰術，去找他妻子佛朗辛談了談。
對她我就能說出安迪不屑一顧的話——我有一個預感，并且是極其強烈的預感。
拜托你，佛朗辛，請你一定要讓我哥去查一下前列腺。
安迪最後妥協（“好讓你們倆閉嘴”）去做了PSA篩查。
就在他47歲生日後不久，嘴裡還不斷抱怨說檢查靠不住。
也許如此，但即便是對我哥這種滿嘴跑《聖經》又諱疾忌醫的人，檢驗結果依然無可争辯：PSA指标穩穩是個10。
接下來哥哥去了劉易斯頓找了泌尿科醫生，做了手術。
三年後醫生宣布他癌症痊愈。
又過了一年後——在他51歲那年——他在給草坪澆水時中風，救護車還沒趕到，他就先投入了耶稣的懷抱。
葬禮辦在紐約上州。
哈洛不再有追悼會了，我很慶幸。
我夢裡回家的次數太頻繁了，這是雅各布斯的戒毒療法造成的長期副作用。
我對此毫不懷疑。
2008年6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再一次從這個夢中醒來，我在床上又躺了10分鐘，身子才重新聽使喚。
呼吸終于平緩下來，也不再覺得隻要張嘴就會不斷重複那句“出事兒了”。
我提醒自己我戒了毒，而且神志清醒，這才是我人生中最關鍵的，正因如此我的人生才往好的方面發展。
我現在已不大做這個夢了，而且上一次醒來發現自己拿東西戳自己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次用的是塑料鍋鏟，零傷害）。
這跟外科手術留疤其實是一碼事兒，我這麼告訴自己，而且通常也能這樣說服自己。
隻有在我剛剛夢醒的瞬間，我能感覺有東西潛伏在夢境的背後，那是一種惡毒的東西，而且是一個女人。
這我當時就能确定。
不過等我洗完澡穿好衣服，夢就已經化作青煙。
很快它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的體驗我有過太多次了。
我在尼德蘭的博爾德峽谷大道有一套二樓的公寓。
到了2008年，我買得起房子了，但需要貸款，而這是我所不願意的。
對于一個單身漢來說，一套公寓就足夠了。
床是加大雙人床，就跟雅各布斯房車裡的一樣，這麼多年來我沒缺過床伴。
這些日子，女人是越來越少了，但我也料到了。
我很快就要52歲了，用不上幾年，再風流的登徒子都難免要變成糟老頭兒了。
此外，多攢點兒錢也好。
我絕非守财奴，但金錢對我來說也并非全不重要。
在展會旅舍醒來、貧病交加的記憶從未離我而去。
那個紅頭發鄉下女人把我那張刷爆的信用卡還給我時，她臉上的表情同樣讓我至今難忘。
再試試看，我跟她說。
“親愛的，”她回答我說，“看你這模樣我不用試都知道。
” 好啊，那你現在再看看我是什麼模樣，小妞兒，我一邊沿着馴鹿路開着我的豐田“4号跑步者”（4Runner）一邊想。
自從上次在塔爾薩見到查爾斯·雅各布斯後，我增重了差不多40磅。
不過對一個一米八五的人來說，190多磅看上去挺好。
好吧，我是有了點兒肚子，上次測膽固醇結果也令人擔憂，可是我那時候看上去十足是個達豪集中營的幸存者。
我是永遠沒法兒去卡内基音樂廳演出了，或者跟東大街樂隊同台，但我還在彈吉他，而且彈得不少，這是一份我喜歡而且擅長的工作。
如果有人連這都不滿足，那他就是在自尋煩惱了。
所以，傑米，你别去自尋煩惱。
如果你碰巧聽到佩吉·李唱那首萊貝爾和斯托勒作的憂傷名曲《就隻是這樣而已？》，那就趕緊換個台，聽聽搖滾吧。
沿着馴鹿路走了四英裡，正要爬坡上山的時候，我在一個寫着“狼颌牧場前方二英裡”的标志牌處轉了彎。
我在門衛處輸入密碼後，把車停進标志着“雇員和藝人”的專用停車場上。
唯一的停車場停滿的那次就是蕾哈娜來狼颌錄制EP（迷你專輯）的時候。
那天停在便道上的車更多，一直頂到大門。
那小姑娘的追随者還真不少。
“星燦佩甘”（真名希拉裡·卡茨）兩小時前估計已經給馬喂了食，但我還是去了趟雙排馬廄，給它們喂了點兒蘋果片和胡蘿蔔塊。
它們大多高大健美——我有時覺得它們就是長着四條腿的凱迪拉克高級轎車。
我最喜歡的那匹卻像是輛破舊的雪佛蘭。
巴特比，一頭長着斑紋的灰馬，沒有血統可言，我當年拿着一把吉他、一個旅行包，緊張兮兮地來到狼颌的時候，它就已經在這兒了，而且那時候它年齡就已經不小了。
它的大部分牙齒很多年前就像《藍色絨面鞋》一樣消失不見了，但它還是用僅存的牙齒嚼着蘋果片，下巴懶洋洋地左右磨。
它那雙溫馴的黑眼睛沒有離開過我的臉。
“好家夥，巴特，”我說邊說邊摸着它的口鼻，“我就喜歡好家夥。
” 它點點頭，仿佛明白我的意思。
“星燦佩甘”——好友稱她佩奇——在用圍裙兜着飼料喂雞。
她沒法兒揮手，于是朝我大喊一聲“嗨”，接着哼起《土豆泥時間》的頭兩句。
我跟着她一起哼起這首歌後兩句：這是最新的，這是最棒的，諸如此類。
佩甘以前是唱和聲的，在她的鼎盛時期，她的歌喉就像“指針姐妹”組合中的一個。
不過她抽煙像煙囪一樣兇，到了40歲時，她嗓子聽上去更像在伍德斯托克演出的喬·庫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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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爾·莫頓·歐弗頓被她那分居的丈夫奪取生命時，還不到30歲。
我的母親和大哥都是在51歲去世的。
提問：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 回答：他媽的無處不在。
我回哈洛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鄉下的路大多已經鋪上，不僅僅是那條通往我家的路和9号公路。
我們以前去遊泳的地方現在正在建房屋，在離示羅教堂不到半英裡的地方開了一家大蘋果便利店。
不過小鎮在一些主要方面還保留着原樣。
我們的教堂仍然屹立在瑪拉·哈靈頓家那條路上（盡管她現在人已經不在了），家後院橡膠輪胎做的秋千還挂在那棵樹上。
特裡的孩子應該玩過那秋千，但是現在他們也長大不玩了；秋千繩也被歲月磨得破損老舊。
我來換條新繩子吧，我心想……不過換來幹嗎？換了給誰用？反正不是我的孩子，因為我并沒有孩子，而且這個地方也不再屬于我。
唯一停在車道上的是輛破舊的福特51。
它看上去就像原版“公路火箭”，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杜安·羅比肖在羅克堡公路賽上第一圈就把它給報廢了。
雖然後備廂上貼着德爾科電池的貼紙，用血一樣紅的油漆漆着數字19。
一隻烏鴉飛了下來，落在車篷上。
我想起父親曾教我們沖着烏鴉伸出拇指、食指和小指做惡魔手勢（沒什麼用，但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爸爸這麼說），我心想：不妙，這感覺不對勁兒。
阿康還沒到，這個我可以理解，因為夏威夷比科羅拉多遠多了，不過特裡上哪兒去了？他和他的太太安娜貝拉還在這兒住。
那鮑伊家呢？克萊奇家、帕克特家，還有德威特家呢？莫頓燃油公司的舊部呢？父親在那裡老去，但總不至于活得比誰都長吧。
我熄了火，從車裡走出來，車子已經不再是我從波特蘭的赫茲租車公司租來的那輛福特福克斯了，而是我父親和哥哥在我17歲生日時送的福特銀河66。
副駕座位上放着母親送我的那套精裝本的肯尼斯·羅伯茨小說《奧利弗·威爾》《阿倫德爾》和其餘幾本。
這是一個夢，我心想，是我做過的一個夢。
明白這一點卻并沒有給我帶來解脫，反而更加恐懼。
一隻烏鴉栖息在我曾住過的房子的屋頂上。
另一隻落在秋千系着的樹枝上，枝上樹皮全部脫落，仿佛伸出的白骨。
我不想走進去，因為我知道屋裡有什麼在等着我。
但我的腳還是拖着我身子往裡走。
我踏上了台階，盡管特裡曾經給我寄過翻修過後的走廊照片，那是八年還是十年前的事了，腳下那塊舊木闆——倒數第二級台階那塊，踩上去還是跟原來一樣暴躁地嘎吱作響。
他們在飯廳裡等着我。
并不是所有家人，隻是死去的那幾個。
母親形同幹屍，那年寒冷的2月，她在床上垂死的時候就一直那麼幹癟。
父親蒼白消瘦，跟他心髒病發作前不久，特裡給我寄的那張聖誕照片中的樣子差不多。
安迪胖得一塌糊塗——我那原本瘦瘦的哥哥中年發福，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他臉上高血壓導緻的紅暈已經褪去，換上了死人的蠟一樣的慘白。
克萊爾看上去最不成人形。
她瘋狂的前夫并不滿足于殺死她——“她膽敢離開我，我要将她碎屍萬段。
”她的前夫在自殺之前，沖着她的臉開了三槍，打最後兩槍時她已然倒在教室地闆上死去。
“安迪，”我問他，“你是怎麼回事？” “前列腺，”他說道，“我本該聽你勸的，我的好弟弟。
” 桌上是一個發黴的生日蛋糕。
我眼看着上面的霜糖拱起，破裂，一隻胡椒瓶一般大的黑螞蟻從裡面爬出來。
它爬到了我死去哥哥的胳膊上，又從肩膀爬到了他的臉上。
母親轉過頭來。
我能聽到她幹癟肌肉扭動發出嘎吱的聲響，就像是生鏽彈簧支着破舊廚房門的聲音。
“生日快樂，傑米！”她說道。
聲音幹澀，全無感情。
“生日快樂，兒子！”爸爸說。
“生日快樂，夥計！”安迪說。
克萊爾轉過身來看我，不過她臉上隻剩下血窟窿。
“别說話，”我心想，“如果你開口，我會發瘋的。
” 但是她還是開口了，聲音從那凝了血塊、一口碎牙的嘴裡發出來。
“别在那輛車的後座上搞大她的肚子。
” 母親就像口技演員的布偶一樣不停地點頭，那個腐敗已久的蛋糕裡繼續有巨蟻爬出來。
我想遮住眼睛，但手重得擡不起來。
他們綿軟地靠在我身側，我聽到背後門廊台階那塊闆子發出了暴躁的嘎吱聲。
而且不止一聲，是兩聲。
又來了兩個，而且我知道來的是誰。
“别，”我叫道，“别再來了。
求你們了，不要再來了。
” 就在這時帕特裡夏·雅各布斯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小跟班莫裡雙手箍住我的腿，剛過膝蓋的位置。
“出事兒了。
”帕齊在我耳邊說道。
她的頭發掠過我的臉頰，我知道是從她車禍中掀開的那塊頭皮上垂下來的頭發。
“出事兒了。
”莫裡表示同意，他還一邊還緊緊抱着我的腿。
接着他們開始合唱起來。
是生日歌的調子，不過歌詞全變了。
“出事兒出事兒……出事兒啦！出事兒出事兒……出事兒啦！出事兒出事兒，傑米呀，出事兒出事兒出事兒啦！” 就在這時我開始尖叫起來。
我是在去丹佛的火車上第一次做這個夢。
夢裡的尖叫嘶吼在現實中隻是喉嚨深處的悶哼——這對同車的乘客來說是件幸事。
在接下來的20多年裡，這樣的夢我有過20多次。
每次都是懷着驚恐萬分的念頭驚醒：出事兒了。
那時候，安迪還活得好好的。
我開始不斷給他打電話，讓他去查前列腺。
一開始他隻是笑話我，後來開始不耐煩了，說咱爸現在還壯得像頭牛，起碼能再活20年。
“或許吧，”我跟他說，“不過咱媽早早就死于癌症，外婆也一樣。
” “提醒你一下，她倆都沒前列腺。
” “遺傳之神可不管這個，”我說道，“他們隻會把癌症往最熱門的地方送。
看在老天爺的分兒上，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不就是手指伸進後面嗎？10秒鐘就完事兒了。
隻要醫生沒有兩手抱住你的肩，你還擔心他奪走你的‘貞操’嗎？” “我到了50歲自會去檢查，”他說道，“醫生建議如此，我也打算如此，就此打住不要再說了。
傑米，我很高興你回到正軌，也很高興你在音樂上保住了一份算是個成年人該做的工作。
但這不代表你就有權幹涉我的生活。
我自有上帝看護。
” 50歲就為時已晚了，我心想。
等你50歲的時候，就已成定局了。
因為我還是愛我哥的（雖然在我看來，他長大後變成了一個挺招人煩的四處傳教的人），所以我采取迂回戰術，去找他妻子佛朗辛談了談。
對她我就能說出安迪不屑一顧的話——我有一個預感，并且是極其強烈的預感。
拜托你，佛朗辛，請你一定要讓我哥去查一下前列腺。
安迪最後妥協（“好讓你們倆閉嘴”）去做了PSA篩查。
就在他47歲生日後不久，嘴裡還不斷抱怨說檢查靠不住。
也許如此，但即便是對我哥這種滿嘴跑《聖經》又諱疾忌醫的人，檢驗結果依然無可争辯：PSA指标穩穩是個10。
接下來哥哥去了劉易斯頓找了泌尿科醫生，做了手術。
三年後醫生宣布他癌症痊愈。
又過了一年後——在他51歲那年——他在給草坪澆水時中風，救護車還沒趕到，他就先投入了耶稣的懷抱。
葬禮辦在紐約上州。
哈洛不再有追悼會了，我很慶幸。
我夢裡回家的次數太頻繁了，這是雅各布斯的戒毒療法造成的長期副作用。
我對此毫不懷疑。
2008年6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再一次從這個夢中醒來，我在床上又躺了10分鐘，身子才重新聽使喚。
呼吸終于平緩下來，也不再覺得隻要張嘴就會不斷重複那句“出事兒了”。
我提醒自己我戒了毒，而且神志清醒，這才是我人生中最關鍵的，正因如此我的人生才往好的方面發展。
我現在已不大做這個夢了，而且上一次醒來發現自己拿東西戳自己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次用的是塑料鍋鏟，零傷害）。
這跟外科手術留疤其實是一碼事兒，我這麼告訴自己，而且通常也能這樣說服自己。
隻有在我剛剛夢醒的瞬間，我能感覺有東西潛伏在夢境的背後，那是一種惡毒的東西，而且是一個女人。
這我當時就能确定。
不過等我洗完澡穿好衣服，夢就已經化作青煙。
很快它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的體驗我有過太多次了。
我在尼德蘭的博爾德峽谷大道有一套二樓的公寓。
到了2008年，我買得起房子了，但需要貸款，而這是我所不願意的。
對于一個單身漢來說，一套公寓就足夠了。
床是加大雙人床，就跟雅各布斯房車裡的一樣，這麼多年來我沒缺過床伴。
這些日子，女人是越來越少了，但我也料到了。
我很快就要52歲了，用不上幾年，再風流的登徒子都難免要變成糟老頭兒了。
此外，多攢點兒錢也好。
我絕非守财奴，但金錢對我來說也并非全不重要。
在展會旅舍醒來、貧病交加的記憶從未離我而去。
那個紅頭發鄉下女人把我那張刷爆的信用卡還給我時，她臉上的表情同樣讓我至今難忘。
再試試看，我跟她說。
“親愛的，”她回答我說，“看你這模樣我不用試都知道。
” 好啊，那你現在再看看我是什麼模樣，小妞兒，我一邊沿着馴鹿路開着我的豐田“4号跑步者”（4Runner）一邊想。
自從上次在塔爾薩見到查爾斯·雅各布斯後，我增重了差不多40磅。
不過對一個一米八五的人來說，190多磅看上去挺好。
好吧，我是有了點兒肚子，上次測膽固醇結果也令人擔憂，可是我那時候看上去十足是個達豪集中營的幸存者。
我是永遠沒法兒去卡内基音樂廳演出了，或者跟東大街樂隊同台，但我還在彈吉他，而且彈得不少，這是一份我喜歡而且擅長的工作。
如果有人連這都不滿足，那他就是在自尋煩惱了。
所以，傑米，你别去自尋煩惱。
如果你碰巧聽到佩吉·李唱那首萊貝爾和斯托勒作的憂傷名曲《就隻是這樣而已？》，那就趕緊換個台，聽聽搖滾吧。
沿着馴鹿路走了四英裡，正要爬坡上山的時候，我在一個寫着“狼颌牧場前方二英裡”的标志牌處轉了彎。
我在門衛處輸入密碼後，把車停進标志着“雇員和藝人”的專用停車場上。
唯一的停車場停滿的那次就是蕾哈娜來狼颌錄制EP（迷你專輯）的時候。
那天停在便道上的車更多，一直頂到大門。
那小姑娘的追随者還真不少。
“星燦佩甘”（真名希拉裡·卡茨）兩小時前估計已經給馬喂了食，但我還是去了趟雙排馬廄，給它們喂了點兒蘋果片和胡蘿蔔塊。
它們大多高大健美——我有時覺得它們就是長着四條腿的凱迪拉克高級轎車。
我最喜歡的那匹卻像是輛破舊的雪佛蘭。
巴特比，一頭長着斑紋的灰馬，沒有血統可言，我當年拿着一把吉他、一個旅行包，緊張兮兮地來到狼颌的時候，它就已經在這兒了，而且那時候它年齡就已經不小了。
它的大部分牙齒很多年前就像《藍色絨面鞋》一樣消失不見了，但它還是用僅存的牙齒嚼着蘋果片，下巴懶洋洋地左右磨。
它那雙溫馴的黑眼睛沒有離開過我的臉。
“好家夥，巴特，”我說邊說邊摸着它的口鼻，“我就喜歡好家夥。
” 它點點頭，仿佛明白我的意思。
“星燦佩甘”——好友稱她佩奇——在用圍裙兜着飼料喂雞。
她沒法兒揮手，于是朝我大喊一聲“嗨”，接着哼起《土豆泥時間》的頭兩句。
我跟着她一起哼起這首歌後兩句：這是最新的，這是最棒的，諸如此類。
佩甘以前是唱和聲的，在她的鼎盛時期，她的歌喉就像“指針姐妹”組合中的一個。
不過她抽煙像煙囪一樣兇，到了40歲時，她嗓子聽上去更像在伍德斯托克演出的喬·庫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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