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三年/康拉德的嗓子/一個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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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牧師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那次上台布道。
在互聯網上一下就能查到，因為我有個“記憶地标”：那是感恩節前的星期天。
一周後他就從我們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且是獨自離去。
帕齊和莫裡——青少年團契的孩子們都管他叫“小跟班”莫裡——那時已經不在了。
那輛自動擋老爺車也不在了。
從初次見到太平湖到駭人的布道之間的那三年，我印象出奇地清晰，不過下筆之前，我也以為自己記得甚少。
畢竟說回來，有多少人能記得自己六歲到九歲之間發生的任何大事小情呢？寫作這件事既美妙又可怕，它可以打開之前被蓋住的記憶深井。
我覺得我簡直可以把原先想寫的放在一邊，光是那些年和那個世界就足夠我寫滿一本書，而且是一本不小的書，那個世界跟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太不一樣了。
我能記起我的母親穿着睡裙站在熨衣闆前，在清晨的陽光下明豔不可方物。
我能記起我那件松松垮垮的泳衣，不起眼的橄榄綠，還有在哈利家的池塘裡跟哥哥們一起遊泳。
我們老說那黏糊糊的池底全是牛糞，不過其實隻是泥巴（很可能隻是泥巴）。
我能記起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在那所隻有一間教室的西哈洛學校中度過，穿着冬裝坐在“識字角”，努力讓那傻兮兮的迪基·奧斯古德學會拼寫“長頸鹿”這個詞。
我甚至還記得他說：“為、為、為什麼要我學、學、學寫我永遠不可能見到的東西？” 我能記起那一條條的土路像蜘蛛網一樣在我們的鎮上交錯縱橫，記得在嚴寒4月天的課間時分在操場上打彈珠，記得我躺在床上，禱告完畢等待入睡時，風在松林間發出的聲響。
我能記起我的父親手持扳手從車庫走出來，那頂“莫頓燃油”帽子在前額上壓得很低，血從他滿是油污的指關節滲出來。
我能記起看肯·麥肯齊在《強力90秀》上介紹大力水手蔔派，記得克萊爾和她的朋友下午在家的時候，霸占我的電視去看《美國舞台》，想看那些女生都穿什麼。
我記得落日就像父親指關節上的血那麼紅，現在一想起就不寒而栗。
我能記起上千件往事，大多都是好事，但我坐在電腦前不是為了帶着浪漫的情懷緬懷過去的。
選擇性記憶是老年人的主要缺點之一，我沒有這個時間。
記得的也并不都是好事。
我們住在鄉下，那時候鄉村條件是很苦的。
我估計現在依然如此。
我的朋友阿爾·諾爾斯的左手卡進了他爸的土豆篩選器裡，他爸還沒來得及把那倔強又危險的東西關掉，他就已經沒了三根手指。
我那天就在場，還記得傳送帶是怎麼變紅的，也記得阿爾叫得有多慘烈。
我爸（還有他那忠實又沒腦子的助手特裡）把“公路火箭”修好了——天哪，引擎運轉起來發出的轟響真是帥呆了！他把車子交給杜安·羅比肖，車身剛剛刷好漆，還在一側飾上了醒目的數字19，要在羅克堡賽道上比賽。
在第一輪正式賽的第一圈，這個白癡就翻了車，車子直接報廢。
杜安下車毫發無損。
“那個傻帽兒油門踏闆卡住了。
”他邊說邊龇牙傻笑，我爸說，唯一的傻帽兒就是方向盤後面那個。
“吃教訓了吧，看你還敢不敢把貴重東西托付給姓羅比肖的。
”媽媽說道，爸爸雙手插進褲兜，一直用力往裡揣，連内褲邊都露出來了，大概是為了确保拳頭别從褲兜裡出來，打到不該打的地方。
萊尼·麥金托什，郵遞員的兒子，彎下腰去看他擱進空菠蘿罐頭盒裡的櫻桃爆竹為什麼沒爆響，結果失去了一隻眼睛。
我哥哥康拉德失聲了。
所以說，不，過去的不都是好事。
雅各布斯牧師上講道台的第一個星期六，到場的人數非常可觀，人數比那胖乎乎、白頭發的善心老頭兒拉圖雷先生開教堂的所有年份加起來都多。
拉圖雷先生雖然用心良苦，但布道卻不知所雲，一到母親節必定雙眼含淚，他管母親節叫母親禮拜天（這些細節都是我媽媽許多年後告訴我的——我壓根兒記不得拉圖雷先生了）。
原定有20個信衆要來，結果這個數字輕輕松松增長了4倍，我還記得在《三一頌》中他們的聲音何其激昂：贊美上主，萬福之本，天下萬民，天上萬軍。
聽得我直起雞皮疙瘩。
雅各布斯太太在腳踏風琴上也絕無懈怠，她的一頭金發用一條樸素的黑色緞帶束在後面，光線穿過教堂唯一一扇琉璃窗，打在她的秀發上，閃耀出萬般色彩。
全家禮拜完了往家走，我們留到禮拜日才穿的好鞋子踢着地上的塵土，我剛好緊随爸媽身後，聽到媽媽對新牧師表示贊許。
她同時也如釋重負。
“我還以為他這麼年輕，肯定會跟我們大講公民權利，廢止征兵一類的東西，”她說道，“相反，他給我上了基于《聖經》的一堂好課。
我猜大家會再來的，你說是不？” “會再來幾次吧。
”爸爸說。
她說：“噢，你個燃油大亨，還是個調侃大師。
”然後嬌嗔地打他的胳膊。
事實證明，他們各對了一半兒。
我們教會的出席率從未跌回到拉圖雷先生當時的水平——他那時到了冬季就不足12個人（在那透風教堂裡圍坐在柴爐子前取暖）——但人數還是緩緩下降到60，然後50，最後到了40多，就在那附近上下徘徊，就像6月天裡的晴雨表。
沒有人把人數縮減歸咎于雅各布斯先生的講道，他的講道清楚、動聽，不脫離《聖經》（從來不提什麼原子彈或是自由大遊行一類讓人不安的事情）；隻是大家慢慢遊離了而已。
“現如今上帝對大家來說沒那麼重要了，”在一次出席率尤其糟糕的禮拜後，媽媽這樣說道，“他們遲早會為此感到後悔。
” 那三年裡，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也有了适度的複興。
在拉圖雷時代，周四晚上很少有超過12個孩子的，而且其中還必有四個姓莫頓：克萊爾、安迪、阿康和特裡。
在拉圖雷時代，我年紀太小不得參加，就因為這個安迪有時候用拳頭揉我的腦袋，管我叫“幸運小鴨”。
有一次我問特裡那時候的團契是什麼樣子，他百無聊賴地聳聳肩，“我們唱唱歌，查查經，然後承諾絕不吸煙喝酒。
然後他叫我們愛自己的母親，說什麼天主教徒都得下地獄，因為他們搞偶像崇拜，猶太人貪财。
還說如果有朋友講黃色笑話，要想象耶稣就在旁邊聽着。
” 不過在新人領導下，6歲到17歲小孩兒的出勤數暴漲到三十五六個，以至于需要為教堂地下室加購折疊椅。
這不是因為有雅各布斯牧師的機械耶稣橫跨太平湖；那股新鮮勁兒很快就消退了，連我也一樣。
我覺得跟他挂在牆上的《聖地》也沒什麼關系。
主要是他的青春和激情。
除了布道還有遊戲和戶外活動，因為正如他頻繁指出的，耶稣的大多數傳道都在戶外進行，也是表明基督教不止于教堂之内。
查經活動依然存在，不過我們是在玩搶座位遊戲中進行的，常常是有人摔倒地上時還在找《申命記》第14章第9節或《提摩太後書》第2章第12節，挺搞笑的。
然後就是打棒球或壘球用的球壘，這是阿康和安迪以前幫他布置的。
在某些星期四裡，男生打棒球，女生來為男生打氣；隔周的周四，女生打壘球，男生（暗暗希望有些女生會忘記晚上要打球結果穿了裙子）來為她們加油。
雅各布斯牧師對電的個人興趣總能在他周四晚的“青少年講座”中占一席之地。
我記得有天下午，他給我們家打電話，讓安迪周四晚上穿一件毛衣來。
大家集合後，他把安迪叫到房間前面來，說他想給大家示範一下罪孽的負擔。
“安迪，雖然我确信你算不得什麼罪人……”他補充說。
我哥哥緊張地微笑一下，沒說什麼。
“也不是要吓唬你們這些孩子，”他說，“有些牧師信這套，但我不信。
隻是想讓你們了解一下。
”（後來我才知道，大家都喜歡先說這種話，然後把你吓得屁滾尿流。
） 他吹大了幾個氣球，讓我們想象每個球大概20磅重。
他托起第一個氣球，說：“這個是謊言。
”他把氣球在襯衫上快速擦了幾下，然後把球抵在安迪的毛衣上，球居然就像上了膠水一樣粘在上面。
“這個是偷竊。
”他又粘了一個氣球到安迪的毛衣上。
“這個是憤怒。
” 我不太肯定，不過他好像往安迪那件家裡縫的馴鹿圖案的毛衣上一共粘了七個氣球，七宗罪一宗一個。
“加起來就超過100磅了，”他說，“這可是沉重的負擔啊
在互聯網上一下就能查到，因為我有個“記憶地标”：那是感恩節前的星期天。
一周後他就從我們的生命中消失了，而且是獨自離去。
帕齊和莫裡——青少年團契的孩子們都管他叫“小跟班”莫裡——那時已經不在了。
那輛自動擋老爺車也不在了。
從初次見到太平湖到駭人的布道之間的那三年，我印象出奇地清晰，不過下筆之前，我也以為自己記得甚少。
畢竟說回來，有多少人能記得自己六歲到九歲之間發生的任何大事小情呢？寫作這件事既美妙又可怕，它可以打開之前被蓋住的記憶深井。
我覺得我簡直可以把原先想寫的放在一邊，光是那些年和那個世界就足夠我寫滿一本書，而且是一本不小的書，那個世界跟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太不一樣了。
我能記起我的母親穿着睡裙站在熨衣闆前，在清晨的陽光下明豔不可方物。
我能記起我那件松松垮垮的泳衣，不起眼的橄榄綠，還有在哈利家的池塘裡跟哥哥們一起遊泳。
我們老說那黏糊糊的池底全是牛糞，不過其實隻是泥巴（很可能隻是泥巴）。
我能記起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在那所隻有一間教室的西哈洛學校中度過，穿着冬裝坐在“識字角”，努力讓那傻兮兮的迪基·奧斯古德學會拼寫“長頸鹿”這個詞。
我甚至還記得他說：“為、為、為什麼要我學、學、學寫我永遠不可能見到的東西？” 我能記起那一條條的土路像蜘蛛網一樣在我們的鎮上交錯縱橫，記得在嚴寒4月天的課間時分在操場上打彈珠，記得我躺在床上，禱告完畢等待入睡時，風在松林間發出的聲響。
我能記起我的父親手持扳手從車庫走出來，那頂“莫頓燃油”帽子在前額上壓得很低，血從他滿是油污的指關節滲出來。
我能記起看肯·麥肯齊在《強力90秀》上介紹大力水手蔔派，記得克萊爾和她的朋友下午在家的時候，霸占我的電視去看《美國舞台》，想看那些女生都穿什麼。
我記得落日就像父親指關節上的血那麼紅，現在一想起就不寒而栗。
我能記起上千件往事，大多都是好事，但我坐在電腦前不是為了帶着浪漫的情懷緬懷過去的。
選擇性記憶是老年人的主要缺點之一，我沒有這個時間。
記得的也并不都是好事。
我們住在鄉下，那時候鄉村條件是很苦的。
我估計現在依然如此。
我的朋友阿爾·諾爾斯的左手卡進了他爸的土豆篩選器裡，他爸還沒來得及把那倔強又危險的東西關掉，他就已經沒了三根手指。
我那天就在場，還記得傳送帶是怎麼變紅的，也記得阿爾叫得有多慘烈。
我爸（還有他那忠實又沒腦子的助手特裡）把“公路火箭”修好了——天哪，引擎運轉起來發出的轟響真是帥呆了！他把車子交給杜安·羅比肖，車身剛剛刷好漆，還在一側飾上了醒目的數字19，要在羅克堡賽道上比賽。
在第一輪正式賽的第一圈，這個白癡就翻了車，車子直接報廢。
杜安下車毫發無損。
“那個傻帽兒油門踏闆卡住了。
”他邊說邊龇牙傻笑，我爸說，唯一的傻帽兒就是方向盤後面那個。
“吃教訓了吧，看你還敢不敢把貴重東西托付給姓羅比肖的。
”媽媽說道，爸爸雙手插進褲兜，一直用力往裡揣，連内褲邊都露出來了，大概是為了确保拳頭别從褲兜裡出來，打到不該打的地方。
萊尼·麥金托什，郵遞員的兒子，彎下腰去看他擱進空菠蘿罐頭盒裡的櫻桃爆竹為什麼沒爆響，結果失去了一隻眼睛。
我哥哥康拉德失聲了。
所以說，不，過去的不都是好事。
雅各布斯牧師上講道台的第一個星期六，到場的人數非常可觀，人數比那胖乎乎、白頭發的善心老頭兒拉圖雷先生開教堂的所有年份加起來都多。
拉圖雷先生雖然用心良苦，但布道卻不知所雲，一到母親節必定雙眼含淚，他管母親節叫母親禮拜天（這些細節都是我媽媽許多年後告訴我的——我壓根兒記不得拉圖雷先生了）。
原定有20個信衆要來，結果這個數字輕輕松松增長了4倍，我還記得在《三一頌》中他們的聲音何其激昂：贊美上主，萬福之本，天下萬民，天上萬軍。
聽得我直起雞皮疙瘩。
雅各布斯太太在腳踏風琴上也絕無懈怠，她的一頭金發用一條樸素的黑色緞帶束在後面，光線穿過教堂唯一一扇琉璃窗，打在她的秀發上，閃耀出萬般色彩。
全家禮拜完了往家走，我們留到禮拜日才穿的好鞋子踢着地上的塵土，我剛好緊随爸媽身後，聽到媽媽對新牧師表示贊許。
她同時也如釋重負。
“我還以為他這麼年輕，肯定會跟我們大講公民權利，廢止征兵一類的東西，”她說道，“相反，他給我上了基于《聖經》的一堂好課。
我猜大家會再來的，你說是不？” “會再來幾次吧。
”爸爸說。
她說：“噢，你個燃油大亨，還是個調侃大師。
”然後嬌嗔地打他的胳膊。
事實證明，他們各對了一半兒。
我們教會的出席率從未跌回到拉圖雷先生當時的水平——他那時到了冬季就不足12個人（在那透風教堂裡圍坐在柴爐子前取暖）——但人數還是緩緩下降到60，然後50，最後到了40多，就在那附近上下徘徊，就像6月天裡的晴雨表。
沒有人把人數縮減歸咎于雅各布斯先生的講道，他的講道清楚、動聽，不脫離《聖經》（從來不提什麼原子彈或是自由大遊行一類讓人不安的事情）；隻是大家慢慢遊離了而已。
“現如今上帝對大家來說沒那麼重要了，”在一次出席率尤其糟糕的禮拜後，媽媽這樣說道，“他們遲早會為此感到後悔。
” 那三年裡，衛理公會青少年團契也有了适度的複興。
在拉圖雷時代，周四晚上很少有超過12個孩子的，而且其中還必有四個姓莫頓：克萊爾、安迪、阿康和特裡。
在拉圖雷時代，我年紀太小不得參加，就因為這個安迪有時候用拳頭揉我的腦袋，管我叫“幸運小鴨”。
有一次我問特裡那時候的團契是什麼樣子，他百無聊賴地聳聳肩，“我們唱唱歌，查查經，然後承諾絕不吸煙喝酒。
然後他叫我們愛自己的母親，說什麼天主教徒都得下地獄，因為他們搞偶像崇拜，猶太人貪财。
還說如果有朋友講黃色笑話，要想象耶稣就在旁邊聽着。
” 不過在新人領導下，6歲到17歲小孩兒的出勤數暴漲到三十五六個，以至于需要為教堂地下室加購折疊椅。
這不是因為有雅各布斯牧師的機械耶稣橫跨太平湖；那股新鮮勁兒很快就消退了，連我也一樣。
我覺得跟他挂在牆上的《聖地》也沒什麼關系。
主要是他的青春和激情。
除了布道還有遊戲和戶外活動，因為正如他頻繁指出的，耶稣的大多數傳道都在戶外進行，也是表明基督教不止于教堂之内。
查經活動依然存在，不過我們是在玩搶座位遊戲中進行的，常常是有人摔倒地上時還在找《申命記》第14章第9節或《提摩太後書》第2章第12節，挺搞笑的。
然後就是打棒球或壘球用的球壘，這是阿康和安迪以前幫他布置的。
在某些星期四裡，男生打棒球，女生來為男生打氣；隔周的周四，女生打壘球，男生（暗暗希望有些女生會忘記晚上要打球結果穿了裙子）來為她們加油。
雅各布斯牧師對電的個人興趣總能在他周四晚的“青少年講座”中占一席之地。
我記得有天下午，他給我們家打電話，讓安迪周四晚上穿一件毛衣來。
大家集合後，他把安迪叫到房間前面來，說他想給大家示範一下罪孽的負擔。
“安迪，雖然我确信你算不得什麼罪人……”他補充說。
我哥哥緊張地微笑一下，沒說什麼。
“也不是要吓唬你們這些孩子，”他說，“有些牧師信這套，但我不信。
隻是想讓你們了解一下。
”（後來我才知道，大家都喜歡先說這種話，然後把你吓得屁滾尿流。
） 他吹大了幾個氣球，讓我們想象每個球大概20磅重。
他托起第一個氣球，說：“這個是謊言。
”他把氣球在襯衫上快速擦了幾下，然後把球抵在安迪的毛衣上，球居然就像上了膠水一樣粘在上面。
“這個是偷竊。
”他又粘了一個氣球到安迪的毛衣上。
“這個是憤怒。
” 我不太肯定，不過他好像往安迪那件家裡縫的馴鹿圖案的毛衣上一共粘了七個氣球，七宗罪一宗一個。
“加起來就超過100磅了，”他說，“這可是沉重的負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