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懷念河合隼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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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稱呼别人“某某先生”，唯獨對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覺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常常覺得不可思議。
到了現在，仍舊會自然地稱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這個活生生的人，與“河合先生”這個具有社會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離開來，區别使用。
我與河合先生曾經多次見面，親切地聊過天，可對我來說，河合隼雄始終如一，就是“河合先生”，這種姿态從未改變過。
興許他一旦回到家裡，三下兩下便将社會使命脫下來扔掉，仍舊變成那個名叫河合隼雄、街頭巷尾随處可見的大叔。
隻是我感覺，我與河合先生見面時，不管私底下關系何等親密，彼此卻從未脫去“小說家”和“心理治療師”的戲裝。
這倒不是生分見外，恐怕隻是彼此的處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會使命。
在某種意義上，其中始終有種類似職業性的緊張感。
不過那說起來倒是一種神清氣爽的緊張，是内容充實的緊張。
所以，我打算仍舊維持那種心曠神怡的緊張感，繼續稱河合隼雄為“河合先生”。
雖然我對随處可見的大叔河合桑也頗感興趣，不過姑且這樣吧。
我第一次見到河合先生，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時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研究員，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到他來的前一個學期，兩人恰好失之交臂。
我那時已前往波士頓近郊的塔夫茨大學，在那裡教日本文學課。
因為在普林斯頓待過兩年半，結交了許多好朋友，所以時不時開車去普林斯頓，就是在那裡有了與河合先生相遇的機會。
隻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麼樣的人物，我那時還不太了解。
以前我幾乎對心理療法、精神分析這類東西毫無興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沒讀過。
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絲，好像在熱心地讀先生寫的書，但我們夫妻兩人的書櫥泾渭分明地一分為二，就仿佛從前的東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來。
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讀河合先生的書。
不過，她極力遊說我：“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但這個人你應該去見一見，肯定會有好事的。
”于是我也覺得“既然如此的話”，便決定去拜訪他。
她之所以說“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我猜大概是覺得小說家和創作者這類人盡量不去讀分析類的書為好。
我也基本贊成這個意見，因此（這話不宜外傳）幾乎沒有讀過河合先生的書，隻讀過先生寫的一部榮格評傳。
順便一提，卡爾·榮格的著作，我連一部都沒有好好讀過呢。
我想，小說家的職責隻有一個，就是向公衆提供盡可能優秀的文本。
文本這東西是一個“總體”，用英語來說就是whole。
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職責說到底就是作為整個文本發揮作用。
而文本的職責，便在于讓每一位讀者來咀嚼。
讀者有權随心所欲地處理它、咀嚼它。
如果它在傳遞到讀者手中前就被作者處理過、咀嚼過，那麼文本的意義與有效性将大大受損。
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終遠離榮格、遠離河合先生的著作。
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我發現感覺上有“距離過近”之處，才疏而遠之。
對小說家來說，沒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時宜的事了。
總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第一次見到了河合先生。
兩人交談了大約三十分鐘，初次見面的印象是“好一個寡言而陰沉的人”。
最令我吃驚的是他的眼睛。
該說是兩眼發直吧，總覺得有些黯然無神、深不見底。
這個說法也許不好，但我感到那絕非尋常人的眼睛。
似乎頗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個小說家，觀察人是我的工作。
仔細觀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斷，一直留到必須要判斷的時候再說。
所以這次也一樣，我沒有對河合先生這個人作任何判斷，僅僅将那雙眼睛的奇妙模樣作為一條信息留存在記憶裡。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幾乎沒有主動開口，隻是靜靜聽我一個人說，也會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處思索着什麼。
我也不是個話多的人，因此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時間，他對此也是一副不以為意的模樣。
總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異的面談，或者說會面。
這件事我記憶猶新。
尤其記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異的眼光，真是難以忘懷。
不過到了第二天，再次見面時，一切都改變了。
河合先生突然變得很快活，眉飛色舞，連珠炮似的說着笑話，表情也陡然變得明朗起來。
那雙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見底。
幾乎令人目瞪口呆：僅僅一夜，一個人就能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嗎？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這個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動狀态。
”大約是抹殺自己，或者說讓自己接近于無，試圖将對方的“存在狀态”自然地——比如說作為文本——原封不動吸噬進去。
明白這一點，是因為我也時不時做這樣的事情。
盡力屏息凝神，将對方的模樣原原本本地接受下來，尤其在做采訪時更是如此。
這種時候集中心力聆聽對方發言，抹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常常覺得不可思議。
到了現在，仍舊會自然地稱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這個活生生的人，與“河合先生”這個具有社會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離開來，區别使用。
我與河合先生曾經多次見面，親切地聊過天，可對我來說，河合隼雄始終如一，就是“河合先生”，這種姿态從未改變過。
興許他一旦回到家裡，三下兩下便将社會使命脫下來扔掉，仍舊變成那個名叫河合隼雄、街頭巷尾随處可見的大叔。
隻是我感覺，我與河合先生見面時，不管私底下關系何等親密，彼此卻從未脫去“小說家”和“心理治療師”的戲裝。
這倒不是生分見外，恐怕隻是彼此的處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會使命。
在某種意義上，其中始終有種類似職業性的緊張感。
不過那說起來倒是一種神清氣爽的緊張，是内容充實的緊張。
所以，我打算仍舊維持那種心曠神怡的緊張感，繼續稱河合隼雄為“河合先生”。
雖然我對随處可見的大叔河合桑也頗感興趣，不過姑且這樣吧。
我第一次見到河合先生，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時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研究員，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到他來的前一個學期，兩人恰好失之交臂。
我那時已前往波士頓近郊的塔夫茨大學，在那裡教日本文學課。
因為在普林斯頓待過兩年半，結交了許多好朋友，所以時不時開車去普林斯頓，就是在那裡有了與河合先生相遇的機會。
隻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麼樣的人物，我那時還不太了解。
以前我幾乎對心理療法、精神分析這類東西毫無興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沒讀過。
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絲，好像在熱心地讀先生寫的書，但我們夫妻兩人的書櫥泾渭分明地一分為二，就仿佛從前的東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來。
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讀河合先生的書。
不過，她極力遊說我：“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但這個人你應該去見一見，肯定會有好事的。
”于是我也覺得“既然如此的話”，便決定去拜訪他。
她之所以說“他的書不是非讀不可”，我猜大概是覺得小說家和創作者這類人盡量不去讀分析類的書為好。
我也基本贊成這個意見，因此（這話不宜外傳）幾乎沒有讀過河合先生的書，隻讀過先生寫的一部榮格評傳。
順便一提，卡爾·榮格的著作，我連一部都沒有好好讀過呢。
我想，小說家的職責隻有一個，就是向公衆提供盡可能優秀的文本。
文本這東西是一個“總體”，用英語來說就是whole。
它好比是黑匣子，其職責說到底就是作為整個文本發揮作用。
而文本的職責，便在于讓每一位讀者來咀嚼。
讀者有權随心所欲地處理它、咀嚼它。
如果它在傳遞到讀者手中前就被作者處理過、咀嚼過，那麼文本的意義與有效性将大大受損。
大概正因如此，我才有意始終遠離榮格、遠離河合先生的著作。
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我發現感覺上有“距離過近”之處，才疏而遠之。
對小說家來說，沒有比自己分析自己更不合時宜的事了。
總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第一次見到了河合先生。
兩人交談了大約三十分鐘，初次見面的印象是“好一個寡言而陰沉的人”。
最令我吃驚的是他的眼睛。
該說是兩眼發直吧，總覺得有些黯然無神、深不見底。
這個說法也許不好，但我感到那絕非尋常人的眼睛。
似乎頗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個小說家，觀察人是我的工作。
仔細觀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斷，一直留到必須要判斷的時候再說。
所以這次也一樣，我沒有對河合先生這個人作任何判斷，僅僅将那雙眼睛的奇妙模樣作為一條信息留存在記憶裡。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幾乎沒有主動開口，隻是靜靜聽我一個人說，也會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處思索着什麼。
我也不是個話多的人，因此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時間，他對此也是一副不以為意的模樣。
總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異的面談，或者說會面。
這件事我記憶猶新。
尤其記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異的眼光，真是難以忘懷。
不過到了第二天，再次見面時，一切都改變了。
河合先生突然變得很快活，眉飛色舞，連珠炮似的說着笑話，表情也陡然變得明朗起來。
那雙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見底。
幾乎令人目瞪口呆：僅僅一夜，一個人就能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嗎？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這個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動狀态。
”大約是抹殺自己，或者說讓自己接近于無，試圖将對方的“存在狀态”自然地——比如說作為文本——原封不動吸噬進去。
明白這一點，是因為我也時不時做這樣的事情。
盡力屏息凝神，将對方的模樣原原本本地接受下來，尤其在做采訪時更是如此。
這種時候集中心力聆聽對方發言，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