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懷念河合隼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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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自己心中意識流般的東西。
做不到這樣的切換，就不可能一絲不苟地聽别人講話。
我在幾年後撰寫《地下》這本關于地鐵沙林事件的書時，就持續了整整一年這樣的工作，那時肅然想到：“咦，這豈不是與河合先生當年所做的一樣嗎？”在這層意義上，河合先生的工作與我們所做的工作說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見面時，河合先生積極回應我的話，對我的提問也有問必答，交談十分有趣。
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換成了“交流”。
從那以後，我們就平平常常地見面閑聊，海闊天空無話不談。
這大概說明我基本達到了河合先生的“基準”（好像有點恬不知恥）。
我自以為是地這樣理解。
自此以後，河合先生會時不時地聯系我：“怎麼樣，一起吃個飯？”于是我便接受邀約，今天這裡明天那裡地相談甚歡。
每次交談總是和和氣氣、十分愉快，當然，我從中獲益匪淺。
至于都說過些什麼，具體内容幾乎記不起來了。
要是留下些記錄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歡，左耳進右耳出、邊說邊忘，沒辦法啊。
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都是先生總不離口的那幾個令人無語的俏皮段子，比如像這樣的東西： 我擔任“二十一世紀日本的構想”座談會主席的時候，還是小淵總理的時代，前去出席過一次所謂的内閣會議。
那一次，大概是有什麼事吧，小淵先生遲到了。
其他内閣成員都到齊了，正在房間裡等着呢。
“對不起，我遲到了，抱歉抱歉。
”隻見他一面口中客氣地道着歉，一面走進來。
哎呀，做總理大臣的可真是偉人哪！我打心底佩服。
他是用英語道着歉走進來的，嘴裡念念有詞：I’msorry,?I’msorry。
[日語中，“總理”一詞與英語單詞“sorry”發音相似。
] 說起來有點那個，不過就類似這樣，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還真是挺無聊的。
就是所謂“貶義上的大叔笑話”。
但我覺得，那原本就是要多無聊就有多無聊的東西，不然就沒有了意義。
我想那對于河合先生來說，恐怕就像“除魔”的行為。
河合先生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很多情況下，得随着咨詢者一起下降到靈魂黑暗的深處。
這往往是伴随着危險的工作，弄不好就會迷失歸途，一去不返，說不定從此便沉淪在深深的黑暗中。
日複一日，他堅持着這種費力的本職工作。
為了擺脫這種地方像線頭一般緊緊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惡的氣息，就不得不滿口說些無聊又沒有意義的俏皮段子。
每當我聽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會生出這樣的感觸。
或許我過于與人為善了。
順帶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
算起來也堅持跑了大約三十年了，我覺得自己是通過每天出門跑步，把因為寫小說而糾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擺脫幹淨的。
我心下暗想：比起松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碼還不至于讓周圍的人感到無力，豈不是為害較少嗎？ 剛才說過，我們雖然見面交談，但說了些什麼幾乎都沒記住。
說實話，我現在覺得那可能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
因為最重要的與其說是談話的内容，不如說是我們在那裡共同分享了某些東西，是這種“物理性的真實感”。
我們分享了什麼？以一句話來說，我想應該是故事這個概念。
故事就是存在于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也是理應存在于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
正因為它存在于靈魂的最深處，才能在根本上将人與人串聯起來。
我通過寫小說，會日常性地下到那個地方去。
河合先生則是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裡，或者說不得不去。
我有一種感覺，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臨床性地”相互理解。
盡管沒有特意說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憑借氣味了然于心一般。
當然，這可能隻是我一個人想入非非。
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過某種與之相近的共鳴。
能讓我産生共鳴的對象，至那時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個人也沒有，說實話，現在仍舊是一個人也沒有。
近年來，“故事”一詞常常被人說起，然而當年我說出“故事”這個詞的時候，能将它毫厘不差地以正确的形态——我認定的形态——實實在在地予以綜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無他人了。
而至關重要的事就在于，傳出去的球是否被對方用雙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無遺漏地得到理解，無須說明、無須理論，會清晰明确地反饋回來。
這樣一種感受，對我來說是無與倫比的樂事，它會成為至高的鼓勵，讓我切實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絕對沒有錯。
下面的話說出來可能會有些小小的問題。
迄今為止，我在文學領域裡從來沒有感到過可以與之匹敵的實實在在的鼓勵。
這對我來說是件有點遺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還是一件傷心事。
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專業領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後，我想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
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長壽，哪怕隻多一點點，隻多一天也好。
做不到這樣的切換，就不可能一絲不苟地聽别人講話。
我在幾年後撰寫《地下》這本關于地鐵沙林事件的書時，就持續了整整一年這樣的工作，那時肅然想到：“咦，這豈不是與河合先生當年所做的一樣嗎？”在這層意義上，河合先生的工作與我們所做的工作說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于是再次見面時，河合先生積極回應我的話，對我的提問也有問必答，交談十分有趣。
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換成了“交流”。
從那以後，我們就平平常常地見面閑聊，海闊天空無話不談。
這大概說明我基本達到了河合先生的“基準”（好像有點恬不知恥）。
我自以為是地這樣理解。
自此以後，河合先生會時不時地聯系我：“怎麼樣，一起吃個飯？”于是我便接受邀約，今天這裡明天那裡地相談甚歡。
每次交談總是和和氣氣、十分愉快，當然，我從中獲益匪淺。
至于都說過些什麼，具體内容幾乎記不起來了。
要是留下些記錄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歡，左耳進右耳出、邊說邊忘，沒辦法啊。
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都是先生總不離口的那幾個令人無語的俏皮段子，比如像這樣的東西： 我擔任“二十一世紀日本的構想”座談會主席的時候，還是小淵總理的時代，前去出席過一次所謂的内閣會議。
那一次，大概是有什麼事吧，小淵先生遲到了。
其他内閣成員都到齊了，正在房間裡等着呢。
“對不起，我遲到了，抱歉抱歉。
”隻見他一面口中客氣地道着歉，一面走進來。
哎呀，做總理大臣的可真是偉人哪！我打心底佩服。
他是用英語道着歉走進來的，嘴裡念念有詞：I’msorry,?I’msorry。
[日語中，“總理”一詞與英語單詞“sorry”發音相似。
] 說起來有點那個，不過就類似這樣，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還真是挺無聊的。
就是所謂“貶義上的大叔笑話”。
但我覺得，那原本就是要多無聊就有多無聊的東西，不然就沒有了意義。
我想那對于河合先生來說，恐怕就像“除魔”的行為。
河合先生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很多情況下，得随着咨詢者一起下降到靈魂黑暗的深處。
這往往是伴随着危險的工作，弄不好就會迷失歸途，一去不返，說不定從此便沉淪在深深的黑暗中。
日複一日，他堅持着這種費力的本職工作。
為了擺脫這種地方像線頭一般緊緊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惡的氣息，就不得不滿口說些無聊又沒有意義的俏皮段子。
每當我聽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會生出這樣的感觸。
或許我過于與人為善了。
順帶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
算起來也堅持跑了大約三十年了，我覺得自己是通過每天出門跑步，把因為寫小說而糾纏上來的“負面氣息”擺脫幹淨的。
我心下暗想：比起松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碼還不至于讓周圍的人感到無力，豈不是為害較少嗎？ 剛才說過，我們雖然見面交談，但說了些什麼幾乎都沒記住。
說實話，我現在覺得那可能都是些無關痛癢的話題。
因為最重要的與其說是談話的内容，不如說是我們在那裡共同分享了某些東西，是這種“物理性的真實感”。
我們分享了什麼？以一句話來說，我想應該是故事這個概念。
故事就是存在于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也是理應存在于人們靈魂深處的東西。
正因為它存在于靈魂的最深處，才能在根本上将人與人串聯起來。
我通過寫小說，會日常性地下到那個地方去。
河合先生則是作為臨床專家面對咨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裡，或者說不得不去。
我有一種感覺，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臨床性地”相互理解。
盡管沒有特意說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憑借氣味了然于心一般。
當然，這可能隻是我一個人想入非非。
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過某種與之相近的共鳴。
能讓我産生共鳴的對象，至那時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個人也沒有，說實話，現在仍舊是一個人也沒有。
近年來，“故事”一詞常常被人說起，然而當年我說出“故事”這個詞的時候，能将它毫厘不差地以正确的形态——我認定的形态——實實在在地予以綜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無他人了。
而至關重要的事就在于，傳出去的球是否被對方用雙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無遺漏地得到理解，無須說明、無須理論，會清晰明确地反饋回來。
這樣一種感受，對我來說是無與倫比的樂事，它會成為至高的鼓勵，讓我切實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絕對沒有錯。
下面的話說出來可能會有些小小的問題。
迄今為止，我在文學領域裡從來沒有感到過可以與之匹敵的實實在在的鼓勵。
這對我來說是件有點遺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當然還是一件傷心事。
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專業領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後，我想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
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長壽，哪怕隻多一點點，隻多一天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