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出國門，新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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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卡佛的譯者，是将他的作品介紹到日本的人。
他們三人分别是雷蒙德·卡佛的代理人、出版社代表、責任編輯。
我想這絕非偶然，或許是已故的雷蒙德·卡佛在冥冥之中引導着我——當時他去世才不過四五年。
第二個是我的《挪威的森林》在日本賣了近兩百萬部（套），在美國也成了話題。
即便在美國，兩百萬冊對于文藝作品來說也是相當龐大的數字。
拜其所賜，我的名字也多少為業界知曉。
《挪威的森林》說來就成了寒暄時的名片代用品一般。
第三個是我已經開始在美國慢慢發表作品，作為一個新來者，“潛力”得到了青睐。
尤其是《紐約客》雜志對我高度評價一事，我覺得影響巨大。
繼威廉·肖恩之後擔任主編的“傳奇編輯人”羅伯特·哥特列波不知何故似乎也對我頗為中意，親自領着我參觀公司的角角落落，這對我來說也是美好的回憶。
直接負責我作品的責任編輯琳達·亞瑟也是一位極具魅力的女子，和我莫名地意氣相投。
雖然很久以前她就辭去了《紐約客》的工作，但我們至今仍交往甚密。
回想起來，我在美國市場的發展或許就是由《紐約客》培養出來的。
從結果來看，我與這三位出版人（賓奇、梅塔、菲斯克瓊）的合作，是事情得以順利運作的重要因素。
他們都是精明強幹、熱情洋溢的人，擁有廣泛的人脈，在業界有确鑿無疑的影響力。
還有克諾夫的知名設計師奇普·基德，也從《象的消失》直到最新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為我所有的書擔任裝幀設計，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甚至還有人就是為了欣賞他的書籍裝幀，等待着我的新作問世。
受惠于這樣的人才，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還有一個原因，恐怕是我從一開始就刻意将自己是“日本作家”的事束之高閣，與美國作家站在同一個擂台上。
我自己尋覓譯者，委托他們翻譯，再親自核對譯文，然後将譯成英文的稿件拿給代理，請她賣給出版社。
如此一來，無論是代理還是出版社，都能按照對待美國作家的态度來對待我。
也就是說，我不再是一個用外語寫小說的外國作家，而是與美國作家站在同一個競技場上，按照和他們相同的規則去競技。
我首先穩穩當當地設定了這樣一個體系。
決定這麼做，是因為與賓奇第一次見面時，她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無法受理不能用英語閱讀的作品。
”她要自己閱讀作品，判斷其價值，然後再開始工作。
自己閱讀不了的作品就算拿到手裡，也無法開啟工作。
作為一個代理，這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決定先準備好足以令人信服的英文譯本。
日本和歐洲的出版界人士常常說這樣的話：“美國的出版社奉行商業主義，隻關注銷售業績，不願勤勤懇懇地培養作家。
”雖然還說不上是反美情緒，卻讓人屢屢感受到對美式商業模式的反感（或缺乏好感）。
的确，如果聲稱美國出版業根本沒有這種情況，那當然是說謊。
我就遇到過好幾位美國作家，他們都抱怨說：“無論是代理還是出版社，書賣得好的時候把你捧上天，一旦賣不動了就冷若冰霜。
”确實有這一面，但也并非隻有這一面。
我曾多次親眼目睹過代理和出版社不計眼前得失，對稱心的作品和看好的作家傾注全力。
在這種情況下，編輯個人的好惡和激情将發揮重要的作用。
依我看，這種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緻相同吧。
依我所見，不論在什麼國家，願意從事出版工作、想當編輯的人原本都是愛書人。
就算在美國，一心隻想大把賺錢大把花錢的人，大概也不會來出版業就職。
那些人不是去華爾街（金融業），就是去麥迪遜大街（廣告業）了。
特殊例子另當别論，出版社的薪水一般都算不上高薪，因此在那裡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種自負、一種氣概：“我就是因為愛書，才從事這份工作的。
”一旦有作品正合心意，就會不計得失，全心投入拼命工作。
我曾經在美國東部（新澤西和波士頓）住過一段時間，與賓奇、蓋瑞和薩尼有些私交，關系親密起來。
大家分住異地，相隔遙遠，但長年累月地一起共事，還是會時不時見面閑聊，一起吃飯。
這種情況在哪個國家都一樣。
把一切托付給代理，幾乎從不和責編見面，抛下一句“這個嘛，你們看着辦好了”，這種全部推給人家的态度，會導緻原本應該順利運轉的東西都轉不動了。
當然，假如作品有絕對的實力，那倒也無所謂。
不過平心而論，我沒有那般自信，再加上天生的秉性，不論什麼事，“隻要自己能做到，就盡量自己去做”，所以盡可能親力親為。
在日本出道時曾經做過的事情，再到美國重新來一遍。
四十幾歲的人，竟又一次重新回歸到“新人狀态”。
我如此積極地開拓美國市場，很大原因就是此前在日本遇到過種種不太開心的事兒，讓我切身感受到“就這樣在日本拖拖沓沓地混日子，也不是辦法”。
當時正值所謂“泡沫經濟時代”，要在日本作為一個寫東西的人生活下去，也并非什麼艱難的事。
日本人口超過一億，幾乎全都能閱讀日語，也就是說基礎閱讀人口相當多。
再加上日本經濟勢頭雄勁，令世人瞠目結舌，出版界也呈現出一片盛況。
股票隻升不降，房地産價格高漲，世間錢多得要溢出來，新雜志接連不斷地創刊，雜志想要多少廣告就有多少廣告送上門來。
作為寫作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稿約。
當時還有許許多多“美味誘人的工作”。
甚至曾經有過這樣的約稿：“這地球上不管什麼地方，您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經費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遊記您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先生向我發出奢華的邀請：“上次我在法國買了一座城堡，您在那兒住個一年半載，優哉遊哉地寫小說怎麼樣？”（這
他們三人分别是雷蒙德·卡佛的代理人、出版社代表、責任編輯。
我想這絕非偶然，或許是已故的雷蒙德·卡佛在冥冥之中引導着我——當時他去世才不過四五年。
第二個是我的《挪威的森林》在日本賣了近兩百萬部（套），在美國也成了話題。
即便在美國，兩百萬冊對于文藝作品來說也是相當龐大的數字。
拜其所賜，我的名字也多少為業界知曉。
《挪威的森林》說來就成了寒暄時的名片代用品一般。
第三個是我已經開始在美國慢慢發表作品，作為一個新來者，“潛力”得到了青睐。
尤其是《紐約客》雜志對我高度評價一事，我覺得影響巨大。
繼威廉·肖恩之後擔任主編的“傳奇編輯人”羅伯特·哥特列波不知何故似乎也對我頗為中意，親自領着我參觀公司的角角落落，這對我來說也是美好的回憶。
直接負責我作品的責任編輯琳達·亞瑟也是一位極具魅力的女子，和我莫名地意氣相投。
雖然很久以前她就辭去了《紐約客》的工作，但我們至今仍交往甚密。
回想起來，我在美國市場的發展或許就是由《紐約客》培養出來的。
從結果來看，我與這三位出版人（賓奇、梅塔、菲斯克瓊）的合作，是事情得以順利運作的重要因素。
他們都是精明強幹、熱情洋溢的人，擁有廣泛的人脈，在業界有确鑿無疑的影響力。
還有克諾夫的知名設計師奇普·基德，也從《象的消失》直到最新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為我所有的書擔任裝幀設計，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甚至還有人就是為了欣賞他的書籍裝幀，等待着我的新作問世。
受惠于這樣的人才，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還有一個原因，恐怕是我從一開始就刻意将自己是“日本作家”的事束之高閣，與美國作家站在同一個擂台上。
我自己尋覓譯者，委托他們翻譯，再親自核對譯文，然後将譯成英文的稿件拿給代理，請她賣給出版社。
如此一來，無論是代理還是出版社，都能按照對待美國作家的态度來對待我。
也就是說，我不再是一個用外語寫小說的外國作家，而是與美國作家站在同一個競技場上，按照和他們相同的規則去競技。
我首先穩穩當當地設定了這樣一個體系。
決定這麼做，是因為與賓奇第一次見面時，她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無法受理不能用英語閱讀的作品。
”她要自己閱讀作品，判斷其價值，然後再開始工作。
自己閱讀不了的作品就算拿到手裡，也無法開啟工作。
作為一個代理，這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決定先準備好足以令人信服的英文譯本。
日本和歐洲的出版界人士常常說這樣的話：“美國的出版社奉行商業主義，隻關注銷售業績，不願勤勤懇懇地培養作家。
”雖然還說不上是反美情緒，卻讓人屢屢感受到對美式商業模式的反感（或缺乏好感）。
的确，如果聲稱美國出版業根本沒有這種情況，那當然是說謊。
我就遇到過好幾位美國作家，他們都抱怨說：“無論是代理還是出版社，書賣得好的時候把你捧上天，一旦賣不動了就冷若冰霜。
”确實有這一面，但也并非隻有這一面。
我曾多次親眼目睹過代理和出版社不計眼前得失，對稱心的作品和看好的作家傾注全力。
在這種情況下，編輯個人的好惡和激情将發揮重要的作用。
依我看，這種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大緻相同吧。
依我所見，不論在什麼國家，願意從事出版工作、想當編輯的人原本都是愛書人。
就算在美國，一心隻想大把賺錢大把花錢的人，大概也不會來出版業就職。
那些人不是去華爾街（金融業），就是去麥迪遜大街（廣告業）了。
特殊例子另當别論，出版社的薪水一般都算不上高薪，因此在那裡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種自負、一種氣概：“我就是因為愛書，才從事這份工作的。
”一旦有作品正合心意，就會不計得失，全心投入拼命工作。
我曾經在美國東部（新澤西和波士頓）住過一段時間，與賓奇、蓋瑞和薩尼有些私交，關系親密起來。
大家分住異地，相隔遙遠，但長年累月地一起共事，還是會時不時見面閑聊，一起吃飯。
這種情況在哪個國家都一樣。
把一切托付給代理，幾乎從不和責編見面，抛下一句“這個嘛，你們看着辦好了”，這種全部推給人家的态度，會導緻原本應該順利運轉的東西都轉不動了。
當然，假如作品有絕對的實力，那倒也無所謂。
不過平心而論，我沒有那般自信，再加上天生的秉性，不論什麼事，“隻要自己能做到，就盡量自己去做”，所以盡可能親力親為。
在日本出道時曾經做過的事情，再到美國重新來一遍。
四十幾歲的人，竟又一次重新回歸到“新人狀态”。
我如此積極地開拓美國市場，很大原因就是此前在日本遇到過種種不太開心的事兒，讓我切身感受到“就這樣在日本拖拖沓沓地混日子，也不是辦法”。
當時正值所謂“泡沫經濟時代”，要在日本作為一個寫東西的人生活下去，也并非什麼艱難的事。
日本人口超過一億，幾乎全都能閱讀日語，也就是說基礎閱讀人口相當多。
再加上日本經濟勢頭雄勁，令世人瞠目結舌，出版界也呈現出一片盛況。
股票隻升不降，房地産價格高漲，世間錢多得要溢出來，新雜志接連不斷地創刊，雜志想要多少廣告就有多少廣告送上門來。
作為寫作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稿約。
當時還有許許多多“美味誘人的工作”。
甚至曾經有過這樣的約稿：“這地球上不管什麼地方，您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經費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遊記您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先生向我發出奢華的邀請：“上次我在法國買了一座城堡，您在那兒住個一年半載，優哉遊哉地寫小說怎麼樣？”（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