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出國門，新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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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提案我都禮貌地拒絕了。
）如今回想起來，那簡直是個難以置信的時代。
即使堪稱小說家主食的小說銷路欠佳，單憑這種美味誘人的“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了。
然而，對于眼看将年屆四十（也就是處于作家至關重要的時期）的我來說，這卻不是值得歡欣的環境。
有個詞兒叫“人心浮動”，就是這樣，整個社會鬧哄哄的，浮躁不安，開口三句離不開錢，根本不是能安心靜坐、精打細磨地寫長篇小說的氛圍。
待在這種地方，也許不知不覺就被寵壞了——這樣的心情變得越來越強烈。
我想把自己放進更緊張一點的環境中，開拓新的疆域，嘗試新的可能性。
我開始萌生出這樣的念頭，所以在八十年代後半期離開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轉移到了外國。
那是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出版之後。
還有一點，在日本，針對我的作品和我個人的壓力相當大。
我的基本觀點是：“反正是有缺陷的人寫的有缺陷的小說，不管人家說什麼都無可奈何。
”實際上也是從不介意、我行我素。
但當時畢竟年輕氣盛，聽見這種批判，便屢屢感覺：“這話說得豈不是太不公道了？”甚至連私生活領域也遭受踐踏，家人也被無中生有颠倒黑白，還受到過人身攻擊。
為什麼非得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不可？我與其說心生不快，更多的是感到不可思議。
如今再回過頭看看，我覺到那很可能是同時代的日本文學界人士（作家、評論家、編輯等）對挫折感的發洩，是“文藝界”對所謂主流派純文學急速失去存在感與影響力的不滿和郁悶。
也就是說，範式轉移正在眼前徐徐展開。
然而在業界人士看來，這種堆芯熔毀式的文化狀況是可悲可歎的，同時又是不能容忍的。
許多人恐怕把我寫的東西或我的存在看作“損害和破壞理想狀态的元兇之一”，就像白細胞攻擊病毒一般，試圖加以排斥——我有這種感覺。
我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我這種人破壞掉，隻怕還是被破壞的一方有問題吧。
” “說來說去，村上春樹寫的東西，無非是外國文學的翻版，這種東西最多隻能在日本通行。
”時常有人說這樣的話。
我壓根兒就不認為自己寫的東西是什麼“外國文學的翻版”，還自以為在積極追求和摸索日語這種工具的可能性。
“既然這麼說，那我何不去試一試，看看我的作品在外國究竟能不能通行。
”老實說，也不是沒有這種挑戰的念頭。
我絕不是不服輸的性格，卻也有股倔勁兒，對無法信服的事情非要探究到底。
而且，如果能以外國為中心展開活動，也可以減少與日本這糾纏不清的文藝界發生關聯的必要。
不管人家說什麼，置若罔聞就是了。
對我來說，這也成了打算“去海外打拼一番”的重要原因。
想起來，在日本國内遭到抨擊，倒成了挺進海外的契機，也許被人诋毀反倒是一種幸運。
無論在哪個世界都是如此，再沒有比“捧殺”更可怕的東西了。
在外國出書最令我高興的事，是有很多人（讀者或評論家）說：“總之村上的作品很有原創性，和别的作家寫的小說都不一樣。
”不管給不給作品好評，認為“這個人的風格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意見還是占大多數，與在日本受到的評價大相徑庭，這真令人欣慰。
認定是原創，認定我有自己的風格，對我就是勝過一切的贊美。
然而，當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或者說當大家得知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後，日本國内又有人說話了：“村上春樹的書在海外賣得好，是因為他的文章容易翻譯，他的故事外國人也容易看得懂。
”我稍稍有些驚愕：“這麼一來，不是和原先說的恰恰相反嗎？”唉，真是沒辦法。
隻好相信這世上總有一些人，專會見風使舵，毫無根據地滿口胡言。
大體說來，小說這東西是從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噴湧出來的，并不是出于戰略考慮，可以像走馬燈似的改來改去的玩意兒，也不能先做點市場調查，再視其結果刻意改寫内容。
就算可以這樣做，從如此膚淺之處産生的作品，也不可能獲得衆多的讀者。
縱然一時受到歡迎，這樣的作品和作家也不會持久，大概無須多久就會被人們忘卻。
亞伯拉罕·林肯留下這樣一句話：“你能在某些時刻欺騙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所有的人。
”我覺得這個說法同樣适用于小說。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隻能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
言歸正傳。
由大型出版社克諾夫推出單行本，再由其子公司Vintage發售平裝書，随着耗時費心地排兵布陣，我的作品在美國國内銷量穩步上升。
一有新作問世，就能穩穩地擠進波士頓和舊金山城市報紙的暢銷書排行榜前幾位。
就是說，與日本的情況大抵相同，我的書一出版就買來看的讀者階層也在美國形成了。
于是二○○○年之後，用作品來說就是從《海邊的卡夫卡》（在美國于二○○五年出版）開始，我的新作在《紐約時報》全美暢銷書單上嶄露頭角（雖然是從最末席起步），這意味着不僅僅在東海岸和西海岸那些自由傾向強烈的大都市，包括内陸區域，我的小說風格在全美範圍内逐漸被大家接受。
《1Q84》（二○一一年）位列暢銷書排行榜（虛構類·精裝書）第二名，《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二○一四年）位列第一。
不過走到這一步，經曆了十分漫長的歲月。
并非一擊必殺、華麗奪标，我感覺還是靠一部部作品穩步積累，最後終于鞏固了地盤。
與之相伴，平裝版的舊作也開始活躍起來。
一個理想的走勢業已形成。
不過在最初階段，相比美國國内的動向，我的作品在歐洲市場上發行量的增長更為醒目。
将紐約置于海外出版的中樞，好像與歐洲銷
）如今回想起來，那簡直是個難以置信的時代。
即使堪稱小說家主食的小說銷路欠佳，單憑這種美味誘人的“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了。
然而，對于眼看将年屆四十（也就是處于作家至關重要的時期）的我來說，這卻不是值得歡欣的環境。
有個詞兒叫“人心浮動”，就是這樣，整個社會鬧哄哄的，浮躁不安，開口三句離不開錢，根本不是能安心靜坐、精打細磨地寫長篇小說的氛圍。
待在這種地方，也許不知不覺就被寵壞了——這樣的心情變得越來越強烈。
我想把自己放進更緊張一點的環境中，開拓新的疆域，嘗試新的可能性。
我開始萌生出這樣的念頭，所以在八十年代後半期離開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轉移到了外國。
那是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出版之後。
還有一點，在日本，針對我的作品和我個人的壓力相當大。
我的基本觀點是：“反正是有缺陷的人寫的有缺陷的小說，不管人家說什麼都無可奈何。
”實際上也是從不介意、我行我素。
但當時畢竟年輕氣盛，聽見這種批判，便屢屢感覺：“這話說得豈不是太不公道了？”甚至連私生活領域也遭受踐踏，家人也被無中生有颠倒黑白，還受到過人身攻擊。
為什麼非得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不可？我與其說心生不快，更多的是感到不可思議。
如今再回過頭看看，我覺到那很可能是同時代的日本文學界人士（作家、評論家、編輯等）對挫折感的發洩，是“文藝界”對所謂主流派純文學急速失去存在感與影響力的不滿和郁悶。
也就是說，範式轉移正在眼前徐徐展開。
然而在業界人士看來，這種堆芯熔毀式的文化狀況是可悲可歎的，同時又是不能容忍的。
許多人恐怕把我寫的東西或我的存在看作“損害和破壞理想狀态的元兇之一”，就像白細胞攻擊病毒一般，試圖加以排斥——我有這種感覺。
我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我這種人破壞掉，隻怕還是被破壞的一方有問題吧。
” “說來說去，村上春樹寫的東西，無非是外國文學的翻版，這種東西最多隻能在日本通行。
”時常有人說這樣的話。
我壓根兒就不認為自己寫的東西是什麼“外國文學的翻版”，還自以為在積極追求和摸索日語這種工具的可能性。
“既然這麼說，那我何不去試一試，看看我的作品在外國究竟能不能通行。
”老實說，也不是沒有這種挑戰的念頭。
我絕不是不服輸的性格，卻也有股倔勁兒，對無法信服的事情非要探究到底。
而且，如果能以外國為中心展開活動，也可以減少與日本這糾纏不清的文藝界發生關聯的必要。
不管人家說什麼，置若罔聞就是了。
對我來說，這也成了打算“去海外打拼一番”的重要原因。
想起來，在日本國内遭到抨擊，倒成了挺進海外的契機，也許被人诋毀反倒是一種幸運。
無論在哪個世界都是如此，再沒有比“捧殺”更可怕的東西了。
在外國出書最令我高興的事，是有很多人（讀者或評論家）說：“總之村上的作品很有原創性，和别的作家寫的小說都不一樣。
”不管給不給作品好評，認為“這個人的風格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意見還是占大多數，與在日本受到的評價大相徑庭，這真令人欣慰。
認定是原創，認定我有自己的風格，對我就是勝過一切的贊美。
然而，當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或者說當大家得知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後，日本國内又有人說話了：“村上春樹的書在海外賣得好，是因為他的文章容易翻譯，他的故事外國人也容易看得懂。
”我稍稍有些驚愕：“這麼一來，不是和原先說的恰恰相反嗎？”唉，真是沒辦法。
隻好相信這世上總有一些人，專會見風使舵，毫無根據地滿口胡言。
大體說來，小說這東西是從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噴湧出來的，并不是出于戰略考慮，可以像走馬燈似的改來改去的玩意兒，也不能先做點市場調查，再視其結果刻意改寫内容。
就算可以這樣做，從如此膚淺之處産生的作品，也不可能獲得衆多的讀者。
縱然一時受到歡迎，這樣的作品和作家也不會持久，大概無須多久就會被人們忘卻。
亞伯拉罕·林肯留下這樣一句話：“你能在某些時刻欺騙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所有的人。
”我覺得這個說法同樣适用于小說。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隻能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
言歸正傳。
由大型出版社克諾夫推出單行本，再由其子公司Vintage發售平裝書，随着耗時費心地排兵布陣，我的作品在美國國内銷量穩步上升。
一有新作問世，就能穩穩地擠進波士頓和舊金山城市報紙的暢銷書排行榜前幾位。
就是說，與日本的情況大抵相同，我的書一出版就買來看的讀者階層也在美國形成了。
于是二○○○年之後，用作品來說就是從《海邊的卡夫卡》（在美國于二○○五年出版）開始，我的新作在《紐約時報》全美暢銷書單上嶄露頭角（雖然是從最末席起步），這意味着不僅僅在東海岸和西海岸那些自由傾向強烈的大都市，包括内陸區域，我的小說風格在全美範圍内逐漸被大家接受。
《1Q84》（二○一一年）位列暢銷書排行榜（虛構類·精裝書）第二名，《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二○一四年）位列第一。
不過走到這一步，經曆了十分漫長的歲月。
并非一擊必殺、華麗奪标，我感覺還是靠一部部作品穩步積累，最後終于鞏固了地盤。
與之相伴，平裝版的舊作也開始活躍起來。
一個理想的走勢業已形成。
不過在最初階段，相比美國國内的動向，我的作品在歐洲市場上發行量的增長更為醒目。
将紐約置于海外出版的中樞，好像與歐洲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