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為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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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訪中，有人會問我：“村上先生您寫小說時，心中設想的是什麼樣的讀者呢？”每次我都頗感困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專門為了誰寫小說的意識，現在也仍然沒有。
為自己而寫，我覺得這在某種意義上倒是真話。
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廚房餐桌邊寫第一部小說《且聽風吟》時，我壓根兒沒想到它會進入一般讀者的視野——真的。
大體說來，我僅僅是意識到自己會“變得心情舒暢”而寫小說的。
把一些存在于心中的意象，運用自己稱心滿意、妥帖得當的詞句描述出來，再把這些詞句巧妙地搭配起來，化為文章的形式……腦袋裡全是這種東西。
總而言之，會有什麼樣的人來讀這本小說（似的東西）？這些人究竟會不會對我寫的東西産生共鳴？這其中隐含着什麼樣的文學信息？像這類麻煩的問題根本就沒有力氣去思考，而且也沒有思考的必要。
毫不拖泥帶水，或者說非常單純。
而且其中大概還有“自我療愈”的意義。
因為一切創作行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修正自我的意圖。
通過将自己相對化，也就是将自己的靈魂嵌入和現在不同的外形，去消解或升華生存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種種矛盾、錯位與扭曲。
而且順利的話，還要與讀者共同分享這種作用。
我并沒有具體地意識到這一點，但那時心中或許在本能地尋求這種自我淨化作用，所以才極其自然地想寫小說。
然而那部作品獲得了文藝雜志新人獎，成書出版後賣得還算不錯，成了話題，我姑且算是站到了名為“小說家”的位置上，也不得不硬着頭皮意識到“讀者”的存在。
畢竟自己寫的東西變成了書擺在書店的貨架上，而且我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了封面，讓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因此寫起來免不了有點神經緊張。
話雖如此，我卻覺得“為了自己享受而寫作”的姿态并沒有太大的變化。
隻要自己寫得心情愉悅，想必也同樣有讀者讀起來感到開心吧。
人數或許不會太多，但那也無所謂，是不是？假如與這些人心心相通，也算是如願以償了吧？ 繼《且聽風吟》之後，《1973年的彈子球》及短篇小說集《去中國的小船》《袋鼠佳日》這些作品，大多是以這種自然而樂觀的，抑或說十分輕松的姿态寫成的。
當時我還擁有一份職業（本職），靠那份收入生活得還算可以。
小說嘛，說來不過是當作“業餘愛好”，在閑下來的時候寫寫而已。
有一位聲名顯赫的文藝批評家（已經過世了），曾嚴厲批評我的第一本小說《且聽風吟》：“如果諸位以為這種水平的東西就是文學，那可就令人尴尬了。
”看到這條評論，我老老實實地以為：“嗯，大概也會有這樣的意見吧。
”盡管受到如此評價，倒也沒有心生反感，更沒有怒火中燒。
此人與我對所謂“文學”的理解，應該從一開始就截然不同。
一部小說思想上如何啦，社會作用如何啦，是先鋒還是後衛啦，是否屬于純文學啦，這種問題我壓根兒就沒考慮過。
我是從類似“隻要寫起來開心不就得了嘛”的姿态開始寫作的，彼此從根源上就産生了分歧。
《且聽風吟》裡，虛構了一位叫德雷克·哈特費爾德的作家，他有一部題為《心情愉悅有何不好》的小說，那正是當時盤踞在我大腦正中央的想法。
心情愉悅有何不好？ 如今想想，那真是一個單純或者說十分粗暴的想法，不過當時我還很年輕（三十歲剛出頭），再加上剛剛經曆過學生運動的浪潮，因為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反抗精神不免有些旺盛，因此還維持着那種堪稱“反命題”式的責無旁貸的姿态，喜歡頂撞權威、反抗權勢。
盡管不無狂妄自大、稚氣十足之處，但回首往事，我覺得從結果來看卻是好事。
這樣的姿态徐徐呈現出變化，是始于寫《尋羊冒險記》（一九八二年）的時候。
我心中也大緻明白，就這麼一成不變地死守着“心情愉悅有何不好”的寫法，作為職業作家隻怕終将鑽進死胡同。
就算讀者眼下把這種小說風格視為“嶄新的東西”，表示理解和喜歡，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讀一模一樣的東西，用不了多久就會感到膩煩。
“喲，又是這玩意兒。
”注定會變成這種狀态。
當然，連身為作者的我也會感到膩煩的。
況且我并不是想寫這種風格的小說才寫的，隻是還不具備足夠的寫作技巧去正面叫闆和挑戰長篇小說，姑且隻能采取這種類似“裝腔作勢”的寫法，才寫這種類型的東西。
碰巧這種“裝腔作勢”顯得新奇又新鮮而已。
可是對我來說，既然好不容易當上了小說家，當然想寫寫更深刻大氣一點的小說。
雖說是“更深刻大氣”，但并不等于那種在文藝上畢恭畢敬的小說、那種顯而易見屬于主流的文學。
我想寫那種寫起來讓自己心情舒暢，同時又具有正面突破能力的小說。
不單是把内心的意象零碎而生動地化為文字，還要把靈感和意識更加綜合、更加立體地升華為文章——我漸漸開始這樣想。
在那前一年，我讀了村上龍的長篇小說《寄物櫃裡的嬰孩》，十分佩服：“寫得真好！”然而那是隻有村上龍才能寫出來的作品。
我還讀過中上健次的幾部長篇小說，也深感佩服。
可那也是唯獨中上先生才能寫出來的東西。
每一部都和我想寫的不一樣。
理所當然，我隻能自己去開拓獨特的道路。
隻能将這些先行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專門為了誰寫小說的意識，現在也仍然沒有。
為自己而寫，我覺得這在某種意義上倒是真話。
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廚房餐桌邊寫第一部小說《且聽風吟》時，我壓根兒沒想到它會進入一般讀者的視野——真的。
大體說來，我僅僅是意識到自己會“變得心情舒暢”而寫小說的。
把一些存在于心中的意象，運用自己稱心滿意、妥帖得當的詞句描述出來，再把這些詞句巧妙地搭配起來，化為文章的形式……腦袋裡全是這種東西。
總而言之，會有什麼樣的人來讀這本小說（似的東西）？這些人究竟會不會對我寫的東西産生共鳴？這其中隐含着什麼樣的文學信息？像這類麻煩的問題根本就沒有力氣去思考，而且也沒有思考的必要。
毫不拖泥帶水，或者說非常單純。
而且其中大概還有“自我療愈”的意義。
因為一切創作行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修正自我的意圖。
通過将自己相對化，也就是将自己的靈魂嵌入和現在不同的外形，去消解或升華生存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種種矛盾、錯位與扭曲。
而且順利的話，還要與讀者共同分享這種作用。
我并沒有具體地意識到這一點，但那時心中或許在本能地尋求這種自我淨化作用，所以才極其自然地想寫小說。
然而那部作品獲得了文藝雜志新人獎，成書出版後賣得還算不錯，成了話題，我姑且算是站到了名為“小說家”的位置上，也不得不硬着頭皮意識到“讀者”的存在。
畢竟自己寫的東西變成了書擺在書店的貨架上，而且我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了封面，讓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因此寫起來免不了有點神經緊張。
話雖如此，我卻覺得“為了自己享受而寫作”的姿态并沒有太大的變化。
隻要自己寫得心情愉悅，想必也同樣有讀者讀起來感到開心吧。
人數或許不會太多，但那也無所謂，是不是？假如與這些人心心相通，也算是如願以償了吧？ 繼《且聽風吟》之後，《1973年的彈子球》及短篇小說集《去中國的小船》《袋鼠佳日》這些作品，大多是以這種自然而樂觀的，抑或說十分輕松的姿态寫成的。
當時我還擁有一份職業（本職），靠那份收入生活得還算可以。
小說嘛，說來不過是當作“業餘愛好”，在閑下來的時候寫寫而已。
有一位聲名顯赫的文藝批評家（已經過世了），曾嚴厲批評我的第一本小說《且聽風吟》：“如果諸位以為這種水平的東西就是文學，那可就令人尴尬了。
”看到這條評論，我老老實實地以為：“嗯，大概也會有這樣的意見吧。
”盡管受到如此評價，倒也沒有心生反感，更沒有怒火中燒。
此人與我對所謂“文學”的理解，應該從一開始就截然不同。
一部小說思想上如何啦，社會作用如何啦，是先鋒還是後衛啦，是否屬于純文學啦，這種問題我壓根兒就沒考慮過。
我是從類似“隻要寫起來開心不就得了嘛”的姿态開始寫作的，彼此從根源上就産生了分歧。
《且聽風吟》裡，虛構了一位叫德雷克·哈特費爾德的作家，他有一部題為《心情愉悅有何不好》的小說，那正是當時盤踞在我大腦正中央的想法。
心情愉悅有何不好？ 如今想想，那真是一個單純或者說十分粗暴的想法，不過當時我還很年輕（三十歲剛出頭），再加上剛剛經曆過學生運動的浪潮，因為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反抗精神不免有些旺盛，因此還維持着那種堪稱“反命題”式的責無旁貸的姿态，喜歡頂撞權威、反抗權勢。
盡管不無狂妄自大、稚氣十足之處，但回首往事，我覺得從結果來看卻是好事。
這樣的姿态徐徐呈現出變化，是始于寫《尋羊冒險記》（一九八二年）的時候。
我心中也大緻明白，就這麼一成不變地死守着“心情愉悅有何不好”的寫法，作為職業作家隻怕終将鑽進死胡同。
就算讀者眼下把這種小說風格視為“嶄新的東西”，表示理解和喜歡，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讀一模一樣的東西，用不了多久就會感到膩煩。
“喲，又是這玩意兒。
”注定會變成這種狀态。
當然，連身為作者的我也會感到膩煩的。
況且我并不是想寫這種風格的小說才寫的，隻是還不具備足夠的寫作技巧去正面叫闆和挑戰長篇小說，姑且隻能采取這種類似“裝腔作勢”的寫法，才寫這種類型的東西。
碰巧這種“裝腔作勢”顯得新奇又新鮮而已。
可是對我來說，既然好不容易當上了小說家，當然想寫寫更深刻大氣一點的小說。
雖說是“更深刻大氣”，但并不等于那種在文藝上畢恭畢敬的小說、那種顯而易見屬于主流的文學。
我想寫那種寫起來讓自己心情舒暢，同時又具有正面突破能力的小說。
不單是把内心的意象零碎而生動地化為文字，還要把靈感和意識更加綜合、更加立體地升華為文章——我漸漸開始這樣想。
在那前一年，我讀了村上龍的長篇小說《寄物櫃裡的嬰孩》，十分佩服：“寫得真好！”然而那是隻有村上龍才能寫出來的作品。
我還讀過中上健次的幾部長篇小說，也深感佩服。
可那也是唯獨中上先生才能寫出來的東西。
每一部都和我想寫的不一樣。
理所當然，我隻能自己去開拓獨特的道路。
隻能将這些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