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該讓什麼樣的人物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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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二十年。
真是漫長的歲月啊。
一個人稱的切換，何以竟需要如此之長的時間？确切的理由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其他姑且不問，恐怕有一點是運用第一人稱“我”來寫小說，我的身體和精神已經習以為常了，所以轉換起來自然要耗時費力。
這在我而言，與其說僅僅是人稱的變化，不如說得誇張些，更接近于視點的變更。
我好像屬于那種不管是什麼事情，要改變它的推進方式，總得耗費許多時間的性格。
比如說給登場人物起個名字，我都會思考許久也起不好。
像“鼠”啦“傑”啦這類綽号倒罷了，但正兒八經的名字卻怎麼也起不好。
為什麼呢？您要是問我，我也不太清楚，隻能回答：“因為給别人起名字，我實在感到害羞。
”我也說不好，就是覺得像我這樣的人竟然随意賦予别人（哪怕是自己編造出來的虛構人物）姓名，“未免有些假惺惺”。
或許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寫小說這種行為令人害羞。
寫起小說來，簡直就像把心靈赤裸裸地曝露在睽睽衆目之下，令我十分羞赧。
總算能給主要人物起名，按作品來說是始自《挪威的森林》（一九八七年）。
就是說在此之前的最初八年裡，我基本一直用無名無姓的登場人物，用第一人稱來寫小說。
細想一想，這樣寫小說就等于一直在為難自己，硬把繁瑣曲折的規則強加給自己。
可當時卻不以為意，滿心以為本該這樣，堅持了下來。
然而随着小說變得更長更複雜，出場人物再無名無姓的話，連我也感到束手束腳了。
出場人物數目大增，而且還無名無姓，這樣一來勢必會産生混亂。
于是我隻得放棄堅持，橫下心來，寫《挪威的森林》時便斷然實施了“起名作戰”。
雖然實屬不易，但我還是閉眼咬牙，豁了出去。
自此以後給出場人物起名，就不再是苦差事了。
如今更是信手拈來，順順當當就能起個合适的名字。
甚至還寫了像《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那樣，主人公的姓名本身就成了書名的小說。
《1Q84》也是，從女主人公被賦予“青豆”這個名字的那一刻起，情節便像突然得到動力一般，朝前湧動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名字成了小說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就像這樣，每當寫新的小說時，我就設定一兩個具體的目标，大多是技術性的、肉眼可見的目标，心想：“好了，這次來挑戰一下！”我喜歡這樣的寫法。
解決一個新課題，完成一樁此前做不到的事情，就有一種真實感，覺得自己作為作家又成長了那麼一丁點兒，就好比一級一級地爬梯子。
小說家的妙處就在于哪怕到了五六十歲，這樣的發展和革新仍然可行，沒有年齡的制約。
如果是體育選手，大概就不可能這樣了吧。
小說變成了第三人稱，出場人物增加，他們各自有了姓名，故事的可能性便愈加膨脹開去。
亦即是說可以讓不同種類、不同色調、擁有種種意見和世界觀的人物登場亮相，可以描寫這些人之間多種多樣的瓜葛和關系。
而且最為美妙的，還是“自己幾乎可以變成任何一個人”。
在用第一人稱寫作時，也有過這種“幾乎可以變成任何人”的感覺，不過改為第三人稱後，選擇範圍一下子更寬廣了。
使用第一人稱寫小說時，在多數情況下，我是把主人公（或是叙述者）“我”草草當成了“廣義可能性的自己”。
那雖然不是“真實的我”，但換個地點換個時間的話，自己說不定就會變成那副模樣。
如此這般地不斷分枝，我也在不斷分割着自己。
并且把自己分割後再抛入故事性之中，來檢驗自己這個人，确認自己與他者（抑或與世界）的接觸面。
對最初那個時期的我來說，這種寫法是相稱的。
而且我喜愛的小說多是用第一人稱寫成。
比如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也是第一人稱小說。
小說的主人公是傑伊·蓋茨比，但叙述者卻始終是一個叫尼克·卡拉韋的青年。
我（尼克）與蓋茨比之間的接觸面在微妙又戲劇性地移動，菲茨傑拉德便通過這一點講述着自己的生存狀态。
這種視角為故事賦予了深度。
然而通過尼克的視角來叙述故事，就意味着小說會受到現實的制約。
因為在尼克的目光無法到達的地方，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很難反映在小說裡。
菲茨傑拉德運用各種手法，來了場小說技巧的總動員，巧妙地化解了那些限制。
這樣當然饒有興味，但是這種技術性的創意存在着界限。
事實上，此後菲茨傑拉德再也沒寫過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種結構的長篇小說。
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也寫得非常巧妙，是一部傑出的第一人稱小說，不過他此後也沒再發表寫法相同的長篇小說。
大約是由于結構上的制約，擔心小說寫法會變得“異曲同工”吧，我推測。
而且他們這種判斷恐怕是正确的。
如果以雷蒙德·錢德勒筆下的馬洛系列為例，這種制約帶來的“狹隘”反而會成為有效又親密的固定程式，很好地發
真是漫長的歲月啊。
一個人稱的切換，何以竟需要如此之長的時間？确切的理由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其他姑且不問，恐怕有一點是運用第一人稱“我”來寫小說，我的身體和精神已經習以為常了，所以轉換起來自然要耗時費力。
這在我而言，與其說僅僅是人稱的變化，不如說得誇張些，更接近于視點的變更。
我好像屬于那種不管是什麼事情，要改變它的推進方式，總得耗費許多時間的性格。
比如說給登場人物起個名字，我都會思考許久也起不好。
像“鼠”啦“傑”啦這類綽号倒罷了，但正兒八經的名字卻怎麼也起不好。
為什麼呢？您要是問我，我也不太清楚，隻能回答：“因為給别人起名字，我實在感到害羞。
”我也說不好，就是覺得像我這樣的人竟然随意賦予别人（哪怕是自己編造出來的虛構人物）姓名，“未免有些假惺惺”。
或許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寫小說這種行為令人害羞。
寫起小說來，簡直就像把心靈赤裸裸地曝露在睽睽衆目之下，令我十分羞赧。
總算能給主要人物起名，按作品來說是始自《挪威的森林》（一九八七年）。
就是說在此之前的最初八年裡，我基本一直用無名無姓的登場人物，用第一人稱來寫小說。
細想一想，這樣寫小說就等于一直在為難自己，硬把繁瑣曲折的規則強加給自己。
可當時卻不以為意，滿心以為本該這樣，堅持了下來。
然而随着小說變得更長更複雜，出場人物再無名無姓的話，連我也感到束手束腳了。
出場人物數目大增，而且還無名無姓，這樣一來勢必會産生混亂。
于是我隻得放棄堅持，橫下心來，寫《挪威的森林》時便斷然實施了“起名作戰”。
雖然實屬不易，但我還是閉眼咬牙，豁了出去。
自此以後給出場人物起名，就不再是苦差事了。
如今更是信手拈來，順順當當就能起個合适的名字。
甚至還寫了像《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那樣，主人公的姓名本身就成了書名的小說。
《1Q84》也是，從女主人公被賦予“青豆”這個名字的那一刻起，情節便像突然得到動力一般，朝前湧動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名字成了小說中十分重要的因素。
就像這樣，每當寫新的小說時，我就設定一兩個具體的目标，大多是技術性的、肉眼可見的目标，心想：“好了，這次來挑戰一下！”我喜歡這樣的寫法。
解決一個新課題，完成一樁此前做不到的事情，就有一種真實感，覺得自己作為作家又成長了那麼一丁點兒，就好比一級一級地爬梯子。
小說家的妙處就在于哪怕到了五六十歲，這樣的發展和革新仍然可行，沒有年齡的制約。
如果是體育選手，大概就不可能這樣了吧。
小說變成了第三人稱，出場人物增加，他們各自有了姓名，故事的可能性便愈加膨脹開去。
亦即是說可以讓不同種類、不同色調、擁有種種意見和世界觀的人物登場亮相，可以描寫這些人之間多種多樣的瓜葛和關系。
而且最為美妙的，還是“自己幾乎可以變成任何一個人”。
在用第一人稱寫作時，也有過這種“幾乎可以變成任何人”的感覺，不過改為第三人稱後，選擇範圍一下子更寬廣了。
使用第一人稱寫小說時，在多數情況下，我是把主人公（或是叙述者）“我”草草當成了“廣義可能性的自己”。
那雖然不是“真實的我”，但換個地點換個時間的話，自己說不定就會變成那副模樣。
如此這般地不斷分枝，我也在不斷分割着自己。
并且把自己分割後再抛入故事性之中，來檢驗自己這個人，确認自己與他者（抑或與世界）的接觸面。
對最初那個時期的我來說，這種寫法是相稱的。
而且我喜愛的小說多是用第一人稱寫成。
比如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也是第一人稱小說。
小說的主人公是傑伊·蓋茨比，但叙述者卻始終是一個叫尼克·卡拉韋的青年。
我（尼克）與蓋茨比之間的接觸面在微妙又戲劇性地移動，菲茨傑拉德便通過這一點講述着自己的生存狀态。
這種視角為故事賦予了深度。
然而通過尼克的視角來叙述故事，就意味着小說會受到現實的制約。
因為在尼克的目光無法到達的地方，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很難反映在小說裡。
菲茨傑拉德運用各種手法，來了場小說技巧的總動員，巧妙地化解了那些限制。
這樣當然饒有興味，但是這種技術性的創意存在着界限。
事實上，此後菲茨傑拉德再也沒寫過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種結構的長篇小說。
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也寫得非常巧妙，是一部傑出的第一人稱小說，不過他此後也沒再發表寫法相同的長篇小說。
大約是由于結構上的制約，擔心小說寫法會變得“異曲同工”吧，我推測。
而且他們這種判斷恐怕是正确的。
如果以雷蒙德·錢德勒筆下的馬洛系列為例，這種制約帶來的“狹隘”反而會成為有效又親密的固定程式，很好地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