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關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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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開始嘗試着運動，才發現有趣得一塌糊塗。
“運動原來是這麼快樂的事啊！”我眼前豁然一亮。
那麼，以前在學校做的那些運動究竟算什麼呢？這樣一想，不禁茫然若失。
當然，人各有異，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但說得極端點，我甚至懷疑學校裡的體育課，會不會就是為了讓人讨厭體育才存在的。
假如将人分成“狗型人格”和“貓型人格”，我覺得自己堪稱徹底的貓型人格。
聽到“向右轉”的口令時，會不由自主地轉向左邊。
雖然這麼做的時候常常心生歉疚，但好也罷壞也罷，這是我的天性使然。
人有形形色色的天性。
隻不過我體驗過的日本教育體系，在我看來，其目的似乎是培養為共同體效命的“狗型人格”，有時更是超越此境，甚至要制造出将整個集體引向目的地的“羊型人格”。
這類傾向好像不僅僅體現在教育上，甚至波及以公司和官僚組織為核心的日本社會體系。
而這種“重視數值”的僵化與“死記硬背”式的速效而功利的趨向，似乎在各種領域産生了嚴重的弊害。
在某個時期，這“功利的”體系的确很好地發揮了作用。
在社會整體的目的和目标明顯的“向前向前”的時代，這樣一種做法也許比較合适。
然而當戰後複興期結束，高度增長期成為過去，泡沫經濟華麗地崩潰之後，這種“大家結隊抱團，隻管朝着目的地猛沖”式的社會體系已然完成使命。
因為我們今後的去向已經不能憑借單一的視野便一目了然了。
誠然，倘若世間淨是像我這樣任性自專的人，大概也會令人為難。
然而借用剛才的比喻，在廚房裡必須巧妙地并用大鐵壺和小鐵壺，按照不同的用途和目的，恰到好處地區分開來使用，這就是人類智慧的體現，或者叫作共識。
類型和時間性各不相同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巧妙地組合起來，社會才能積極高效地順利運轉下去。
簡單說來，這或許就是“體系的優化”。
無論怎樣的社會，自然都需要共識。
沒有它，社會就無從維持下去。
然而與此同時，稍稍偏離共識、屬于相對少數派的“例外”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或者說被正式地納入視野。
在一個成熟的社會裡，這種平衡正逐漸成為重要的因素。
獲得這種平衡，一個社會就能産生出厚度、深度與内省。
但放眼望去，現在的日本好像還沒有完全朝這個方向轉過舵來。
比如二○一一年三月的福島核電站事故，追蹤閱讀相關報道，便不禁有種暗淡的思緒湧上心頭：“從根本上來說，這不就是日本社會體系帶來的必然災害（人禍）嗎！”想必諸位也大緻有相同的看法吧。
由于核電站事故，數萬民衆被趕出住慣了的家園，處境艱難，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返故土，當真令人心痛難禁。
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看似是超出預料的自然災害，是多種不幸的偶然層層交疊所緻。
然而最終發展到如此緻命的悲劇階段，依我所見，乃是現行體系的結構性缺陷和其催生的弊端造成的。
是體系内部逃避責任，是判斷力的缺失，是從不設身處地體會他人的痛苦，是喪失了想象力的惡劣效率性。
僅僅是為了“經濟效率”——幾乎單單為了這一點，核能發電便被當作國策，不容分說地強行推進，而其中潛藏着的風險（或者說已經以種種形式不斷被證實的風險）卻被有意掩蓋起來，不讓公衆知曉。
總之，這就是因果報應、在劫難逃。
如果不去追究這種已深深滲入社會體系主幹的“向前向前”的體質，探明問題所在，從根本上加以修正的話，隻怕同樣的悲劇還将在别的地方上演。
認為核能發電對資源短缺的日本來說必不可少，或許也不無道理。
我原則上站在反對核能發電的立場上，不過，假如由值得信賴的管理者謹慎管理，由合适的第三方機構嚴格地監督運營，所有信息都準确地對外公示，那麼或許還有一定的協商餘地。
然而像核電站這種可能招緻緻命災難的設施，蘊含着毀滅一個國家的危險性的機構（實際上，切爾諾貝利事故便成為導緻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若是讓“重視數值”“效率優先”的營利企業來運營，并且由對人性缺乏同情心、隻會“死記硬背”“上意下達”的官僚組織來“指導”和“監督”，就會帶來令人毛骨悚然的風險。
它很可能造成污染國土、破壞自然、損害國民體質、令國家信譽掃地、從民衆手中奪走生活環境的後果。
實際上，這正是已經在福島發生的事态。
話題扯得太遠了。
不過我想說，日本教育體系的矛盾與社會體系的矛盾是一脈相承的。
或許應當反過來說才對。
總之，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再也沒有餘裕對這種矛盾置之不理、束之高閣了。
先不說這些，再回頭繼續談談學校。
我的學生時代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到六十年代，校園欺淩和拒絕上學還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
并不是說學校和教育體系沒有問題（我看問題倒是不少），不過，至少在我身邊幾乎沒有欺淩同學和拒絕上學的例子。
雖然偶爾也有那麼幾起，但并不嚴重。
“運動原來是這麼快樂的事啊！”我眼前豁然一亮。
那麼，以前在學校做的那些運動究竟算什麼呢？這樣一想，不禁茫然若失。
當然，人各有異，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但說得極端點，我甚至懷疑學校裡的體育課，會不會就是為了讓人讨厭體育才存在的。
假如将人分成“狗型人格”和“貓型人格”，我覺得自己堪稱徹底的貓型人格。
聽到“向右轉”的口令時，會不由自主地轉向左邊。
雖然這麼做的時候常常心生歉疚，但好也罷壞也罷，這是我的天性使然。
人有形形色色的天性。
隻不過我體驗過的日本教育體系，在我看來，其目的似乎是培養為共同體效命的“狗型人格”，有時更是超越此境，甚至要制造出将整個集體引向目的地的“羊型人格”。
這類傾向好像不僅僅體現在教育上，甚至波及以公司和官僚組織為核心的日本社會體系。
而這種“重視數值”的僵化與“死記硬背”式的速效而功利的趨向，似乎在各種領域産生了嚴重的弊害。
在某個時期，這“功利的”體系的确很好地發揮了作用。
在社會整體的目的和目标明顯的“向前向前”的時代，這樣一種做法也許比較合适。
然而當戰後複興期結束，高度增長期成為過去，泡沫經濟華麗地崩潰之後，這種“大家結隊抱團，隻管朝着目的地猛沖”式的社會體系已然完成使命。
因為我們今後的去向已經不能憑借單一的視野便一目了然了。
誠然，倘若世間淨是像我這樣任性自專的人，大概也會令人為難。
然而借用剛才的比喻，在廚房裡必須巧妙地并用大鐵壺和小鐵壺，按照不同的用途和目的，恰到好處地區分開來使用，這就是人類智慧的體現，或者叫作共識。
類型和時間性各不相同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巧妙地組合起來，社會才能積極高效地順利運轉下去。
簡單說來，這或許就是“體系的優化”。
無論怎樣的社會，自然都需要共識。
沒有它，社會就無從維持下去。
然而與此同時，稍稍偏離共識、屬于相對少數派的“例外”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或者說被正式地納入視野。
在一個成熟的社會裡，這種平衡正逐漸成為重要的因素。
獲得這種平衡，一個社會就能産生出厚度、深度與内省。
但放眼望去，現在的日本好像還沒有完全朝這個方向轉過舵來。
比如二○一一年三月的福島核電站事故，追蹤閱讀相關報道，便不禁有種暗淡的思緒湧上心頭：“從根本上來說，這不就是日本社會體系帶來的必然災害（人禍）嗎！”想必諸位也大緻有相同的看法吧。
由于核電站事故，數萬民衆被趕出住慣了的家園，處境艱難，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返故土，當真令人心痛難禁。
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看似是超出預料的自然災害，是多種不幸的偶然層層交疊所緻。
然而最終發展到如此緻命的悲劇階段，依我所見，乃是現行體系的結構性缺陷和其催生的弊端造成的。
是體系内部逃避責任，是判斷力的缺失，是從不設身處地體會他人的痛苦，是喪失了想象力的惡劣效率性。
僅僅是為了“經濟效率”——幾乎單單為了這一點，核能發電便被當作國策，不容分說地強行推進，而其中潛藏着的風險（或者說已經以種種形式不斷被證實的風險）卻被有意掩蓋起來，不讓公衆知曉。
總之，這就是因果報應、在劫難逃。
如果不去追究這種已深深滲入社會體系主幹的“向前向前”的體質，探明問題所在，從根本上加以修正的話，隻怕同樣的悲劇還将在别的地方上演。
認為核能發電對資源短缺的日本來說必不可少，或許也不無道理。
我原則上站在反對核能發電的立場上，不過，假如由值得信賴的管理者謹慎管理，由合适的第三方機構嚴格地監督運營，所有信息都準确地對外公示，那麼或許還有一定的協商餘地。
然而像核電站這種可能招緻緻命災難的設施，蘊含着毀滅一個國家的危險性的機構（實際上，切爾諾貝利事故便成為導緻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若是讓“重視數值”“效率優先”的營利企業來運營，并且由對人性缺乏同情心、隻會“死記硬背”“上意下達”的官僚組織來“指導”和“監督”，就會帶來令人毛骨悚然的風險。
它很可能造成污染國土、破壞自然、損害國民體質、令國家信譽掃地、從民衆手中奪走生活環境的後果。
實際上，這正是已經在福島發生的事态。
話題扯得太遠了。
不過我想說，日本教育體系的矛盾與社會體系的矛盾是一脈相承的。
或許應當反過來說才對。
總之，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再也沒有餘裕對這種矛盾置之不理、束之高閣了。
先不說這些，再回頭繼續談談學校。
我的學生時代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到六十年代，校園欺淩和拒絕上學還沒有成為嚴重的問題。
并不是說學校和教育體系沒有問題（我看問題倒是不少），不過，至少在我身邊幾乎沒有欺淩同學和拒絕上學的例子。
雖然偶爾也有那麼幾起，但并不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