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關于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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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力壓人。
尤其是文學，戰後以來，長期使用“先鋒還是後衛”“右派還是左派”“純文學還是大衆文學”這樣的坐标軸，将作品及作家的文學地位詳細地圖式化。
并且由大出版社（幾乎集中在東京）發行的文藝雜志設定“文學”的基調，再頒給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學獎（可謂是誘餌）進行追認。
在這種嚴密的體制中，單個作家發動“叛亂”已經極其不易，因為從坐标軸中被除名，便意味着在文藝界被孤立（休想得到誘餌）。
我作為作家正式出道，是在一九七九年，那時這種坐标軸在整個業界依然穩如磐石地發揮着作用。
就是說，體制的“規矩”依然強大有力。
常常從編輯口中聽到“這種做法沒有先例”“這是慣例”一類的說辭。
在我原來的印象中，作家是一種可以不受制約、自由自在的職業，因此聽到這些說辭，總是百思不解：“這是怎麼回事？” 我原本就是不喜歡争執和口角的性格（千真萬确），完全沒有要與這種“規矩”和“業界不成文的定律”對着幹的意思。
隻不過我又是想法極其個人化的人，既然像這樣（姑且）當上了小說家，況且人生隻有這麼一次，便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反正要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做自己想做的事。
體制按體制的來便好，而我做我自己的就行。
我是經曆過六十年代末所謂“叛逆時代”的一代人，“不願被體制收編”的意識還是十分強烈的。
然而同時，或者說在此之前，既然身為一個表現者（哪怕是無名小輩），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為自由人。
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寫自己喜歡的小說。
對身為作家的我來說，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而且，我想寫什麼樣的小說，大概的面貌從一開始就很清晰了。
“現在我還寫不好，等以後有了實力，想寫的其實是這樣的小說”，一幅理想圖景就這樣在腦海裡鋪展開來。
那意象始終懸浮在我頭頂的天空中，仿佛北極星一般光芒四射。
遇上什麼事，隻消擡頭望望天空就行了。
這麼一來，自己眼下所處的位置、應該前進的方向就一清二楚了。
假如沒有這樣一個定點，我隻怕會迷失方向，四處碰壁。
基于這些體驗，我想，要找到屬于自己的原創文體和叙事手法，首先作為出發點，比起“給自己加上點什麼”，好像“給自己減去點什麼”更有必要。
仔細想來，人生在世，我們似乎将太多的東西攬入了懷裡。
該說是信息過剩呢，還是行李太多？我們要面對的細微選擇太多太多，當試圖表現自我時，這些内容時不時會發生崩盤，有時還會陷入引擎熄火般的狀态，導緻我們動彈不得。
不妨将沒有必要的内容扔進垃圾箱，為信息系統消消腫，它們便能在大腦裡自由地來來往往了。
那麼，什麼才是必不可缺，什麼并非必有不可，甚至毫無必要，又該如何辨别呢？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道理單純至極，“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是否感到快樂”大概可以成為一個基準。
如果你從事着一份自以為很重要的工作，卻不能從中發現油然而生的樂趣和喜悅；如果工作時完全沒有心花怒放的感覺，看來那裡面就有些不對頭、不調和的東西了。
這種時候就必須回歸初心，将妨礙樂趣與喜悅的多餘部件和不自然的要素一個個抛棄掉。
不過，這種事恐怕不像口頭上說說那麼簡單。
寫了《且聽風吟》，得到《群像》的新人獎時，一位高中時代的同學來到我開的小店裡，說了句“那種玩意兒都行的話，我也能寫出來”，就打道回府了。
被老同學這麼一說，我當然有點怒上心頭，不過又憨厚地轉念一想：“說不定真像那個家夥說的，那種水平的玩意兒，隻怕誰都能寫出來。
”我僅僅是運用簡單的文字，把浮上腦際的東西唰啦唰啦記錄下來罷了。
艱深的詞語、考究的表達、流利的文體一樣也沒用到，說來幾乎無異于“空洞無物”。
不過，後來也沒聽說那位老同學寫出自己的小說。
當然，他可能覺得“那麼空洞無物的小說都能在社會上橫行無阻，我也沒必要寫啦”，便沒有動手去寫。
果真如此的話，也不失為一種見識。
不過事到如今再回頭想想，他所說的“那種玩意兒”，對有志于當個小說家的人來說，沒準反而很難寫。
我有這種感覺。
把“可有可無”的内容逐一抛出腦海，動用“減法”使事物單純化、簡略化，也許并不像心裡想想、嘴上說說那麼簡單。
說不定因為我從一開始就對“寫小說”沒有執念，該說是無心插柳吧，反倒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那就是我的出發點。
我從那可謂“空洞無物”、簡單通暢的文體開始，耗時費日寫出一部部作品，以自己的方式點點滴滴為它注入血肉。
把結構變得立體和多層，讓骨骼一點點粗壯起來，然後調整姿态，将規模更大、更加複雜的故事塞進裡面。
與之相伴，小說的規模也慢慢地變大。
前面說過，我心裡有個大緻的構想，“将來我要寫這樣的小說”。
可發展過程與其說是刻意為之，倒不如說是水到渠成。
事後再回首瞻望，這才發覺：“咦，到頭來是這樣一個走向啊。
”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計劃周全、按部就班。
如果說我的小說裡有能稱作原創性的東西，它大概就産生于“自由”。
在二十九歲那年，我極其單純、毫無來由地下定決心，“我要寫小說”，于是寫出了第一部小說。
所以我既沒有欲念，也沒有“所謂小說非得這麼寫不可”之類的制約。
我對如今的文藝
尤其是文學，戰後以來，長期使用“先鋒還是後衛”“右派還是左派”“純文學還是大衆文學”這樣的坐标軸，将作品及作家的文學地位詳細地圖式化。
并且由大出版社（幾乎集中在東京）發行的文藝雜志設定“文學”的基調，再頒給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學獎（可謂是誘餌）進行追認。
在這種嚴密的體制中，單個作家發動“叛亂”已經極其不易，因為從坐标軸中被除名，便意味着在文藝界被孤立（休想得到誘餌）。
我作為作家正式出道，是在一九七九年，那時這種坐标軸在整個業界依然穩如磐石地發揮着作用。
就是說，體制的“規矩”依然強大有力。
常常從編輯口中聽到“這種做法沒有先例”“這是慣例”一類的說辭。
在我原來的印象中，作家是一種可以不受制約、自由自在的職業，因此聽到這些說辭，總是百思不解：“這是怎麼回事？” 我原本就是不喜歡争執和口角的性格（千真萬确），完全沒有要與這種“規矩”和“業界不成文的定律”對着幹的意思。
隻不過我又是想法極其個人化的人，既然像這樣（姑且）當上了小說家，況且人生隻有這麼一次，便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反正要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做自己想做的事。
體制按體制的來便好，而我做我自己的就行。
我是經曆過六十年代末所謂“叛逆時代”的一代人，“不願被體制收編”的意識還是十分強烈的。
然而同時，或者說在此之前，既然身為一個表現者（哪怕是無名小輩），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為自由人。
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寫自己喜歡的小說。
對身為作家的我來說，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而且，我想寫什麼樣的小說，大概的面貌從一開始就很清晰了。
“現在我還寫不好，等以後有了實力，想寫的其實是這樣的小說”，一幅理想圖景就這樣在腦海裡鋪展開來。
那意象始終懸浮在我頭頂的天空中，仿佛北極星一般光芒四射。
遇上什麼事，隻消擡頭望望天空就行了。
這麼一來，自己眼下所處的位置、應該前進的方向就一清二楚了。
假如沒有這樣一個定點，我隻怕會迷失方向，四處碰壁。
基于這些體驗，我想，要找到屬于自己的原創文體和叙事手法，首先作為出發點，比起“給自己加上點什麼”，好像“給自己減去點什麼”更有必要。
仔細想來，人生在世，我們似乎将太多的東西攬入了懷裡。
該說是信息過剩呢，還是行李太多？我們要面對的細微選擇太多太多，當試圖表現自我時，這些内容時不時會發生崩盤，有時還會陷入引擎熄火般的狀态，導緻我們動彈不得。
不妨将沒有必要的内容扔進垃圾箱，為信息系統消消腫，它們便能在大腦裡自由地來來往往了。
那麼，什麼才是必不可缺，什麼并非必有不可，甚至毫無必要，又該如何辨别呢？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道理單純至極，“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是否感到快樂”大概可以成為一個基準。
如果你從事着一份自以為很重要的工作，卻不能從中發現油然而生的樂趣和喜悅；如果工作時完全沒有心花怒放的感覺，看來那裡面就有些不對頭、不調和的東西了。
這種時候就必須回歸初心，将妨礙樂趣與喜悅的多餘部件和不自然的要素一個個抛棄掉。
不過，這種事恐怕不像口頭上說說那麼簡單。
寫了《且聽風吟》，得到《群像》的新人獎時，一位高中時代的同學來到我開的小店裡，說了句“那種玩意兒都行的話，我也能寫出來”，就打道回府了。
被老同學這麼一說，我當然有點怒上心頭，不過又憨厚地轉念一想：“說不定真像那個家夥說的，那種水平的玩意兒，隻怕誰都能寫出來。
”我僅僅是運用簡單的文字，把浮上腦際的東西唰啦唰啦記錄下來罷了。
艱深的詞語、考究的表達、流利的文體一樣也沒用到，說來幾乎無異于“空洞無物”。
不過，後來也沒聽說那位老同學寫出自己的小說。
當然，他可能覺得“那麼空洞無物的小說都能在社會上橫行無阻，我也沒必要寫啦”，便沒有動手去寫。
果真如此的話，也不失為一種見識。
不過事到如今再回頭想想，他所說的“那種玩意兒”，對有志于當個小說家的人來說，沒準反而很難寫。
我有這種感覺。
把“可有可無”的内容逐一抛出腦海，動用“減法”使事物單純化、簡略化，也許并不像心裡想想、嘴上說說那麼簡單。
說不定因為我從一開始就對“寫小說”沒有執念，該說是無心插柳吧，反倒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那就是我的出發點。
我從那可謂“空洞無物”、簡單通暢的文體開始，耗時費日寫出一部部作品，以自己的方式點點滴滴為它注入血肉。
把結構變得立體和多層，讓骨骼一點點粗壯起來，然後調整姿态，将規模更大、更加複雜的故事塞進裡面。
與之相伴，小說的規模也慢慢地變大。
前面說過，我心裡有個大緻的構想，“将來我要寫這樣的小說”。
可發展過程與其說是刻意為之，倒不如說是水到渠成。
事後再回首瞻望，這才發覺：“咦，到頭來是這樣一個走向啊。
”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計劃周全、按部就班。
如果說我的小說裡有能稱作原創性的東西，它大概就産生于“自由”。
在二十九歲那年，我極其單純、毫無來由地下定決心，“我要寫小說”，于是寫出了第一部小說。
所以我既沒有欲念，也沒有“所謂小說非得這麼寫不可”之類的制約。
我對如今的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