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于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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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作為一個長期以小說家為業的人，如果允許我根據真實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階段的作家所寫的東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脫穎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麼一回吧。
就算把标準稍微降低一些，也是兩三年才有一次。
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選兩回，就免不了有點濫竽充數的感覺。
當然，就算這樣也沒關系（獎項這東西或多或少是一種勉勵，或者說一種祝賀儀式，放寬準入條件并非壞事），不過客觀來看，我不由得會想：這樣的水準恐怕還不足以每次都讓媒體傾巢出動，炒作成社會事件。
其間的失衡就有些怪異了。
然而這麼說的話，勢必有人要想：豈止是芥川獎，全世界所有的文學獎其實“又有多少實質性價值呢”？這麼一來，讨論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不是嗎？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
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
雷蒙德·錢德勒在一封書信中，就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寫道：“我想不想成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算什麼！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
更别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着正裝，還得發表演講。
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麼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 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邊》）受到庫爾特·馮内古特的大力推舉，于一九七四年獲得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成就獎，卻因為在酒吧裡跟女孩子喝得爛醉，結果錯過了頒獎儀式。
他當然是有意為之。
人家問頒給他的獎章呢，他答道：“這個嘛……好像被我扔掉啦。
”《斯特茲·特克爾自傳》裡寫到了這個小插曲。
當然，這兩個人或許是偏激的例外，因為他們獨具一格，一輩子堅持叛逆精神。
然而他們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說以鮮明的态度想表達的，恐怕就是“對真正的作家來說，還有許多比文學獎更重要的東西”。
其中之一是自己創造出了有意義的東西的感觸，另一個則是能正當評價其意義的讀者——不論人數多寡——的确存在于斯的感觸。
隻要有了這兩種切切實實的感觸，對于作家而言，什麼獎不獎的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說到底，這種東西無非是社會或文壇以一種形式對他們進行追認罷了。
然而許多時候，世上的人們隻把目光投向有具體形态的東西，這也是不争的事實。
文學作品的實質終究是無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獎項或獎章，便留下了具體形态。
人們便可以對那“形态”加以關注。
恐怕正是這樣一種與文學性毫不相幹的形式主義，以及權威一方“頒獎給你啦，速來領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視線”，讓錢德勒和艾格林們焦慮不安吧。
每當接受采訪，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不論在國内還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問到這個），我總是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
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
”同樣的回答說了一遍又一遍，連自己都覺得膩煩了，卻幾乎沒有人真心相信我這番說辭。
多數場合都慘遭無視。
仔細一想，這的确是又現實又無聊乏味的答案，聽上去就像彬彬有禮的“官方發言”。
我自己也時常這麼想。
至少不是那類讓媒體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說法。
但無論是多麼無聊乏味的陳詞濫調，對我來說卻是實話實說，所以也無可奈何。
不管問多少遍，我都會重複相同的說辭。
當一個讀者付出一千幾百日元，甚至幾千日元買一本書時，他絕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隻有一個坦率的想法：“我要讀這本書！”或者說隻是抱着一腔期待。
這樣的讀者讓我發自内心地感到珍貴。
與之相比——算了，隻怕也不必進行具體的比較吧。
本來不必重新強調這句話：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
還記得兩年前的芥川獎獲獎作品的人，還記得三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世上隻怕不會太多。
你自己記不記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優秀，經曆了适當的時間磨煉之後，人們就會永遠把它留存在記憶中。
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嗎），究竟又有誰會介意這種事情呢？文學獎雖然能讓特定的作品風光一時，卻不能為它注入生命。
這是不必一
就算把标準稍微降低一些，也是兩三年才有一次。
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選兩回，就免不了有點濫竽充數的感覺。
當然，就算這樣也沒關系（獎項這東西或多或少是一種勉勵，或者說一種祝賀儀式，放寬準入條件并非壞事），不過客觀來看，我不由得會想：這樣的水準恐怕還不足以每次都讓媒體傾巢出動，炒作成社會事件。
其間的失衡就有些怪異了。
然而這麼說的話，勢必有人要想：豈止是芥川獎，全世界所有的文學獎其實“又有多少實質性價值呢”？這麼一來，讨論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不是嗎？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
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
雷蒙德·錢德勒在一封書信中，就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寫道：“我想不想成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算什麼！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
更别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着正裝，還得發表演講。
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麼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 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邊》）受到庫爾特·馮内古特的大力推舉，于一九七四年獲得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成就獎，卻因為在酒吧裡跟女孩子喝得爛醉，結果錯過了頒獎儀式。
他當然是有意為之。
人家問頒給他的獎章呢，他答道：“這個嘛……好像被我扔掉啦。
”《斯特茲·特克爾自傳》裡寫到了這個小插曲。
當然，這兩個人或許是偏激的例外，因為他們獨具一格，一輩子堅持叛逆精神。
然而他們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說以鮮明的态度想表達的，恐怕就是“對真正的作家來說，還有許多比文學獎更重要的東西”。
其中之一是自己創造出了有意義的東西的感觸，另一個則是能正當評價其意義的讀者——不論人數多寡——的确存在于斯的感觸。
隻要有了這兩種切切實實的感觸，對于作家而言，什麼獎不獎的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說到底，這種東西無非是社會或文壇以一種形式對他們進行追認罷了。
然而許多時候，世上的人們隻把目光投向有具體形态的東西，這也是不争的事實。
文學作品的實質終究是無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獎項或獎章，便留下了具體形态。
人們便可以對那“形态”加以關注。
恐怕正是這樣一種與文學性毫不相幹的形式主義，以及權威一方“頒獎給你啦，速來領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視線”，讓錢德勒和艾格林們焦慮不安吧。
每當接受采訪，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不論在國内還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問到這個），我總是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
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
”同樣的回答說了一遍又一遍，連自己都覺得膩煩了，卻幾乎沒有人真心相信我這番說辭。
多數場合都慘遭無視。
仔細一想，這的确是又現實又無聊乏味的答案，聽上去就像彬彬有禮的“官方發言”。
我自己也時常這麼想。
至少不是那類讓媒體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說法。
但無論是多麼無聊乏味的陳詞濫調，對我來說卻是實話實說，所以也無可奈何。
不管問多少遍，我都會重複相同的說辭。
當一個讀者付出一千幾百日元，甚至幾千日元買一本書時，他絕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隻有一個坦率的想法：“我要讀這本書！”或者說隻是抱着一腔期待。
這樣的讀者讓我發自内心地感到珍貴。
與之相比——算了，隻怕也不必進行具體的比較吧。
本來不必重新強調這句話：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
還記得兩年前的芥川獎獲獎作品的人，還記得三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世上隻怕不會太多。
你自己記不記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優秀，經曆了适當的時間磨煉之後，人們就會永遠把它留存在記憶中。
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嗎），究竟又有誰會介意這種事情呢？文學獎雖然能讓特定的作品風光一時，卻不能為它注入生命。
這是不必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