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剛當上小說家那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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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寶貴的挪移”。
換句話說，在某種程度上，我以自己的方式對那種epiphany的感覺作出了回應。
寫小說時，我感覺與其說在“創作文章”，不如說更近似“演奏音樂”。
我至今仍然奉若至寶地維持着這種感覺。
說起來，也許這并非是用腦袋寫文章，而是用身體的感覺寫文章。
也就是保持節奏，找到精彩的和聲，相信即興演奏的力量。
總而言之，當我深更半夜面對着餐桌，用新近獲得的自己的文體寫小說（似的東西）時，簡直就像得到了嶄新的工具，心怦怦狂跳，興高采烈。
至少，它巧妙地填滿了我在三十歲即将來臨時感到的内心空洞般的東西。
如果把最初寫的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與現在的《且聽風吟》對比一下，大概更清楚一些，遺憾的是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早就被丢棄了，沒辦法作比較。
那是一部怎樣的作品，我也差不多忘得一幹二淨。
要是保存下來就好了，可當時我心想，這玩意兒留着有什麼用？随手就扔進了垃圾箱。
我能回憶起來的，隻有“寫它時心情不算太好”這一點。
寫那樣的文章并非樂事。
因為那文體并非發自内心地自然流露，就像穿着尺碼不合身的衣服去運動一樣。
春天裡一個周日的早晨，《群像》的編輯打電話告訴我：“村上兄的參賽小說闖進了新人獎評選的最後一輪。
”距離神宮球場那場揭幕戰已有将近一年，我已經度過了三十歲的生日。
記得好像是上午十一點過後，因為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我還沒睡醒，困意朦胧，盡管手裡拿着聽筒，卻沒能理解對方究竟要告訴我什麼。
我甚至（真的是實話實說）早把向《群像》編輯部投稿的事忘到腦後了。
隻消寫完它、姑且交到了某個人手裡，我那“想寫點什麼”的心情便已釋然。
說起來無非是一部新起爐竈、信筆寫來、一揮而就的作品，壓根兒沒想到這種東西居然能闖入最後一輪評選。
連書稿的複印件都沒留下。
所以，倘若不是闖進了最終評選，這部作品肯定會不知所終、永遠消亡了。
而且我大概也不會再寫什麼小說。
人生這玩意兒，琢磨起來真是奇妙。
據那位編輯說，連我的在内，共有五部作品闖進了最後一輪。
我心裡“咦”了一聲。
然而，還是因為睡意未消的緣故，并沒有什麼實際的感受。
我鑽出被窩，換好衣服，與妻子一道出門散步。
走過明治大街的千谷小學旁，看見綠蔭叢中趴着一隻信鴿。
抱起來一看，好像是翅膀受了傷，腳上套着名牌。
我雙手輕輕地捧着這隻鴿子，把它送到了表參道同潤會青山公寓（如今變成了“表參道Hills”）隔壁的崗亭，因為那是距離最近的崗亭了。
我們沿着原宿的後街小路走過去，受傷的鴿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顫抖。
那是一個晴朗舒爽的星期天，周圍的樹木、建築、商店櫥窗都在春日的陽光下閃耀，明亮而美麗。
這時我陡然想到，我肯定會摘取《群像》新人獎，并且從此成為小說家，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
看起來頗為厚顔，但不知何故，我确信會是這樣，這個念頭清楚無誤。
這與其說是邏輯性的想法，不如說是出于直覺。
我還清晰地記得三十多年前一個春日的午後，在神宮球場外場席上，那個東西飄然飛落到掌心時的感觸；我的掌心同樣記得一年之後，又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在千谷小學旁抱起的受傷鴿子的體溫。
當我思考“寫小說”這件事的意義時，總是會回憶起那些感觸。
對我而言，這樣的記憶意味着相信自己身上必有無疑的某種東西，以及夢想着将它孕育出來的可能性。
這種感觸至今仍然留在我身上，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寫第一部小說時感受到的創作的“舒爽”與“快樂”，直到今天也基本沒有改變。
每天一大早睜眼起床，到廚房裡熱一壺咖啡，倒進大大的馬克杯裡，端着杯子在書桌前坐下，打開電腦（時不時還會懷念四百字一頁的稿紙和用了多年的萬寶龍粗頭鋼筆）。
然後開始左思右想：“好了，接下來寫什麼呢？”這時候真是幸福。
老實說，我從沒覺得寫東西是苦差事，也從來沒有因為寫不出小說而勞神苦形（真是堪稱幸運）。
不如說，如果不快樂，寫小說的意義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了。
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贊同把寫小說當作服苦役的想法。
小說這東西寫起來應當奔流如川、噴湧如泉。
我絕不是以天才自居，也從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殊的才華。
當然，連續三十多年作為職業小說家生存下來，我肯定也并非全無才能。
大概原本就有些資質，或者說不同于其他人的傾向。
然而這類事自己思來想去也毫無益處，還是交給别人去判斷吧——如果哪兒有這種人的話。
我長年以來最為珍視的（如今依然最為珍視），就是“我被某種特别的力量賦予了寫小說的機遇”這個坦率的認識。
而我也算是抓住了這個機遇，又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于是成了小說家。
說到底，就結果而言，我是被别人（不知是何許人）賦予了這樣的“資格”。
我隻想坦率地對這種狀況表示感謝，并且像保護受傷的鴿子一樣珍愛地守護着獲得的資格。
我現在仍然在寫小說，我為這件事感到喜悅。
至于别的，以後再說。
換句話說，在某種程度上，我以自己的方式對那種epiphany的感覺作出了回應。
寫小說時，我感覺與其說在“創作文章”，不如說更近似“演奏音樂”。
我至今仍然奉若至寶地維持着這種感覺。
說起來，也許這并非是用腦袋寫文章，而是用身體的感覺寫文章。
也就是保持節奏，找到精彩的和聲，相信即興演奏的力量。
總而言之，當我深更半夜面對着餐桌，用新近獲得的自己的文體寫小說（似的東西）時，簡直就像得到了嶄新的工具，心怦怦狂跳，興高采烈。
至少，它巧妙地填滿了我在三十歲即将來臨時感到的内心空洞般的東西。
如果把最初寫的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與現在的《且聽風吟》對比一下，大概更清楚一些，遺憾的是那部“不甚有趣”的作品早就被丢棄了，沒辦法作比較。
那是一部怎樣的作品，我也差不多忘得一幹二淨。
要是保存下來就好了，可當時我心想，這玩意兒留着有什麼用？随手就扔進了垃圾箱。
我能回憶起來的，隻有“寫它時心情不算太好”這一點。
寫那樣的文章并非樂事。
因為那文體并非發自内心地自然流露，就像穿着尺碼不合身的衣服去運動一樣。
春天裡一個周日的早晨，《群像》的編輯打電話告訴我：“村上兄的參賽小說闖進了新人獎評選的最後一輪。
”距離神宮球場那場揭幕戰已有将近一年，我已經度過了三十歲的生日。
記得好像是上午十一點過後，因為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我還沒睡醒，困意朦胧，盡管手裡拿着聽筒，卻沒能理解對方究竟要告訴我什麼。
我甚至（真的是實話實說）早把向《群像》編輯部投稿的事忘到腦後了。
隻消寫完它、姑且交到了某個人手裡，我那“想寫點什麼”的心情便已釋然。
說起來無非是一部新起爐竈、信筆寫來、一揮而就的作品，壓根兒沒想到這種東西居然能闖入最後一輪評選。
連書稿的複印件都沒留下。
所以，倘若不是闖進了最終評選，這部作品肯定會不知所終、永遠消亡了。
而且我大概也不會再寫什麼小說。
人生這玩意兒，琢磨起來真是奇妙。
據那位編輯說，連我的在内，共有五部作品闖進了最後一輪。
我心裡“咦”了一聲。
然而，還是因為睡意未消的緣故，并沒有什麼實際的感受。
我鑽出被窩，換好衣服，與妻子一道出門散步。
走過明治大街的千谷小學旁，看見綠蔭叢中趴着一隻信鴿。
抱起來一看，好像是翅膀受了傷，腳上套着名牌。
我雙手輕輕地捧着這隻鴿子，把它送到了表參道同潤會青山公寓（如今變成了“表參道Hills”）隔壁的崗亭，因為那是距離最近的崗亭了。
我們沿着原宿的後街小路走過去，受傷的鴿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顫抖。
那是一個晴朗舒爽的星期天，周圍的樹木、建築、商店櫥窗都在春日的陽光下閃耀，明亮而美麗。
這時我陡然想到，我肯定會摘取《群像》新人獎，并且從此成為小說家，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
看起來頗為厚顔，但不知何故，我确信會是這樣，這個念頭清楚無誤。
這與其說是邏輯性的想法，不如說是出于直覺。
我還清晰地記得三十多年前一個春日的午後，在神宮球場外場席上，那個東西飄然飛落到掌心時的感觸；我的掌心同樣記得一年之後，又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在千谷小學旁抱起的受傷鴿子的體溫。
當我思考“寫小說”這件事的意義時，總是會回憶起那些感觸。
對我而言，這樣的記憶意味着相信自己身上必有無疑的某種東西，以及夢想着将它孕育出來的可能性。
這種感觸至今仍然留在我身上，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寫第一部小說時感受到的創作的“舒爽”與“快樂”，直到今天也基本沒有改變。
每天一大早睜眼起床，到廚房裡熱一壺咖啡，倒進大大的馬克杯裡，端着杯子在書桌前坐下，打開電腦（時不時還會懷念四百字一頁的稿紙和用了多年的萬寶龍粗頭鋼筆）。
然後開始左思右想：“好了，接下來寫什麼呢？”這時候真是幸福。
老實說，我從沒覺得寫東西是苦差事，也從來沒有因為寫不出小說而勞神苦形（真是堪稱幸運）。
不如說，如果不快樂，寫小說的意義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了。
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贊同把寫小說當作服苦役的想法。
小說這東西寫起來應當奔流如川、噴湧如泉。
我絕不是以天才自居，也從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殊的才華。
當然，連續三十多年作為職業小說家生存下來，我肯定也并非全無才能。
大概原本就有些資質，或者說不同于其他人的傾向。
然而這類事自己思來想去也毫無益處，還是交給别人去判斷吧——如果哪兒有這種人的話。
我長年以來最為珍視的（如今依然最為珍視），就是“我被某種特别的力量賦予了寫小說的機遇”這個坦率的認識。
而我也算是抓住了這個機遇，又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于是成了小說家。
說到底，就結果而言，我是被别人（不知是何許人）賦予了這樣的“資格”。
我隻想坦率地對這種狀況表示感謝，并且像保護受傷的鴿子一樣珍愛地守護着獲得的資格。
我現在仍然在寫小說，我為這件事感到喜悅。
至于别的，以後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