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剛當上小說家那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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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見眼前展現出一片從未見過的全新風景，風景中站着一個全新的自己——簡而言之就是這樣。
回過神來，我多少變得比以前堅強了一些，似乎多少（不過是一星半點）也增長了一些智慧。
我絲毫沒有奉勸諸位“人生路上要盡量多吃苦頭”的意思。
老實說，我覺得假如不吃苦頭就能蒙混過關，當然是不吃更好。
毫無疑問，吃苦受難絕不是樂事一樁，隻怕還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無法重整旗鼓。
不過，假如您此時此刻剛好陷入了困境，正飽受折磨，那麼我很想告訴您：“盡管眼下十分艱難，可日後這段經曆說不定就會開花結果。
”也不知道這話能否成為慰藉，不過請您這樣換位思考、奮力前行。
如今回想起來，開始工作之前，我隻是個“普通的男孩”而已。
在阪神地區甯靜的郊外住宅區長大，從不曾心生困擾，也從來不出去招惹是非。
雖然不怎麼用功，成績倒也說得過去。
隻是從小就喜愛讀書，捧起書來便心花怒放。
從初中到高中，像我這樣讀了許許多多書的人，周圍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另外，我還喜歡音樂，沐雨栉風般聽過各種音樂。
于是在所難免，我怎麼也騰不出時間來應付學校的功課了。
我是獨生子，基本是飽受關愛（不如說嬌生慣養）地長大成人的，幾乎從未遭遇過挫折。
一句話，就是不谙世故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我考進早稻田大學來到東京，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恰逢“校園紛争”的風暴襲天卷地的時節，大學長期被封鎖。
起初是因為學生罷課，後來則是因為校方封校。
其間幾乎不用上課，（或者說）拜其所賜，我度過了一段荒誕不經的學生生涯。
我原本就不善于加入群體，與大家一起行動，因此沒有參加任何派系，但基本上是支持學生運動的，在個人範圍内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行動。
但自從反體制派系之間的對立加深，“内讧”輕率地緻人喪命之後（就在我們一直上課的文學院教室裡，有一位不參與政治的學生被殺害了），與衆多同學一樣，我對那場運動的方式感到了幻滅。
那裡面隐藏着某些錯誤的、非正義的東西。
健全的想象力不複存在了。
而當風暴退去、雨過天晴之後，殘留在我們心中的隻有餘味苦澀的失望。
不管喊着多麼正确的口号，不管許下多麼美麗的諾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撐那正确與美麗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過是空洞虛無的說辭罷了。
我當時切身體會到了這一點，至今仍然堅信不疑。
語言有确鑿的力量，然而那力量必須是正義的，至少是公正的。
不能聽任語言獨行其是。
于是，我再一次邁入了更個人化的領域，安居于其中。
那便是書籍、音樂、電影的世界。
當時，我長期在新宿歌舞伎町通宵營業的地方打工，在那裡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
不知道如今情況如何，但當時歌舞伎町一帶深夜裡有許多讓人興趣盎然、來曆不明的人遊來蕩去。
既有好玩的事兒，也有開心的事兒，相當危險和棘手的事兒也不少。
總而言之，比起大學教室，或者由趣味相投的學生組成的社團之類的地方，我倒是在這種生機勃勃、五花八門，有時候還上不了台面的粗鄙場所，學到了有關人生的種種現象，獲得了一定的智慧。
英語裡有個詞叫作“streetwise”,意思是“擁有在都市裡生存所需的實用知識”，對我來說，與學術性的東西相比，這種腳踏實地的東西反而更對脾胃。
老實說，我對大學裡的功課幾乎毫無興趣。
婚也結了，工作也有了着落，再去讨一紙大學畢業證書其實也沒什麼用處。
不過，當時早稻田大學采取按照所修的學分繳納學費的制度，我餘下的學分也不多，便一邊工作一邊抽空去聽課，花了七年時間總算畢了業。
最後一年，我選修了安堂信也先生關于讓·拉辛的課程，由于出勤天數不夠，眼看學分又要丢掉了，我便跑到先生的辦公室向他解釋：“其實是這樣的，我已經結婚了，每天都在工作，很難趕到學校來上課……”先生還專程來到國分寺，到我開的小店裡看了一趟，說着“你也很不容易呀”就回去了。
托他老人家的福，學分拿到了手。
真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當時大學裡（現在就不得而知了）還有不少像他這樣豪爽的老師。
不過，上課的内容我幾乎都沒記住（對不起了）。
在國分寺車站南口一幢大樓的地下室，我開了約莫三年的小店。
有了一批老主顧，欠款也大緻能順順當當償還了，但大樓的業主忽然開口：“這裡要擴建了，你們給我搬出去。
”無奈（其實事情并非這般簡單，其間有種種艱難，同樣說來話長……）隻得搬離國分寺，遷往市内的千谷。
店鋪比從前敞亮了，還可以放下現場演奏用的三角大鋼琴。
這倒是一件好事，隻是如此一來又添了新的債務，總也無法不慌不忙地靜下心來（回首來時路，好像這“總也無法不慌不忙地靜下心來”竟成了我的人生主旋律）。
就這樣，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從早到晚都在幹體力活，每天都忙着還債。
一想起當年的往事，唯一的印象就是真幹了不少活兒啊。
我想，大家的二十多歲都過得比我快樂吧。
對我而言，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經濟上，幾乎都沒有餘裕去“
回過神來，我多少變得比以前堅強了一些，似乎多少（不過是一星半點）也增長了一些智慧。
我絲毫沒有奉勸諸位“人生路上要盡量多吃苦頭”的意思。
老實說，我覺得假如不吃苦頭就能蒙混過關，當然是不吃更好。
毫無疑問，吃苦受難絕不是樂事一樁，隻怕還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無法重整旗鼓。
不過，假如您此時此刻剛好陷入了困境，正飽受折磨，那麼我很想告訴您：“盡管眼下十分艱難，可日後這段經曆說不定就會開花結果。
”也不知道這話能否成為慰藉，不過請您這樣換位思考、奮力前行。
如今回想起來，開始工作之前，我隻是個“普通的男孩”而已。
在阪神地區甯靜的郊外住宅區長大，從不曾心生困擾，也從來不出去招惹是非。
雖然不怎麼用功，成績倒也說得過去。
隻是從小就喜愛讀書，捧起書來便心花怒放。
從初中到高中，像我這樣讀了許許多多書的人，周圍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另外，我還喜歡音樂，沐雨栉風般聽過各種音樂。
于是在所難免，我怎麼也騰不出時間來應付學校的功課了。
我是獨生子，基本是飽受關愛（不如說嬌生慣養）地長大成人的，幾乎從未遭遇過挫折。
一句話，就是不谙世故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我考進早稻田大學來到東京，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恰逢“校園紛争”的風暴襲天卷地的時節，大學長期被封鎖。
起初是因為學生罷課，後來則是因為校方封校。
其間幾乎不用上課，（或者說）拜其所賜，我度過了一段荒誕不經的學生生涯。
我原本就不善于加入群體，與大家一起行動，因此沒有參加任何派系，但基本上是支持學生運動的，在個人範圍内采取了力所能及的行動。
但自從反體制派系之間的對立加深，“内讧”輕率地緻人喪命之後（就在我們一直上課的文學院教室裡，有一位不參與政治的學生被殺害了），與衆多同學一樣，我對那場運動的方式感到了幻滅。
那裡面隐藏着某些錯誤的、非正義的東西。
健全的想象力不複存在了。
而當風暴退去、雨過天晴之後，殘留在我們心中的隻有餘味苦澀的失望。
不管喊着多麼正确的口号，不管許下多麼美麗的諾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撐那正确與美麗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過是空洞虛無的說辭罷了。
我當時切身體會到了這一點，至今仍然堅信不疑。
語言有确鑿的力量，然而那力量必須是正義的，至少是公正的。
不能聽任語言獨行其是。
于是，我再一次邁入了更個人化的領域，安居于其中。
那便是書籍、音樂、電影的世界。
當時，我長期在新宿歌舞伎町通宵營業的地方打工，在那裡邂逅了形形色色的人。
不知道如今情況如何，但當時歌舞伎町一帶深夜裡有許多讓人興趣盎然、來曆不明的人遊來蕩去。
既有好玩的事兒，也有開心的事兒，相當危險和棘手的事兒也不少。
總而言之，比起大學教室，或者由趣味相投的學生組成的社團之類的地方，我倒是在這種生機勃勃、五花八門，有時候還上不了台面的粗鄙場所，學到了有關人生的種種現象，獲得了一定的智慧。
英語裡有個詞叫作“streetwise”,意思是“擁有在都市裡生存所需的實用知識”，對我來說，與學術性的東西相比，這種腳踏實地的東西反而更對脾胃。
老實說，我對大學裡的功課幾乎毫無興趣。
婚也結了，工作也有了着落，再去讨一紙大學畢業證書其實也沒什麼用處。
不過，當時早稻田大學采取按照所修的學分繳納學費的制度，我餘下的學分也不多，便一邊工作一邊抽空去聽課，花了七年時間總算畢了業。
最後一年，我選修了安堂信也先生關于讓·拉辛的課程，由于出勤天數不夠，眼看學分又要丢掉了，我便跑到先生的辦公室向他解釋：“其實是這樣的，我已經結婚了，每天都在工作，很難趕到學校來上課……”先生還專程來到國分寺，到我開的小店裡看了一趟，說着“你也很不容易呀”就回去了。
托他老人家的福，學分拿到了手。
真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當時大學裡（現在就不得而知了）還有不少像他這樣豪爽的老師。
不過，上課的内容我幾乎都沒記住（對不起了）。
在國分寺車站南口一幢大樓的地下室，我開了約莫三年的小店。
有了一批老主顧，欠款也大緻能順順當當償還了，但大樓的業主忽然開口：“這裡要擴建了，你們給我搬出去。
”無奈（其實事情并非這般簡單，其間有種種艱難，同樣說來話長……）隻得搬離國分寺，遷往市内的千谷。
店鋪比從前敞亮了，還可以放下現場演奏用的三角大鋼琴。
這倒是一件好事，隻是如此一來又添了新的債務，總也無法不慌不忙地靜下心來（回首來時路，好像這“總也無法不慌不忙地靜下心來”竟成了我的人生主旋律）。
就這樣，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從早到晚都在幹體力活，每天都忙着還債。
一想起當年的往事，唯一的印象就是真幹了不少活兒啊。
我想，大家的二十多歲都過得比我快樂吧。
對我而言，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經濟上，幾乎都沒有餘裕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