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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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裡的鍋爐發生故障，必須進行一次複雜的焊接搶修。
但如果把蒸汽全部放掉，讓鍋爐冷卻，爾後再重新加溫，就得一天一夜。
廠長夜裡派車來接我，說：‘費德拉烏！為了不影響生産，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汽爬進去搶修，行嗎？’我說：‘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戰前，生産指标壓得很緊，就得那麼幹。
于是我就爬進去修了。
幹了一個半小時……怎麼能推辭呢？在廠裡的光榮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 魯薩諾夫一面注視着他一面聽，臉上露出贊許的表情。
“這是一個黨員也值得自豪的行為。
”他誇了一句。
“我本來就是……黨員。
”費德拉烏更謙遜、更沉靜地微微一笑。
“過去是？”魯薩諾夫糾正他。
（這些人你一誇，他們就當真。
） “現在也是。
”費德拉烏聲音很輕地說。
魯薩諾夫今天顧不得去細想别人的事情，沒有心思跟别人争論或告誡他們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處境就極其不妙，但是對于明顯的謊言又不能不加以糾正。
而地質學家已經鑽到書本裡去了。
于是魯薩諾夫以微弱的聲音沉着而清晰地說（他知道，别人一定會聚精會神地聽，而且一定能聽得見）： “這不可能。
您不是日耳曼人嗎？” “是日耳曼人。
”費德拉烏點了點頭，似乎有些沮喪。
“那不就對了嗎？你們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時候，黨證都得被收去。
” “沒被收去。
”費德拉烏搖着頭說。
魯薩諾夫撇了撇嘴，隻覺得說話很費力： “這顯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錯。
您現在應當自己交出去。
” “不，決不！”盡管費德拉烏很腼腆，但卻很執拗。
“我帶着黨證有十四個年頭了，會有什麼差錯！當初曾把我們召集到區委會去，并且向我們講得很清楚：‘你們仍然是黨員，我們不會把你們同一般群衆混為一談。
在流放人員監督處登記歸登記，而你們的黨費還要照樣繳納。
你們不能擔任領導職務，但在普通崗位上應起勞動模範作用。
’事情就是這樣。
” “這我可不知道。
”魯薩諾夫歎了口氣。
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來了，說話也感到十分困難。
前天打的第二針，一點也沒見效：腫瘤沒有消退，也未變軟，還像一個鐵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颌。
今天，周身乏力的魯薩諾夫，正躺在那裡等打第三針，預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谵妄。
他跟卡芭已經商量好了，如果三針不見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已完全喪失了鬥志，隻在這時他才感到了無可幸免的前景：不管三針還是十針，在這裡還是在莫斯科，隻要藥物對腫瘤不起作用，就會拿腫瘤沒有辦法。
不錯，腫瘤還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變成殘廢、畸形，使人卧床不起，但是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畢竟沒有看到腫瘤與死亡之間的聯系，直到昨天為止。
那個看了不少醫書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還沒給别人講解過，腫瘤會向全身擴散毒素，因而絕對不能讓它留在體内。
此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感到一陣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會死亡是不行的。
昨天他在樓下親眼看到人們怎樣給一個手術後的病人用被單連頭蓋起來。
現在他才明白他從護理員之間交談中所聽到的“這個人快蓋被單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原來是這麼回事！死亡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這僅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當然，魯薩諾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終究有一天要安排後事。
但那是在某個時候，而不是現在！某個時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條被單的面貌出現，裹着空虛無形的軀體，趿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襲的魯薩諾夫，不僅無法同它鬥争，甚至慌了手腳，一個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它是非法來到的，沒有一條規定，沒有一項指示能夠保護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
他惋惜起自己來了。
他不忍想象，這樣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說美好的生活，竟被這橫飛而來的腫瘤石子破壞了，他的頭腦怎麼也無法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麼惋惜自己，簡直眼淚都湧現出來了，視線也時刻變得模糊。
白天他時而用眼鏡掩蓋眼淚，時而仿佛由于傷風而用手帕遮住。
可這天夜裡他卻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
從童年開始他就沒有哭過，他不記得哭是怎麼回事，更不記得哭出的眼淚有時會使内心變得輕松一些。
它們未能推遲他的危險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罷，歸案重審也罷，面臨的打針和新的谵妄也罷，仿佛都把他擡到這些危險的一個新的台階上。
他似乎心裡比較明朗了。
可他還很虛弱，很少翻身，不想吃東西。
他是如此虛弱，甚至在這種狀态裡還找到了某種快慰，但卻是不吉之兆，就像一個凍僵的人無力動彈一樣。
他似乎變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聾子，不再懷着平時那種滿腔的公民熱血去對待周圍的事物了——跟醜惡的錯誤現象作不調和的鬥争。
昨天，“啃骨者”還向院長謊稱自己是墾荒者，可隻要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一開口，說兩句話，“啃骨者”就會馬上從這裡滾蛋。
可他什麼也沒說，自始至終沉默。
從公民覺悟的觀點來看，這是不應該的，他的職責就是戳穿謊言。
但不知為什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竟然沒有說話。
這倒不是因為沒有說話的力氣了或者害怕“啃骨者”會報複，不，不是因為這個。
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願說話，仿佛病房裡所發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相幹。
甚至還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感情，認為這個愛嚷嚷的魯莽漢子歸根到底也是個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麼幸福的命運，那就讓他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吧，盡管他時而不許熄燈，時而蠻不講理地打開通風小窗，時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沒人碰過的幹淨報紙。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醜了。
化驗室的一個姑娘來統計選民名單（病人在醫院裡也要參加選舉），她向大家收身份證，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證或集體農莊的證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卻什麼證件也沒有。
化驗員自然感到驚訝，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證。
就這樣，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鬧了起來，說她應該具備起碼的政治常識，流放者有各種各樣，她不妨打電話到某處去問；說他
但如果把蒸汽全部放掉，讓鍋爐冷卻，爾後再重新加溫，就得一天一夜。
廠長夜裡派車來接我，說：‘費德拉烏！為了不影響生産，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汽爬進去搶修，行嗎？’我說：‘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戰前，生産指标壓得很緊，就得那麼幹。
于是我就爬進去修了。
幹了一個半小時……怎麼能推辭呢？在廠裡的光榮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 魯薩諾夫一面注視着他一面聽，臉上露出贊許的表情。
“這是一個黨員也值得自豪的行為。
”他誇了一句。
“我本來就是……黨員。
”費德拉烏更謙遜、更沉靜地微微一笑。
“過去是？”魯薩諾夫糾正他。
（這些人你一誇，他們就當真。
） “現在也是。
”費德拉烏聲音很輕地說。
魯薩諾夫今天顧不得去細想别人的事情，沒有心思跟别人争論或告誡他們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處境就極其不妙，但是對于明顯的謊言又不能不加以糾正。
而地質學家已經鑽到書本裡去了。
于是魯薩諾夫以微弱的聲音沉着而清晰地說（他知道，别人一定會聚精會神地聽，而且一定能聽得見）： “這不可能。
您不是日耳曼人嗎？” “是日耳曼人。
”費德拉烏點了點頭，似乎有些沮喪。
“那不就對了嗎？你們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時候，黨證都得被收去。
” “沒被收去。
”費德拉烏搖着頭說。
魯薩諾夫撇了撇嘴，隻覺得說話很費力： “這顯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錯。
您現在應當自己交出去。
” “不，決不！”盡管費德拉烏很腼腆，但卻很執拗。
“我帶着黨證有十四個年頭了，會有什麼差錯！當初曾把我們召集到區委會去，并且向我們講得很清楚：‘你們仍然是黨員，我們不會把你們同一般群衆混為一談。
在流放人員監督處登記歸登記，而你們的黨費還要照樣繳納。
你們不能擔任領導職務，但在普通崗位上應起勞動模範作用。
’事情就是這樣。
” “這我可不知道。
”魯薩諾夫歎了口氣。
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來了，說話也感到十分困難。
前天打的第二針，一點也沒見效：腫瘤沒有消退，也未變軟，還像一個鐵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颌。
今天，周身乏力的魯薩諾夫，正躺在那裡等打第三針，預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谵妄。
他跟卡芭已經商量好了，如果三針不見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已完全喪失了鬥志，隻在這時他才感到了無可幸免的前景：不管三針還是十針，在這裡還是在莫斯科，隻要藥物對腫瘤不起作用，就會拿腫瘤沒有辦法。
不錯，腫瘤還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變成殘廢、畸形，使人卧床不起，但是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畢竟沒有看到腫瘤與死亡之間的聯系，直到昨天為止。
那個看了不少醫書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還沒給别人講解過，腫瘤會向全身擴散毒素，因而絕對不能讓它留在體内。
此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感到一陣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會死亡是不行的。
昨天他在樓下親眼看到人們怎樣給一個手術後的病人用被單連頭蓋起來。
現在他才明白他從護理員之間交談中所聽到的“這個人快蓋被單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原來是這麼回事！死亡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這僅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當然，魯薩諾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終究有一天要安排後事。
但那是在某個時候，而不是現在！某個時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條被單的面貌出現，裹着空虛無形的軀體，趿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襲的魯薩諾夫，不僅無法同它鬥争，甚至慌了手腳，一個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它是非法來到的，沒有一條規定，沒有一項指示能夠保護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
他惋惜起自己來了。
他不忍想象，這樣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說美好的生活，竟被這橫飛而來的腫瘤石子破壞了，他的頭腦怎麼也無法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麼惋惜自己，簡直眼淚都湧現出來了，視線也時刻變得模糊。
白天他時而用眼鏡掩蓋眼淚，時而仿佛由于傷風而用手帕遮住。
可這天夜裡他卻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
從童年開始他就沒有哭過，他不記得哭是怎麼回事，更不記得哭出的眼淚有時會使内心變得輕松一些。
它們未能推遲他的危險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罷，歸案重審也罷，面臨的打針和新的谵妄也罷，仿佛都把他擡到這些危險的一個新的台階上。
他似乎心裡比較明朗了。
可他還很虛弱，很少翻身，不想吃東西。
他是如此虛弱，甚至在這種狀态裡還找到了某種快慰，但卻是不吉之兆，就像一個凍僵的人無力動彈一樣。
他似乎變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聾子，不再懷着平時那種滿腔的公民熱血去對待周圍的事物了——跟醜惡的錯誤現象作不調和的鬥争。
昨天，“啃骨者”還向院長謊稱自己是墾荒者，可隻要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一開口，說兩句話，“啃骨者”就會馬上從這裡滾蛋。
可他什麼也沒說，自始至終沉默。
從公民覺悟的觀點來看，這是不應該的，他的職責就是戳穿謊言。
但不知為什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竟然沒有說話。
這倒不是因為沒有說話的力氣了或者害怕“啃骨者”會報複，不，不是因為這個。
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願說話，仿佛病房裡所發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相幹。
甚至還有這樣不可思議的感情，認為這個愛嚷嚷的魯莽漢子歸根到底也是個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麼幸福的命運，那就讓他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吧，盡管他時而不許熄燈，時而蠻不講理地打開通風小窗，時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沒人碰過的幹淨報紙。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醜了。
化驗室的一個姑娘來統計選民名單（病人在醫院裡也要參加選舉），她向大家收身份證，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證或集體農莊的證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卻什麼證件也沒有。
化驗員自然感到驚訝，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證。
就這樣，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鬧了起來，說她應該具備起碼的政治常識，流放者有各種各樣，她不妨打電話到某處去問；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