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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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她們的根據第五十八條被監禁的丈夫離婚。
這些女人無論怎樣消滅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義寄郵包，不從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沒有寄過，都逃不出這表格上那極其森嚴的“問題圍栅”，要繼續撒謊是不可能的。
這圍栅是有一條出口：依照法律手續徹底脫離夫妻關系。
凡屬這種情況，手續從簡：法院無需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決離婚，甚至判決之後也無需通知他們。
對魯薩諾夫來說，最重要的是使她們的離婚成為事實，這樣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髒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婦女從全體公民的康莊大道上拖走。
至于這些表格本身，可說派不上任何用場。
即使送給謝爾蓋·謝爾蓋伊奇看，也無非是當做笑料。
在總的生活過程中，魯薩諾夫所處的半陰半陽、神秘莫測的特殊地位，使他對真正的生活過程有了深刻的了解，從而也使他得到了滿足。
人人都看得見的生活（生産、開會、廠報、工會基層委員會貼在出入口的布告、補助申請、食堂、俱樂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隻不過對不明底細的人來說是如此罷了。
生活的真正趨向，不是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決定的，而是由兩三個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靜的辦公室裡心平氣和地交談或通一次語調親切的電話決定的。
真正的生活還流動在機密文件裡，流動在魯薩諾夫及其同事們公文包的深處，它會久久地悄悄跟蹤某人，而且僅僅在倏忽間顯現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犧牲品噴吐火焰——随後便又躲起來，不知去向了。
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樂部、食堂、補助申請、廠報、生産。
隻是通過出入口的人當中缺少了一個——被解職、被除名、被清洗了。
魯薩諾夫辦公的地方也布置得與他的工作性質相稱。
這永遠是個單獨的房間，房門上最初包着皮革、鑲有亮晶晶的包釘，後來，随着社會财富的增多，還在門口增設了一個起防護作用的門鬥，像隻黑洞洞的箱子。
這個門鬥似乎是一種普通的發明，一點也沒什麼了不起：深度不超過一米，來者隻不過在關上第一道門和尚未推開第二道門的時候多耽擱一兩秒鐘的工夫。
但在決定性談話之前的這一兩秒鐘，來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暫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氣又不流通，他會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見的那個人面前實在是渺小得可憐。
如果說，他本來還有點膽量和自信，那麼在這兒，在這隻箱子裡，膽量和自信也會不辭而别。
自然，幾個人同時擁進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辦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見或在電話裡獲準前去的人，隻能一個一個地進去。
辦公地點的這種設施以及放人進去的這種規定，對于周密思考和有條不紊地履行魯薩諾夫這個部門的職責是極其有利的。
要是沒有那個起保險作用的門鬥，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是會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說，現實中一切現象都有辯證的相互聯系，根據這一點來看，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在工作上的處事方式不可能不影響他的整個生活方式。
随着歲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馬特維耶夫娜不僅對火車上的普通車廂，就是對那對号的卧鋪車廂也愈來愈不能忍受了，因為那裡總是有人擠來擠去，有的穿着羊皮襖，有的帶着提桶，有的背着麻袋。
後來，魯薩諾夫夫婦改坐包間軟席車廂。
不消說，魯薩諾夫住旅館也總是事先訂好了單間，免得跟别的旅客住在一起。
當然，要去休養的話，魯薩諾夫夫婦也不是随便什麼療養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務周到、環境和條件稱心如意的地方，那裡的浴場和供漫步的林陰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開。
自從醫生囑咐卡皮托利娜·馬特維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後，除了在這類療養院裡同身份相等的人相處，她簡直感到沒有地方可以走路。
魯薩諾夫夫婦熱愛人民，熱愛自己國家偉大的人民，并為這偉大的人民服務，甚至準備為人民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愈來愈無法忍受那些……居民。
無法忍受那些執拗而任性、老是陽奉陰違、還經常提出什麼要求的居民。
魯薩諾夫夫婦對有軌和無軌電車、公共汽車特别反感，因為那裡總是你推我搡，特别是建築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髒的工作服拼命擠着上車的時候，會把機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裡所形成的不拘禮節的作風令人讨厭：拍拍肩膀請你遞錢買票或傳遞找回的零錢，你就是為他們效勞，傳來傳去沒完沒了。
徒步在城裡走路又太遠，而且很沒有氣派，與自己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
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車已出車在外或在修理的時候，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會連續幾個小時不回家吃飯，而是坐在辦公室裡等給他派車。
能有什麼辦法呢？跟行人随時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們之中有的舉止粗魯、穿戴寒酸，有時還喝得醉醺醺的。
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險的，
這些女人無論怎樣消滅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義寄郵包，不從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沒有寄過，都逃不出這表格上那極其森嚴的“問題圍栅”，要繼續撒謊是不可能的。
這圍栅是有一條出口：依照法律手續徹底脫離夫妻關系。
凡屬這種情況，手續從簡：法院無需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決離婚，甚至判決之後也無需通知他們。
對魯薩諾夫來說，最重要的是使她們的離婚成為事實，這樣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髒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婦女從全體公民的康莊大道上拖走。
至于這些表格本身，可說派不上任何用場。
即使送給謝爾蓋·謝爾蓋伊奇看，也無非是當做笑料。
在總的生活過程中，魯薩諾夫所處的半陰半陽、神秘莫測的特殊地位，使他對真正的生活過程有了深刻的了解，從而也使他得到了滿足。
人人都看得見的生活（生産、開會、廠報、工會基層委員會貼在出入口的布告、補助申請、食堂、俱樂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隻不過對不明底細的人來說是如此罷了。
生活的真正趨向，不是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決定的，而是由兩三個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靜的辦公室裡心平氣和地交談或通一次語調親切的電話決定的。
真正的生活還流動在機密文件裡，流動在魯薩諾夫及其同事們公文包的深處，它會久久地悄悄跟蹤某人，而且僅僅在倏忽間顯現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犧牲品噴吐火焰——随後便又躲起來，不知去向了。
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樂部、食堂、補助申請、廠報、生産。
隻是通過出入口的人當中缺少了一個——被解職、被除名、被清洗了。
魯薩諾夫辦公的地方也布置得與他的工作性質相稱。
這永遠是個單獨的房間，房門上最初包着皮革、鑲有亮晶晶的包釘，後來，随着社會财富的增多，還在門口增設了一個起防護作用的門鬥，像隻黑洞洞的箱子。
這個門鬥似乎是一種普通的發明，一點也沒什麼了不起：深度不超過一米，來者隻不過在關上第一道門和尚未推開第二道門的時候多耽擱一兩秒鐘的工夫。
但在決定性談話之前的這一兩秒鐘，來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暫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氣又不流通，他會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見的那個人面前實在是渺小得可憐。
如果說，他本來還有點膽量和自信，那麼在這兒，在這隻箱子裡，膽量和自信也會不辭而别。
自然，幾個人同時擁進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辦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見或在電話裡獲準前去的人，隻能一個一個地進去。
辦公地點的這種設施以及放人進去的這種規定，對于周密思考和有條不紊地履行魯薩諾夫這個部門的職責是極其有利的。
要是沒有那個起保險作用的門鬥，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是會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說，現實中一切現象都有辯證的相互聯系，根據這一點來看，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在工作上的處事方式不可能不影響他的整個生活方式。
随着歲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馬特維耶夫娜不僅對火車上的普通車廂，就是對那對号的卧鋪車廂也愈來愈不能忍受了，因為那裡總是有人擠來擠去，有的穿着羊皮襖，有的帶着提桶，有的背着麻袋。
後來，魯薩諾夫夫婦改坐包間軟席車廂。
不消說，魯薩諾夫住旅館也總是事先訂好了單間，免得跟别的旅客住在一起。
當然，要去休養的話，魯薩諾夫夫婦也不是随便什麼療養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務周到、環境和條件稱心如意的地方，那裡的浴場和供漫步的林陰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開。
自從醫生囑咐卡皮托利娜·馬特維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後，除了在這類療養院裡同身份相等的人相處，她簡直感到沒有地方可以走路。
魯薩諾夫夫婦熱愛人民，熱愛自己國家偉大的人民，并為這偉大的人民服務，甚至準備為人民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們愈來愈無法忍受那些……居民。
無法忍受那些執拗而任性、老是陽奉陰違、還經常提出什麼要求的居民。
魯薩諾夫夫婦對有軌和無軌電車、公共汽車特别反感，因為那裡總是你推我搡，特别是建築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髒的工作服拼命擠着上車的時候，會把機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裡所形成的不拘禮節的作風令人讨厭：拍拍肩膀請你遞錢買票或傳遞找回的零錢，你就是為他們效勞，傳來傳去沒完沒了。
徒步在城裡走路又太遠，而且很沒有氣派，與自己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
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車已出車在外或在修理的時候，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會連續幾個小時不回家吃飯，而是坐在辦公室裡等給他派車。
能有什麼辦法呢？跟行人随時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們之中有的舉止粗魯、穿戴寒酸，有時還喝得醉醺醺的。
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