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桦樹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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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條漫長的路，艾哈邁占。
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願重新學習，所以千方百計地阻撓；還有一些人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設置障礙。
因而我們也就無從選擇。
”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魯薩諾夫，回答了艾哈邁占，但卻沒有回答發聲困難的那個病人——沒把地址給他。
這——他做得很自然，仿佛沒聽見，沒來得及，而實際上是不願意告訴他。
這個發聲困難的病人有點不大知趣，盡管看起來令人敬重，身材和腦袋像個銀行行長，甚至可以說像南美洲的一個小國的總理。
再就是，奧列格不忍心叫馬斯連尼科夫這個忠厚的長者犧牲過多的睡眠時間去給陌生人寫信，毫無疑問，發聲困難的病人會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從另一方面來說，又不能不可憐這條喪失了正常人聲音的啞嗓子（我們發聲正常卻不知愛護）。
還有一層，科斯托格洛托夫可說是一個生病專家了，作為一個病人對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就連病理解剖學也讀過了，各種問題都設法從漢加爾特和東佐娃那裡得到了解釋，現在又從馬斯連尼科夫那裡收到了回信。
為什麼竟要他這樣一個多年被剝奪一切權利的人來教這些自由人如何躲閃傾壓下來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内心深處，有這樣的生活信條：找到寶貝别吱聲，騙得橫财莫露形。
如果大家一股腦兒地給馬斯連尼科夫寫信，那麼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這一切并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得出的，而是在他那有疤痕的下巴從魯薩諾夫一邊掠過發聲困難的病人，轉向艾哈邁占的一瞬間閃現的。
“那麼，服法他寫了嗎？”地質學家問。
紙和鉛筆本來就放在他面前，他看書時總是這樣。
“怎麼個服法，我可以念給你們聽，請拿鉛筆準備記吧。
”科斯托格洛托夫宣布說。
病房裡頓時忙亂起來，大夥互相借鉛筆、讨紙片。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手頭什麼也沒有（他倒是有一支新式的包尖自來水筆，可是留在家裡了），焦姆卡遞給他一支鉛筆。
西布加托夫、費德拉烏、葉夫列姆、倪老頭，都想記。
等大家都準備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開始慢慢地一邊念信一邊解釋：怎樣使恰加不要曬得太幹，怎樣搗細，用多少水煮，怎樣熬濃和濾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記着，有的寫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這樣，病房裡的氣氛變得特别融洽與和睦。
他們之間有時說話态度是那麼不夠友好，但有什麼隔閡呢？他們隻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死亡。
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對，那麼世上還有什麼能使他們分開的呢？ 焦姆卡記完之後，用他那與年齡不相稱的粗嗓門慢慢吞吞地說： “不過……到哪兒去弄桦樹蘑呢？這裡又沒有……” 大家都歎了口氣。
在這些離開俄羅斯很久（有的是自願離開的），或者從來也沒到過那裡的人面前，掠過了這個植物容易生長、氣候溫和、沒有酷熱太陽照射的地方的景色，時而是籠罩着有利于蕈類生長的霏霏細雨，時而是春潮泛濫和泥濘不堪的田間和林中之路。
在這個靜谧的地方，普通的樹木對人來說卻是十分需要和大有好處的。
生活在那裡的人，不總是了解自己的家鄉，他們渴望湛藍的大海和香蕉，而人真正需要的卻是它——白桦樹上那畸形的黑色增生物，它的病，它的瘤。
隻有穆爾薩利莫夫和葉根别爾季耶夫心裡明白，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即使在這裡——在草原和高山上也一定會有，因為世上每一個地方都為人安排好了一切，隻是需要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
“得托托人，幫着采集并郵來。
”地質學家對焦姆卡說。
看來這種恰好合乎他的意願。
科斯托格洛托夫本人發現并為大家提供了這整個藥方，但沒有人可幫他在俄羅斯去找這種菌子。
有的熟人已經死了；有的不知下落；有的不便于相托；有的地方差不多城市化了，連那種桦樹也找不到，更不用說樹上的菌子。
現在他感到最大的快樂莫過于像一條狗似的離開這裡，去尋找那奧妙的救命藥草，如此到森林裡待上幾個月，采集這種恰加，研成細末在篝火上熬湯，像動物那樣渴了就喝，漸漸把病治好。
一連幾個月在森林裡遊逛，一心把身體養好，别的什麼也不去想。
然而，去俄羅斯的路對他來說是禁止通行的。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裡去的人，卻沒有學會這樣一種人生哲學：為了一個主要目标，不惜犧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諸腦後。
他們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為障礙的障礙：為了尋找這藥物，怎樣才能弄到證明或請假？怎樣打破生活常規，同家人告别？到哪去籌集一筆錢？作一次遠行該如何穿戴，随身帶些什麼？到哪一站下車，之後又該到哪兒去打聽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斯托格洛托夫還輕輕拍着那封信說道： “他在這裡提到，有些所謂的采購員，簡直是精明能幹的人，他們收集恰加，曬幹後寄給委托代購的主顧。
不過價錢很貴——一公斤要十五盧布，而一個月需用六公斤。
” “他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憤怒了，他擺出的一副威嚴上司的面孔，會使任何一個采購員吓軟腿，“用毫無代價的取自大自然的東西去發橫财，他們還有什麼良心？” “别瞎亮亮（嚷嚷）！”葉夫列姆向他噓了一聲（他把字音歪曲得特别難聽——既不像是故意的，又不像是口齒不清），“你以為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拿到？這得背着口袋、拿着斧頭滿樹林裡走啊。
冬天還得腳踩滑雪闆呢。
” “但是一公斤總不該要十五盧布呀，這些該死的投機分子！”魯薩諾夫怎麼也不肯讓步，他的臉上又出現了一些紅斑。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則問題。
若幹年來，魯薩諾夫形成了一種愈益明确的看法，而且愈來愈堅信不疑：國内所存在的所有短缺、虧欠、毛病、損失，根源都在于投機倒把，在于小商販的倒買倒賣。
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賣青蔥和鮮花，一些女人在市場上賣雞蛋和牛奶，在車站上賣酸奶、毛襪乃至炸魚；也在于大規模的非法活動，例如“開後門”挖國家倉庫，成卡車地盜運物資。
如果把這兩種投機倒把活動連根鏟除，我們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糾正，我們的成就會更加驚人。
如果一個人靠國家的高工資和高額退休金去鞏固自己的物質地位，那沒什麼不好（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自己就想成為這種特殊人物）。
在這種情況下，汽車也好，别墅也好，便都是勞動所得。
然而，同一種牌子的汽車，同一種标準化設計的别墅，如果是用投機倒把的錢買來的，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因為其中包含着犯罪的因素。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盼望——正是盼望——對投機商人采取處決示衆的對策。
公開處決可以迅速而又徹底地健全我們的社會。
“那好吧，”葉夫列姆也火了。
“别瞎亮亮，你自己坐車到那兒去組織收購好了。
用國家的名義也好，用合作社的名義也好，随你的便。
在這兒你嫌十五個盧布的價錢太貴，那就别訂。
” 魯薩諾夫明白，要害就在這裡。
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願重新學習，所以千方百計地阻撓；還有一些人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設置障礙。
因而我們也就無從選擇。
”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魯薩諾夫，回答了艾哈邁占，但卻沒有回答發聲困難的那個病人——沒把地址給他。
這——他做得很自然，仿佛沒聽見，沒來得及，而實際上是不願意告訴他。
這個發聲困難的病人有點不大知趣，盡管看起來令人敬重，身材和腦袋像個銀行行長，甚至可以說像南美洲的一個小國的總理。
再就是，奧列格不忍心叫馬斯連尼科夫這個忠厚的長者犧牲過多的睡眠時間去給陌生人寫信，毫無疑問，發聲困難的病人會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從另一方面來說，又不能不可憐這條喪失了正常人聲音的啞嗓子（我們發聲正常卻不知愛護）。
還有一層，科斯托格洛托夫可說是一個生病專家了，作為一個病人對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就連病理解剖學也讀過了，各種問題都設法從漢加爾特和東佐娃那裡得到了解釋，現在又從馬斯連尼科夫那裡收到了回信。
為什麼竟要他這樣一個多年被剝奪一切權利的人來教這些自由人如何躲閃傾壓下來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内心深處，有這樣的生活信條：找到寶貝别吱聲，騙得橫财莫露形。
如果大家一股腦兒地給馬斯連尼科夫寫信，那麼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這一切并不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得出的，而是在他那有疤痕的下巴從魯薩諾夫一邊掠過發聲困難的病人，轉向艾哈邁占的一瞬間閃現的。
“那麼，服法他寫了嗎？”地質學家問。
紙和鉛筆本來就放在他面前，他看書時總是這樣。
“怎麼個服法，我可以念給你們聽，請拿鉛筆準備記吧。
”科斯托格洛托夫宣布說。
病房裡頓時忙亂起來，大夥互相借鉛筆、讨紙片。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手頭什麼也沒有（他倒是有一支新式的包尖自來水筆，可是留在家裡了），焦姆卡遞給他一支鉛筆。
西布加托夫、費德拉烏、葉夫列姆、倪老頭，都想記。
等大家都準備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開始慢慢地一邊念信一邊解釋：怎樣使恰加不要曬得太幹，怎樣搗細，用多少水煮，怎樣熬濃和濾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記着，有的寫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這樣，病房裡的氣氛變得特别融洽與和睦。
他們之間有時說話态度是那麼不夠友好，但有什麼隔閡呢？他們隻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死亡。
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對，那麼世上還有什麼能使他們分開的呢？ 焦姆卡記完之後，用他那與年齡不相稱的粗嗓門慢慢吞吞地說： “不過……到哪兒去弄桦樹蘑呢？這裡又沒有……” 大家都歎了口氣。
在這些離開俄羅斯很久（有的是自願離開的），或者從來也沒到過那裡的人面前，掠過了這個植物容易生長、氣候溫和、沒有酷熱太陽照射的地方的景色，時而是籠罩着有利于蕈類生長的霏霏細雨，時而是春潮泛濫和泥濘不堪的田間和林中之路。
在這個靜谧的地方，普通的樹木對人來說卻是十分需要和大有好處的。
生活在那裡的人，不總是了解自己的家鄉，他們渴望湛藍的大海和香蕉，而人真正需要的卻是它——白桦樹上那畸形的黑色增生物，它的病，它的瘤。
隻有穆爾薩利莫夫和葉根别爾季耶夫心裡明白，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即使在這裡——在草原和高山上也一定會有，因為世上每一個地方都為人安排好了一切，隻是需要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
“得托托人，幫着采集并郵來。
”地質學家對焦姆卡說。
看來這種恰好合乎他的意願。
科斯托格洛托夫本人發現并為大家提供了這整個藥方，但沒有人可幫他在俄羅斯去找這種菌子。
有的熟人已經死了；有的不知下落；有的不便于相托；有的地方差不多城市化了，連那種桦樹也找不到，更不用說樹上的菌子。
現在他感到最大的快樂莫過于像一條狗似的離開這裡，去尋找那奧妙的救命藥草，如此到森林裡待上幾個月，采集這種恰加，研成細末在篝火上熬湯，像動物那樣渴了就喝，漸漸把病治好。
一連幾個月在森林裡遊逛，一心把身體養好，别的什麼也不去想。
然而，去俄羅斯的路對他來說是禁止通行的。
而其他有可能到那裡去的人，卻沒有學會這樣一種人生哲學：為了一個主要目标，不惜犧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諸腦後。
他們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為障礙的障礙：為了尋找這藥物，怎樣才能弄到證明或請假？怎樣打破生活常規，同家人告别？到哪去籌集一筆錢？作一次遠行該如何穿戴，随身帶些什麼？到哪一站下車，之後又該到哪兒去打聽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斯托格洛托夫還輕輕拍着那封信說道： “他在這裡提到，有些所謂的采購員，簡直是精明能幹的人，他們收集恰加，曬幹後寄給委托代購的主顧。
不過價錢很貴——一公斤要十五盧布，而一個月需用六公斤。
” “他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憤怒了，他擺出的一副威嚴上司的面孔，會使任何一個采購員吓軟腿，“用毫無代價的取自大自然的東西去發橫财，他們還有什麼良心？” “别瞎亮亮（嚷嚷）！”葉夫列姆向他噓了一聲（他把字音歪曲得特别難聽——既不像是故意的，又不像是口齒不清），“你以為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拿到？這得背着口袋、拿着斧頭滿樹林裡走啊。
冬天還得腳踩滑雪闆呢。
” “但是一公斤總不該要十五盧布呀，這些該死的投機分子！”魯薩諾夫怎麼也不肯讓步，他的臉上又出現了一些紅斑。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則問題。
若幹年來，魯薩諾夫形成了一種愈益明确的看法，而且愈來愈堅信不疑：國内所存在的所有短缺、虧欠、毛病、損失，根源都在于投機倒把，在于小商販的倒買倒賣。
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賣青蔥和鮮花，一些女人在市場上賣雞蛋和牛奶，在車站上賣酸奶、毛襪乃至炸魚；也在于大規模的非法活動，例如“開後門”挖國家倉庫，成卡車地盜運物資。
如果把這兩種投機倒把活動連根鏟除，我們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糾正，我們的成就會更加驚人。
如果一個人靠國家的高工資和高額退休金去鞏固自己的物質地位，那沒什麼不好（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自己就想成為這種特殊人物）。
在這種情況下，汽車也好，别墅也好，便都是勞動所得。
然而，同一種牌子的汽車，同一種标準化設計的别墅，如果是用投機倒把的錢買來的，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因為其中包含着犯罪的因素。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盼望——正是盼望——對投機商人采取處決示衆的對策。
公開處決可以迅速而又徹底地健全我們的社會。
“那好吧，”葉夫列姆也火了。
“别瞎亮亮，你自己坐車到那兒去組織收購好了。
用國家的名義也好，用合作社的名義也好，随你的便。
在這兒你嫌十五個盧布的價錢太貴，那就别訂。
” 魯薩諾夫明白，要害就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