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桦樹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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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耶維奇有闆有眼地吐着每一個字，教訓自己的對手，“關于列夫·托爾斯泰之流的道德上的自我修養觀點，列甯曾寫過文章，一勞永逸地批判過！斯大林同志也寫過文章！還有高爾基！”
“對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強忍着怒火向對方伸出一隻手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對任何事所下的結論都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
因為，那樣一來，生活也就會停止不前了。
一代一代的後人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無言以對。
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緣開始漲紅，面頰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圓圓的紅斑。
（現在需要的不是反駁，不是參與星期六的這場争論，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誰，從哪兒來的，有什麼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極其荒謬的觀點對于他所擔任的職務是否有害。
） “我并不是說，”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說道，“在社會科學方面我有什麼學問，這我很少研究。
但我憑自己的頭腦這樣理解，列甯之所以批評列夫·托爾斯泰的道德修養經，是由于那時這種主張會使社會偏離反對暴政的鬥争，偏離即将成熟的革命形勢。
這是毫無疑問的。
可您為什麼不許人家開口？”他伸開兩隻大手，指向波杜耶夫，“他是在生死邊緣上思索生命的意義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讀托爾斯泰著作，您為什麼如此惱火？這會礙誰的事呢？莫非要把托爾斯泰的書扔到火堆裡燒掉？難道政府的教務管理局還沒把事情做絕？”（科斯托格洛托夫對社會科學缺乏研究，他把“至聖的”和“政府的”兩個詞搞混了。
） 此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兩隻耳朵已全部漲紅了。
這已經是對政府機構的直接攻擊（誠然，他沒聽清是對哪個具體機構），而且當着偶然聚在一起的聽衆，這就使局面更為嚴重，必須适可而止地結束這場争論，待以後有了機會首先審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這個人。
因此，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暫時不把問題提到原則高度，僅朝波杜耶夫那邊說： “讓他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會更有益處。
”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重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所把握的分寸，繼續在沒有思想準備的聽衆面前宣揚自己的一套： “為什麼要妨礙别人思考呢？歸根結底，我們的生活哲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我愛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談什麼深刻感受！這不需要我們，任何動物——雞、貓、狗都會說。
” “我請求您！我請求您！”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這時已不是在履行公民義務，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談論死亡！我們連提也不要再提了！” “對我沒什麼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連連擺動鏟子似的大手，“要是在這兒不談論死亡，那到什麼地方去談呢？‘啊，我們将永遠活在世上！’” “這麼說，您打算怎麼樣呢？”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提高了聲音，“老是談論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這種方式去使鉀鹽占優勢嗎？” “不必老是談，”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靜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談，但哪怕偶爾談談。
這會有好處。
否則，想想看，我們一輩子都對人強調：‘你是集體的一員！你是集體的一員！’但這隻是在他活着的時候。
死亡來臨的時刻，我們就把他放出集體。
成員他倒是成員，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
腫瘤也是隻生在他一個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體身上。
就拿您來說吧！”他很粗魯地伸出指頭指向魯薩諾夫，“好，您說說，世上您現在最怕的是什麼？是死亡！您最不願談論的又是什麼？還是關于死亡！這怎麼解釋呢？”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不再聽下去，他失去了同他們繼續争論的興趣。
剛才他沒有注意，一不小心讓腫瘤牽動了脖子和頭部，疼得他完全熄滅了開導這些糊塗蛋、澄清其妄言的興緻。
說到底，他進這所醫院純屬偶然，在病情處于這樣的關鍵時刻，他不應該同這些人待在一起。
而主要的，同時也是可怕的一點是，昨天打過針以後，腫瘤一點也沒收縮或軟化。
想到這裡，他心都涼了。
“啃骨者”倒是可以興緻勃勃地談論死亡，因為他正在一天天康複。
焦姆卡的客人，那個發音困難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嚨，幾次想插話發表自己的意見，從而打斷這場不愉快的争論。
他想提醒他們，此刻他們所有的人統統是曆史的客體，而不是主體，但他那嘶啞的聲音誰也聽不見，而要說得響些他又無能為力，隻好把兩個指頭按在喉頭上，以減輕疼痛并幫助發聲。
舌頭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說話能力的喪失，不知為什麼尤其使人感到難受，而整個面部就成了反映這種難受之感的鏡子。
剛才他直擺兩隻大手，試圖阻止争吵的雙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間的通道裡。
“同志們！同志們！”他聲音嘶啞地說，别人也為他的喉嚨感到難受。
“不要再提這種喪氣的事情！我們豈不已經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夠沮喪的了！喂，您這位同志！”他從通道裡走過去，幾乎像祈求似的伸出一隻手（另一隻手放在喉頭上），面對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頭發蓬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對着神明。
“關于桦樹菌的事，您講得很有意思。
請您繼續往下講，請！” “講吧，奧列格，講白桦蘑菇！你開頭講什麼來着？”西布加托夫問道。
就連皮膚呈古銅色的倪老頭也艱難地轉動着舌頭，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他的舌頭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療過程中脫落了，其餘的部分此時依然腫脹。
别的人也要求他講。
科斯托格洛托夫産生了一種無以名狀的輕松感。
多少年來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習慣于默不作聲，手搭在背後，腦袋低着，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樣有了這種天生特征，甚至經過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沒完全改過來。
即使是今天，在這個醫療中心的小徑上散步時，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後，覺得這樣更為自然輕松。
多少年來，自由人都被禁止與他這樣的人平等交談，甚至不能把他們當做人來認真商量事情，而更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遞來的信，可是現在，坐在他面前的這些虔誠的自由人，正等待他這個無拘無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賜給他們以希望的支柱。
從自己這方面來說，奧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習慣的那樣把自己同他們對立起來，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們聯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習慣在許多人面前發表講話，正像不習慣出席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參加群衆集會一樣。
此刻卻要他成為演說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難以想象，仿佛置身于可笑的夢中似的。
然而，正像溜冰一樣，起跑之後就很難停住，隻能任其飛也似的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順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來必然會痊愈的良好趨勢，繼續順水推舟。
“朋友們！這是一件罕見的事情。
是一個前來複查的病人講給我聽的，當時我還正在等這裡的床位。
我抱着無所謂的态度寄去了一張明信片，回信地址寫的是醫院。
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過了十二天，回信就來了。
醫
因為，那樣一來，生活也就會停止不前了。
一代一代的後人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無言以對。
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緣開始漲紅，面頰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圓圓的紅斑。
（現在需要的不是反駁，不是參與星期六的這場争論，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誰，從哪兒來的，有什麼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極其荒謬的觀點對于他所擔任的職務是否有害。
） “我并不是說，”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說道，“在社會科學方面我有什麼學問，這我很少研究。
但我憑自己的頭腦這樣理解，列甯之所以批評列夫·托爾斯泰的道德修養經，是由于那時這種主張會使社會偏離反對暴政的鬥争，偏離即将成熟的革命形勢。
這是毫無疑問的。
可您為什麼不許人家開口？”他伸開兩隻大手，指向波杜耶夫，“他是在生死邊緣上思索生命的意義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讀托爾斯泰著作，您為什麼如此惱火？這會礙誰的事呢？莫非要把托爾斯泰的書扔到火堆裡燒掉？難道政府的教務管理局還沒把事情做絕？”（科斯托格洛托夫對社會科學缺乏研究，他把“至聖的”和“政府的”兩個詞搞混了。
） 此時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的兩隻耳朵已全部漲紅了。
這已經是對政府機構的直接攻擊（誠然，他沒聽清是對哪個具體機構），而且當着偶然聚在一起的聽衆，這就使局面更為嚴重，必須适可而止地結束這場争論，待以後有了機會首先審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這個人。
因此，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暫時不把問題提到原則高度，僅朝波杜耶夫那邊說： “讓他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會更有益處。
”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沒有重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所把握的分寸，繼續在沒有思想準備的聽衆面前宣揚自己的一套： “為什麼要妨礙别人思考呢？歸根結底，我們的生活哲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我愛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談什麼深刻感受！這不需要我們，任何動物——雞、貓、狗都會說。
” “我請求您！我請求您！”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這時已不是在履行公民義務，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談論死亡！我們連提也不要再提了！” “對我沒什麼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連連擺動鏟子似的大手，“要是在這兒不談論死亡，那到什麼地方去談呢？‘啊，我們将永遠活在世上！’” “這麼說，您打算怎麼樣呢？”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提高了聲音，“老是談論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這種方式去使鉀鹽占優勢嗎？” “不必老是談，”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靜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談，但哪怕偶爾談談。
這會有好處。
否則，想想看，我們一輩子都對人強調：‘你是集體的一員！你是集體的一員！’但這隻是在他活着的時候。
死亡來臨的時刻，我們就把他放出集體。
成員他倒是成員，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
腫瘤也是隻生在他一個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體身上。
就拿您來說吧！”他很粗魯地伸出指頭指向魯薩諾夫，“好，您說說，世上您現在最怕的是什麼？是死亡！您最不願談論的又是什麼？還是關于死亡！這怎麼解釋呢？”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不再聽下去，他失去了同他們繼續争論的興趣。
剛才他沒有注意，一不小心讓腫瘤牽動了脖子和頭部，疼得他完全熄滅了開導這些糊塗蛋、澄清其妄言的興緻。
說到底，他進這所醫院純屬偶然，在病情處于這樣的關鍵時刻，他不應該同這些人待在一起。
而主要的，同時也是可怕的一點是，昨天打過針以後，腫瘤一點也沒收縮或軟化。
想到這裡，他心都涼了。
“啃骨者”倒是可以興緻勃勃地談論死亡，因為他正在一天天康複。
焦姆卡的客人，那個發音困難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嚨，幾次想插話發表自己的意見，從而打斷這場不愉快的争論。
他想提醒他們，此刻他們所有的人統統是曆史的客體，而不是主體，但他那嘶啞的聲音誰也聽不見，而要說得響些他又無能為力，隻好把兩個指頭按在喉頭上，以減輕疼痛并幫助發聲。
舌頭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說話能力的喪失，不知為什麼尤其使人感到難受，而整個面部就成了反映這種難受之感的鏡子。
剛才他直擺兩隻大手，試圖阻止争吵的雙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間的通道裡。
“同志們！同志們！”他聲音嘶啞地說，别人也為他的喉嚨感到難受。
“不要再提這種喪氣的事情！我們豈不已經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夠沮喪的了！喂，您這位同志！”他從通道裡走過去，幾乎像祈求似的伸出一隻手（另一隻手放在喉頭上），面對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頭發蓬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對着神明。
“關于桦樹菌的事，您講得很有意思。
請您繼續往下講，請！” “講吧，奧列格，講白桦蘑菇！你開頭講什麼來着？”西布加托夫問道。
就連皮膚呈古銅色的倪老頭也艱難地轉動着舌頭，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他的舌頭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療過程中脫落了，其餘的部分此時依然腫脹。
别的人也要求他講。
科斯托格洛托夫産生了一種無以名狀的輕松感。
多少年來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習慣于默不作聲，手搭在背後，腦袋低着，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樣有了這種天生特征，甚至經過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沒完全改過來。
即使是今天，在這個醫療中心的小徑上散步時，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後，覺得這樣更為自然輕松。
多少年來，自由人都被禁止與他這樣的人平等交談，甚至不能把他們當做人來認真商量事情，而更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遞來的信，可是現在，坐在他面前的這些虔誠的自由人，正等待他這個無拘無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賜給他們以希望的支柱。
從自己這方面來說，奧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習慣的那樣把自己同他們對立起來，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們聯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習慣在許多人面前發表講話，正像不習慣出席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參加群衆集會一樣。
此刻卻要他成為演說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難以想象，仿佛置身于可笑的夢中似的。
然而，正像溜冰一樣，起跑之後就很難停住，隻能任其飛也似的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順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來必然會痊愈的良好趨勢，繼續順水推舟。
“朋友們！這是一件罕見的事情。
是一個前來複查的病人講給我聽的，當時我還正在等這裡的床位。
我抱着無所謂的态度寄去了一張明信片，回信地址寫的是醫院。
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過了十二天，回信就來了。
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