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們靠什麼活着
關燈
小
中
大
痛，甚至影響到頭部。
腫塊沿着脖子往上升，幾乎到了耳根。
就這樣，一個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這棟用灰磚建造、磚縫勻稱齊整的老建築物前，登上掩映在白楊樹中間、被千百雙腳磨得光滑的台階，外科醫生們即刻像接待親人似的将他留了下來，于是他又穿上了那種條紋布病号服，還是住在靠近手術室、窗子抵住後圍牆的那間病房裡，等候第二次（而總的算來是第三次）手術。
葉夫列姆此時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他承認自己得的是癌症。
現在，為了追求平等，他開始說服同病房裡所有的病人，要他們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
而既然得上了這種病，那就誰也甭想逃出這個地方。
即使出了院也還得全都回到這裡來。
倒不是他能夠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聲中找到樂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實情況，不自欺欺人。
後來給他做了第三次手術，開刀開得更疼、更深。
但手術後包紮時，醫生們似乎并不高興，而是用行話在相互交談，并用紗布給他愈纏愈緊，愈纏愈高，使腦袋和軀幹牢固地連在一起。
他感到射向頭部的刺痛更厲害了，更頻繁了，幾乎是接連不斷。
這樣一來，幹嗎還要裝模作樣呢？得了癌症就應當變得超脫一些，正視兩年來他一直眯縫起眼睛、扭頭不看的事實：葉夫列姆斷氣的時候到了。
采取一種幸災樂禍的态度，心情反而會輕松些：不是死，而是斷了氣兒了。
但這話隻能是說說而已，頭腦卻不能想象，内心也無法體驗：這事怎麼能發生在他葉夫列姆身上？這怎麼會發生呢？當真會這樣該怎麼辦呢？ 為了躲開這一事實，他曾擠在人們中間拼命幹活，可現在事實終于跟他狹路相逢，借助于繃帶掐住了他的脖子。
從其他病人——無論是病房裡的還是走廊上的，無論是樓上的還是樓下的——那裡，他是聽不到對他有任何幫助的話的。
所有的話都不知說過多少遍了，可沒有一句是中聽的。
于是他開始從窗前走到門口，又從門口走到窗前，每天五六個小時踱來踱去。
這是他尋求解脫的辦法。
葉夫列姆一生中隻有幾個大城市沒去過，邊遠地區他幾乎走遍了，無論待在哪兒，他和其餘的人都很清楚，一個人應該具備什麼本領。
一個人要麼掌握很好的專業技能，要麼能在生活中鑽營。
這兩者都是生财之道。
所以說人們相互認識的時候，道過姓名之後總是緊接着就問：幹什麼工作，掙多少錢。
要是一個人掙錢不多，那就是說，他不是傻瓜蛋便是不走運，反正是不怎麼樣的一個渺小的人。
所有這些年，波杜耶夫在沃爾庫塔、葉尼塞河、遠東和中亞所看到的就是這種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
人們掙了很多錢，随後也就把錢花掉——有的人是逢星期六去花錢，有的人是度假時一次性地花掉。
這樣的生活可以過得很順心，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緻命的病為止。
一旦得了這種病，他們的專業技能也好，鑽營本領也好，職務也好，工資也好，統統變得一文不值。
無論是他們束手無策的精神狀态，還是死不承認得了癌症的自欺欺人的願望，都說明他們意志薄弱，忽視了生活中的什麼事情。
那麼究竟忽視了什麼呢？ 葉夫列姆從小就聽人們說，而且自己也知道，他和他的同輩這些年輕人，卻比自己的老子頭腦聰明。
他們的老子膽子很小，一輩子連城也沒進過，而葉夫列姆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能夠騎馬打槍了，接近五十歲時把整個國家像摸娘兒們似的摸遍了。
可是現在，他在病房裡一邊來回地走，一邊回想他們家鄉卡馬河一帶的老人——不管是俄羅斯人還是鞑靼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樣死的。
他們都不擺什麼架子，不追求什麼，也不吹噓他們不會死掉，——他們都心情平靜地對待死亡。
他們不僅不留下債務，而且不聲不響地做着準備，預先就指定好把母馬留給誰，把馬駒留給誰，把無領粗呢上衣留給誰，把靴子留給誰。
他們離開人世的時候心情很輕松，仿佛隻是搬到另一間茅屋裡去住似的。
他們之中的任何人也不會被癌吓倒。
而且，誰也沒有得過什麼癌症。
可在這兒，在醫院裡，人已經在吸氧氣袋，眼珠子都快轉不動了，而嘴巴還一再說：我不會死！我得的不是癌！ 跟一些呆頭呆腦的雞似的。
每一隻都面臨着喉管上挨一刀，可還在咕咕哒哒，到處覓食。
一隻被抓去宰了，而其餘的還在刨土覓食。
波杜耶夫就這樣日複一日地在病房裡走來走去，舊地闆被踩得顫個不停，但究竟該怎樣迎接死亡，他心中一點也沒有變得明确起來。
這事兒不能憑空瞎想，也沒有人能告訴他。
至于在什麼書裡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更是不抱什麼希望。
當年他念過四年小學，後來還在建築工人培訓班學習過，但他沒有養成看書的習慣：廣播天天有，可以代替看報，而書在心目中則完全是多餘的東西，他在那些偏僻荒涼的地方由于工資高而混了大半輩子，也沒見過多少喜歡看書的人。
波杜耶夫隻讀那些必須要讀的東西——交流經驗的小冊子、升降機說明書、操作規章、
腫塊沿着脖子往上升，幾乎到了耳根。
就這樣，一個月以前他仍然又回到這棟用灰磚建造、磚縫勻稱齊整的老建築物前，登上掩映在白楊樹中間、被千百雙腳磨得光滑的台階，外科醫生們即刻像接待親人似的将他留了下來，于是他又穿上了那種條紋布病号服，還是住在靠近手術室、窗子抵住後圍牆的那間病房裡，等候第二次（而總的算來是第三次）手術。
葉夫列姆此時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
他承認自己得的是癌症。
現在，為了追求平等，他開始說服同病房裡所有的病人，要他們相信自己得的也是癌症。
而既然得上了這種病，那就誰也甭想逃出這個地方。
即使出了院也還得全都回到這裡來。
倒不是他能夠在别人的痛苦乃至骨折的脆裂聲中找到樂趣，而是要别人也想到真實情況，不自欺欺人。
後來給他做了第三次手術，開刀開得更疼、更深。
但手術後包紮時，醫生們似乎并不高興，而是用行話在相互交談，并用紗布給他愈纏愈緊，愈纏愈高，使腦袋和軀幹牢固地連在一起。
他感到射向頭部的刺痛更厲害了，更頻繁了，幾乎是接連不斷。
這樣一來，幹嗎還要裝模作樣呢？得了癌症就應當變得超脫一些，正視兩年來他一直眯縫起眼睛、扭頭不看的事實：葉夫列姆斷氣的時候到了。
采取一種幸災樂禍的态度，心情反而會輕松些：不是死，而是斷了氣兒了。
但這話隻能是說說而已，頭腦卻不能想象，内心也無法體驗：這事怎麼能發生在他葉夫列姆身上？這怎麼會發生呢？當真會這樣該怎麼辦呢？ 為了躲開這一事實，他曾擠在人們中間拼命幹活，可現在事實終于跟他狹路相逢，借助于繃帶掐住了他的脖子。
從其他病人——無論是病房裡的還是走廊上的，無論是樓上的還是樓下的——那裡，他是聽不到對他有任何幫助的話的。
所有的話都不知說過多少遍了，可沒有一句是中聽的。
于是他開始從窗前走到門口，又從門口走到窗前，每天五六個小時踱來踱去。
這是他尋求解脫的辦法。
葉夫列姆一生中隻有幾個大城市沒去過，邊遠地區他幾乎走遍了，無論待在哪兒，他和其餘的人都很清楚，一個人應該具備什麼本領。
一個人要麼掌握很好的專業技能，要麼能在生活中鑽營。
這兩者都是生财之道。
所以說人們相互認識的時候，道過姓名之後總是緊接着就問：幹什麼工作，掙多少錢。
要是一個人掙錢不多，那就是說，他不是傻瓜蛋便是不走運，反正是不怎麼樣的一個渺小的人。
所有這些年，波杜耶夫在沃爾庫塔、葉尼塞河、遠東和中亞所看到的就是這種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
人們掙了很多錢，随後也就把錢花掉——有的人是逢星期六去花錢，有的人是度假時一次性地花掉。
這樣的生活可以過得很順心，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緻命的病為止。
一旦得了這種病，他們的專業技能也好，鑽營本領也好，職務也好，工資也好，統統變得一文不值。
無論是他們束手無策的精神狀态，還是死不承認得了癌症的自欺欺人的願望，都說明他們意志薄弱，忽視了生活中的什麼事情。
那麼究竟忽視了什麼呢？ 葉夫列姆從小就聽人們說，而且自己也知道，他和他的同輩這些年輕人，卻比自己的老子頭腦聰明。
他們的老子膽子很小，一輩子連城也沒進過，而葉夫列姆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經能夠騎馬打槍了，接近五十歲時把整個國家像摸娘兒們似的摸遍了。
可是現在，他在病房裡一邊來回地走，一邊回想他們家鄉卡馬河一帶的老人——不管是俄羅斯人還是鞑靼人，或者沃佳克人，是怎樣死的。
他們都不擺什麼架子，不追求什麼，也不吹噓他們不會死掉，——他們都心情平靜地對待死亡。
他們不僅不留下債務，而且不聲不響地做着準備，預先就指定好把母馬留給誰，把馬駒留給誰，把無領粗呢上衣留給誰，把靴子留給誰。
他們離開人世的時候心情很輕松，仿佛隻是搬到另一間茅屋裡去住似的。
他們之中的任何人也不會被癌吓倒。
而且，誰也沒有得過什麼癌症。
可在這兒，在醫院裡，人已經在吸氧氣袋，眼珠子都快轉不動了，而嘴巴還一再說：我不會死！我得的不是癌！ 跟一些呆頭呆腦的雞似的。
每一隻都面臨着喉管上挨一刀，可還在咕咕哒哒，到處覓食。
一隻被抓去宰了，而其餘的還在刨土覓食。
波杜耶夫就這樣日複一日地在病房裡走來走去，舊地闆被踩得顫個不停，但究竟該怎樣迎接死亡，他心中一點也沒有變得明确起來。
這事兒不能憑空瞎想，也沒有人能告訴他。
至于在什麼書裡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更是不抱什麼希望。
當年他念過四年小學，後來還在建築工人培訓班學習過，但他沒有養成看書的習慣：廣播天天有，可以代替看報，而書在心目中則完全是多餘的東西，他在那些偏僻荒涼的地方由于工資高而混了大半輩子，也沒見過多少喜歡看書的人。
波杜耶夫隻讀那些必須要讀的東西——交流經驗的小冊子、升降機說明書、操作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