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讀《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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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律：“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
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我想，這與他在編自己詩集的過程中，有工夫重新審視走過的創作之路，有着很大的關系。
一篇具有曆史意義，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和大衆化的寫作，産生了重大影響的《與元九書》，也出現了。
雖說是朋友之間的通信，但卻是白居易一生的文學宣言。
我一直認為，白居易是中國文人中特别應該加以研究的對象。
因為，在北宋慶曆年間，那個叫畢昇的技工發明活字版印刷以前，中國文人的作品，其傳播的範圍、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極其有限的。
然而，白居易能夠在這有限的空間裡，創造出來無限的局面。
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他不算是惟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時代廣大公衆所追捧，千載以來被更廣大公衆所認可的成功者。
在雕版印刷書籍的時期，白居易，大概算得上是中國最受歡迎，最有讀者，最具廣泛影響，最擁有知名度的詩人了。
那時的讀書人，要是手裡不拿着兩冊白居易的書，要是嘴裡念不出白居易的詩，就是缺乏格調、趕不上時代的落伍者了。
我很納悶，唐代一沒有作協，二沒有詩刊，三沒有朗誦會、演唱會，四沒有立體的、平面的媒體鼓吹，五更沒有好事之徒、烏合之衆，炒作什麼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暢銷榜，起哄架秧子，賠錢賺吆喝。
然而，白居易的詩，竟弄得連政事纏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宮娥，也為他的詩聲文名所傾倒。
不能不看到，沒有現代傳播手段的唐代詩歌傳播速度之快，影響範圍之大，群衆反應之廣，輿論呼應之熱，簡直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曆七年），終于公元846年（唐武宗會昌六年），活了七十四歲。
簡直無法想象在唐代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諸朝間，他在詩壇領袖群倫、推動潮流的地位，他在朝野引起轟動、遐迩知名的程度，以及也許是最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他作為詩人，在當時大多數人心目中無與倫比的尊崇，非同凡響的聲望。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白居易《與元九書》）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
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
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适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
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白居易《與元九書》）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元稹為《白氏長慶集》序） “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绡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
”（胡震享《唐音癸簽》引《豐年錄》） 一個詩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擁戴，白居易恐怕是絕無僅有者。
唐宣宗聞白居易死，以詩悼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叫冥路作詩仙。
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唐詩紀事》卷二） 而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熱愛其詩歌的追星族，簡直令人叫絕了：“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
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記。
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翁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
又‘黃夾缬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缬，缬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 整部中國文學史中，與大衆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關、聲氣相連、心神相交的文人，還真是很少見有與他相匹敵者。
所以，對于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壇來說，相比之下，就不免感到相當敗興，相當沮喪，很是打不起精神來呢！ 雖然，每閱文學期刊的五光十色；每逢文學評獎的轟轟烈烈；每見評論界精英聯袂攜手，盛贊某部作品之不朽時，那唾沫星子呈天女散花之狀；每聞某位大師、準大師、半大師，即将進入文學史，那人五人六、人模人樣，秀作得一塌糊塗之時……這一桌豪男美女、雅士文痞、遺老遺少、騷人墨客團團圍住的文學盛宴，或搔首弄姿，或打情罵俏，或油頭粉面，或花枝招展，這種中國文學的表象，應該是形勢一派大好，而且越來越好的
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
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我想，這與他在編自己詩集的過程中，有工夫重新審視走過的創作之路，有着很大的關系。
一篇具有曆史意義，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和大衆化的寫作，産生了重大影響的《與元九書》，也出現了。
雖說是朋友之間的通信，但卻是白居易一生的文學宣言。
我一直認為，白居易是中國文人中特别應該加以研究的對象。
因為，在北宋慶曆年間，那個叫畢昇的技工發明活字版印刷以前，中國文人的作品，其傳播的範圍、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極其有限的。
然而，白居易能夠在這有限的空間裡，創造出來無限的局面。
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他不算是惟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時代廣大公衆所追捧，千載以來被更廣大公衆所認可的成功者。
在雕版印刷書籍的時期，白居易，大概算得上是中國最受歡迎，最有讀者，最具廣泛影響，最擁有知名度的詩人了。
那時的讀書人，要是手裡不拿着兩冊白居易的書，要是嘴裡念不出白居易的詩，就是缺乏格調、趕不上時代的落伍者了。
我很納悶，唐代一沒有作協，二沒有詩刊，三沒有朗誦會、演唱會，四沒有立體的、平面的媒體鼓吹，五更沒有好事之徒、烏合之衆，炒作什麼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暢銷榜，起哄架秧子，賠錢賺吆喝。
然而，白居易的詩，竟弄得連政事纏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宮娥，也為他的詩聲文名所傾倒。
不能不看到，沒有現代傳播手段的唐代詩歌傳播速度之快，影響範圍之大，群衆反應之廣，輿論呼應之熱，簡直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曆七年），終于公元846年（唐武宗會昌六年），活了七十四歲。
簡直無法想象在唐代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諸朝間，他在詩壇領袖群倫、推動潮流的地位，他在朝野引起轟動、遐迩知名的程度，以及也許是最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他作為詩人，在當時大多數人心目中無與倫比的尊崇，非同凡響的聲望。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白居易《與元九書》）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
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
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适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
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
”（白居易《與元九書》）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繕寫模勒，炫賣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元稹為《白氏長慶集》序） “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绡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
”（胡震享《唐音癸簽》引《豐年錄》） 一個詩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擁戴，白居易恐怕是絕無僅有者。
唐宣宗聞白居易死，以詩悼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叫冥路作詩仙。
浮雲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唐詩紀事》卷二） 而據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熱愛其詩歌的追星族，簡直令人叫絕了：“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
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記。
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翁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
又‘黃夾缬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缬，缬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 整部中國文學史中，與大衆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關、聲氣相連、心神相交的文人，還真是很少見有與他相匹敵者。
所以，對于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壇來說，相比之下，就不免感到相當敗興，相當沮喪，很是打不起精神來呢！ 雖然，每閱文學期刊的五光十色；每逢文學評獎的轟轟烈烈；每見評論界精英聯袂攜手，盛贊某部作品之不朽時，那唾沫星子呈天女散花之狀；每聞某位大師、準大師、半大師，即将進入文學史，那人五人六、人模人樣，秀作得一塌糊塗之時……這一桌豪男美女、雅士文痞、遺老遺少、騷人墨客團團圍住的文學盛宴，或搔首弄姿，或打情罵俏，或油頭粉面，或花枝招展，這種中國文學的表象，應該是形勢一派大好，而且越來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