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讀《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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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當然不能忍受這位關中漢子當着皇帝的面說三道四、大放厥詞。
他們逮住他越位首告的犯規行為，将他逐出宮阙，發配江州。
道理很簡單，你現在是東宮太子的師傅，你已不是谏官，你不該搶在谏官的前頭向皇帝進言。
怪就怪在詩人的沖動，詩人的沉不住氣，詩人幹預生活的過度熱情。
出頭的椽子先爛，詩人為他搶先的仗義執言，付出了代價。
所以，中國文人，其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大衆寫作者，一類是為小衆寫作者。
翻開文學史，真正為大衆的文人，比較少，而真正為小衆的文人，卻是絕對的多。
當然，為大衆寫作者，不見得就高明，為小衆寫作者，不見得就不高明。
但前者所負荷的使命感、責任感、公民的道義感、文化的紹續感、民族精神的承載感，是與後者有着差異的。
為大衆寫作者，以文學為生命，把它看得很重；為小衆寫作者，以文學為手段，把它看得較輕。
為生命者，敢為文學獻身；為手段者，隻不過玩文學而已。
正是這種差異，翻開中國文學史，便能體會到，為大衆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厚重一些；為小衆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單薄一些。
如果，全是為一己之私的文人，或者，隻為統治階層寫作的文人，連小衆的“衆”也略而不顧，抛在腦袋後邊，那這一時期，必然構成文學的空白。
因此，我們也就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中國文人，心目中沒有中國大衆，那麼，中國大衆，不把中國文人放在眼裡，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像白居易，千百年來，總活在人們的文學視野之中，有他的一席之地。
我想，文學與文學受衆之間，是存在着這樣一個非常公平的交換法則的。
很清楚，這次刺殺武元衡和裴度，是割據河北、淮西的王承宗、李師道等軍閥對中央政府的公開挑釁。
此乃盡人皆知之事。
但詩人看到的根本問題，卻在于執政無能、姑息養奸、軍紀窳敗、剿撫不力、當道懈怠、略無戒備、宰衙乏策、應急無方上面。
所以激動，所以憤怒，大聲吼出：“豈有國相橫屍路隅，不能擒賊？”這不是前所未聞的“朝廷之奇恥大辱”嗎？他在上書中，要求追究責任，一查到底，要求嚴懲不貸、決不寬容，主政者不能辭其咎，當事者不能诿其過，否則，國将不國，民将不民。
李純的左右，當然不好指責詩人的話不該說，而是摳住他的話不當說。
他的話是對的，但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時機不對。
“宰相以宮官非谏職，不當先谏官言事。
會有素惡居易者，掎遮居易，言浮華無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
”當此群情湧動、輿論大嘩、責難聲起、無法平息之際，窮于應付、一籌莫展、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的官員，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撒氣。
你一個東宮的左贊善大夫，用得着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嘛。
于是，下放，谪為江表刺史。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詩人的東宮同事，也是他的詩界同行，後來成為中書舍人的王涯，趁機狠狠地踹他一腳。
“诏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馬。
”中國文人最沒起子的行徑，就是這種自相殘殺了。
他這一挑頭，鬧得李純也不能太悖衆議來保護白居易了。
（以上均據《舊唐書》） “司馬”一職，在唐代，是閑差，類似“文革”期間對走資派的“給出路”的政策，某種意義上說，是給那些政治鬥争的犧牲品，可以得一碗飯吃的去處。
這年冬天，垂頭喪氣的詩人，從鹹陽到了江州。
江州，古為浔陽，今為九江。
在唐代，是離長安很遠的地方了。
不過，詩人的失落心緒，慢慢地，也就調适過來了。
他在給好友元稹寫的信中，這樣報告他的近況。
“今雖谪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
微之微之，勿念我哉！”看來，官職降了三級，工資少了一半，但至少衣食不愁，也就聊堪自慰了。
也許，過于快活，過于輕松，過于心滿意足，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的文人，沒有可能去作太深沉的思考。
因此，要寫出太深沉的作品也難。
相反，文人到了失意，到了潦倒，到了跌跟頭，到了哭得出來、笑不出來的時候，倒是能夠沉下心來寫點東西，想點問題了。
文人，說起來也是一種奇怪的集群，宜冷不宜熱，宜靜不宜鬧，宜散不宜聚，宜分不宜合。
過熱、過鬧、大聚、大合，其結果，必然是頭腦膨脹、血液沸騰、激素澎湃、性欲沖動。
這時候，想寫深思熟慮、結結實實的大塊文章，肯定是屁股長釘子坐不住的。
而打算沉下心來做一些事情，想一些問題，還真是需要在頭腦冷峻、心境安靜、遠離塵嚣、保持獨立的狀态下，才能有所作為。
于是，在江州的白居易，坐定下來，初次編輯了他的詩集。
集子編竣以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
他們逮住他越位首告的犯規行為，将他逐出宮阙，發配江州。
道理很簡單，你現在是東宮太子的師傅，你已不是谏官，你不該搶在谏官的前頭向皇帝進言。
怪就怪在詩人的沖動，詩人的沉不住氣，詩人幹預生活的過度熱情。
出頭的椽子先爛，詩人為他搶先的仗義執言，付出了代價。
所以，中國文人，其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大衆寫作者，一類是為小衆寫作者。
翻開文學史，真正為大衆的文人，比較少，而真正為小衆的文人，卻是絕對的多。
當然，為大衆寫作者，不見得就高明，為小衆寫作者，不見得就不高明。
但前者所負荷的使命感、責任感、公民的道義感、文化的紹續感、民族精神的承載感，是與後者有着差異的。
為大衆寫作者，以文學為生命，把它看得很重；為小衆寫作者，以文學為手段，把它看得較輕。
為生命者，敢為文學獻身；為手段者，隻不過玩文學而已。
正是這種差異，翻開中國文學史，便能體會到，為大衆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厚重一些；為小衆的文人多了，那一個時期的文學史，分量相對要單薄一些。
如果，全是為一己之私的文人，或者，隻為統治階層寫作的文人，連小衆的“衆”也略而不顧，抛在腦袋後邊，那這一時期，必然構成文學的空白。
因此，我們也就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中國文人，心目中沒有中國大衆，那麼，中國大衆，不把中國文人放在眼裡，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像白居易，千百年來，總活在人們的文學視野之中，有他的一席之地。
我想，文學與文學受衆之間，是存在着這樣一個非常公平的交換法則的。
很清楚，這次刺殺武元衡和裴度，是割據河北、淮西的王承宗、李師道等軍閥對中央政府的公開挑釁。
此乃盡人皆知之事。
但詩人看到的根本問題，卻在于執政無能、姑息養奸、軍紀窳敗、剿撫不力、當道懈怠、略無戒備、宰衙乏策、應急無方上面。
所以激動，所以憤怒，大聲吼出：“豈有國相橫屍路隅，不能擒賊？”這不是前所未聞的“朝廷之奇恥大辱”嗎？他在上書中，要求追究責任，一查到底，要求嚴懲不貸、決不寬容，主政者不能辭其咎，當事者不能诿其過，否則，國将不國，民将不民。
李純的左右，當然不好指責詩人的話不該說，而是摳住他的話不當說。
他的話是對的，但從他嘴裡說出來的時機不對。
“宰相以宮官非谏職，不當先谏官言事。
會有素惡居易者，掎遮居易，言浮華無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
”當此群情湧動、輿論大嘩、責難聲起、無法平息之際，窮于應付、一籌莫展、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的官員，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撒氣。
你一個東宮的左贊善大夫，用得着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嘛。
于是，下放，谪為江表刺史。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詩人的東宮同事，也是他的詩界同行，後來成為中書舍人的王涯，趁機狠狠地踹他一腳。
“诏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馬。
”中國文人最沒起子的行徑，就是這種自相殘殺了。
他這一挑頭，鬧得李純也不能太悖衆議來保護白居易了。
（以上均據《舊唐書》） “司馬”一職，在唐代，是閑差，類似“文革”期間對走資派的“給出路”的政策，某種意義上說，是給那些政治鬥争的犧牲品，可以得一碗飯吃的去處。
這年冬天，垂頭喪氣的詩人，從鹹陽到了江州。
江州，古為浔陽，今為九江。
在唐代，是離長安很遠的地方了。
不過，詩人的失落心緒，慢慢地，也就調适過來了。
他在給好友元稹寫的信中，這樣報告他的近況。
“今雖谪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
微之微之，勿念我哉！”看來，官職降了三級，工資少了一半，但至少衣食不愁，也就聊堪自慰了。
也許，過于快活，過于輕松，過于心滿意足，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的文人，沒有可能去作太深沉的思考。
因此，要寫出太深沉的作品也難。
相反，文人到了失意，到了潦倒，到了跌跟頭，到了哭得出來、笑不出來的時候，倒是能夠沉下心來寫點東西，想點問題了。
文人，說起來也是一種奇怪的集群，宜冷不宜熱，宜靜不宜鬧，宜散不宜聚，宜分不宜合。
過熱、過鬧、大聚、大合，其結果，必然是頭腦膨脹、血液沸騰、激素澎湃、性欲沖動。
這時候，想寫深思熟慮、結結實實的大塊文章，肯定是屁股長釘子坐不住的。
而打算沉下心來做一些事情，想一些問題，還真是需要在頭腦冷峻、心境安靜、遠離塵嚣、保持獨立的狀态下，才能有所作為。
于是，在江州的白居易，坐定下來，初次編輯了他的詩集。
集子編竣以後，有感而發，寫了一首《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