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讀《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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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對詩人白居易來說，是不太愉快的一年。
三年前，他的母親陳氏不慎墜井死亡。
按封建社會的葬禮制度，父母死，其為官之子，應交卸公差，苫塊盡孝。
公元814年的冬天，他守喪阙滿，由渭南的下邽老家回到長安，重新就職。
例該繼續他先前所擔任過的京兆府戶曹參軍，充翰林學士等職務。
京兆府的戶曹參軍，大概相當于首都民政局的書記或局長之流。
不過，白居易倒用不着上班，隻是一個坐領幹饷的差使。
因為憲宗李純對他比較滿意，遂額外施恩，使其多得一份外快。
這次回京複命，尤其意外的是，竟得到了一份令人羨慕的東宮肥缺。
這樣破例的安排，自是源于陛下一直對他的好感了。
唐代的帝王，對于出類拔萃的詩人，還是相當高看的。
雖然李純有時很煩作為谏臣的白居易，耿直進言，頂撞冒犯，恨不能扁他一頓。
但總覺得這位關中漢子，恪盡厥職，忠忱可嘉。
何況詩又寫得那樣好，具有廣泛影響，所以就提拔了他。
這當然是件高興的事，但究其實情，又讓詩人有點沮喪。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固然在名聲上好聽，收入上實惠。
可是，離太子近了，難免離皇帝要遠，實際上被排擠出權力圈之外。
對有遠大抱負、很想為國為民做一點事情的白居易來說，做一個閑人，自然不是十分開心的事情。
估計，李純本想拔擢他的。
但李純的左右，也就是圍在皇帝身邊的人，不太想拔擢他。
凡統治者身邊構成人牆的近臣内侍、親信寵幸，都非等閑之輩。
特别是執政中樞的高官、朱绂紫绶的權貴，深感一位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詩人，有太多的機會與帝王直接對話，未必是件好事。
為了不讓他多嘴多舌，礙手礙腳，便說服李純，打發他到東宮侍服太子去了。
公元815年，這是他倒黴的一年。
年初，詩人開始在東宮坐冷闆凳，當上班族去了。
鹹陽的冬末春初，天氣總是幹冷幹冷，白居易的心情同樣陰沉索然。
想做事，無事可做，想說話，無人在聽。
于是，隻好寫詩，詩也寫不出振作，寫不出神采，隻有一片怅惘，滿紙蒼茫。
“病身初谒青宮日，衰貌新垂白發年。
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
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
一種供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
”（《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 是年六月，在詩人的眼皮子底，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行刺案，震驚鹹陽，自然也轟動全國。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
又入通化坊擊（宰相）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
”（《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九） 這樁連續行刺宰相的案件，充滿戲劇性，但也充滿荒誕。
第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善之區，肆無忌憚地進行的；第二，作案後，賊衆揚長走脫，并四處放風：誰要查案，就接着殺誰，誰敢破案，就先把誰滅掉。
猖狂得不可一世；第三，一時間，南衙北司，束手無策，衛戍缇騎，破案無門，政府陷于停擺狀态；第四，更滑稽的是，“京城大駭，自京師至諸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出入則彀弦露刃，每過裡門，诃索甚喧；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随。
”整個城市彌漫着世紀末的恐懼。
我們的這位詩人，激動了，氣憤了，這像什麼話？這成什麼世界？于是，丹墀觐見，直陳己見，“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
詩人上綱上線，一下子提到舉國之恥的高度。
滿朝文武無一不驚悚萬分的同時，也無一不瞪着眼睛瞅這位詩人，太誇張了吧，也太言過其實了吧。
其實，詩人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屁也不放，看見當沒看見，聽見當沒聽見，誰也沒有理由挑他的不是。
他在東宮裡，陪太子釣魚、下棋、讀書、寫詩，當他的自在閑人，完全可以置若罔聞、高枕無憂的。
然而，在紛擾的現實面前，在動亂的政治面前，在不平的社會面前，在災難深重的人民大衆面前，詩人不可能掉過臉去不聞不問，在那裡裝孫子，裝王八蛋，山呼吾皇萬歲萬萬歲的。
我估計他參谒憲宗時，肯定理直氣壯、義正辭嚴。
他會激昂慷慨，他會聲色俱厲，如果閉上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聽，咬住嘴巴不說，我還稱得上是一個詩人嗎？ 這種對于政治的關注，對于現實的關注，對于社會的關注，用今天的語言來說，也就是對于人民大衆的關注。
自古以來，這份良知，有其可貴一面，但也有給中國文人帶來不幸的緻命傷一面。
由于無法裝聾作啞，由于無法麻木不仁，要呼籲，要呐喊，要盛世危言，要警鐘長鳴，也就成為有史以來無數文人悲劇的成因。
詩人終于因了這件他大可不必關注，尤其不需要他最早就跳将出來的關注，惹出了麻煩。
帝王的左右人
三年前，他的母親陳氏不慎墜井死亡。
按封建社會的葬禮制度，父母死，其為官之子，應交卸公差，苫塊盡孝。
公元814年的冬天，他守喪阙滿，由渭南的下邽老家回到長安，重新就職。
例該繼續他先前所擔任過的京兆府戶曹參軍，充翰林學士等職務。
京兆府的戶曹參軍，大概相當于首都民政局的書記或局長之流。
不過，白居易倒用不着上班，隻是一個坐領幹饷的差使。
因為憲宗李純對他比較滿意，遂額外施恩，使其多得一份外快。
這次回京複命，尤其意外的是，竟得到了一份令人羨慕的東宮肥缺。
這樣破例的安排，自是源于陛下一直對他的好感了。
唐代的帝王，對于出類拔萃的詩人，還是相當高看的。
雖然李純有時很煩作為谏臣的白居易，耿直進言，頂撞冒犯，恨不能扁他一頓。
但總覺得這位關中漢子，恪盡厥職，忠忱可嘉。
何況詩又寫得那樣好，具有廣泛影響，所以就提拔了他。
這當然是件高興的事，但究其實情，又讓詩人有點沮喪。
“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固然在名聲上好聽，收入上實惠。
可是，離太子近了，難免離皇帝要遠，實際上被排擠出權力圈之外。
對有遠大抱負、很想為國為民做一點事情的白居易來說，做一個閑人，自然不是十分開心的事情。
估計，李純本想拔擢他的。
但李純的左右，也就是圍在皇帝身邊的人，不太想拔擢他。
凡統治者身邊構成人牆的近臣内侍、親信寵幸，都非等閑之輩。
特别是執政中樞的高官、朱绂紫绶的權貴，深感一位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詩人，有太多的機會與帝王直接對話，未必是件好事。
為了不讓他多嘴多舌，礙手礙腳，便說服李純，打發他到東宮侍服太子去了。
公元815年，這是他倒黴的一年。
年初，詩人開始在東宮坐冷闆凳，當上班族去了。
鹹陽的冬末春初，天氣總是幹冷幹冷，白居易的心情同樣陰沉索然。
想做事，無事可做，想說話，無人在聽。
于是，隻好寫詩，詩也寫不出振作，寫不出神采，隻有一片怅惘，滿紙蒼茫。
“病身初谒青宮日，衰貌新垂白發年。
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
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
一種供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
”（《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 是年六月，在詩人的眼皮子底，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行刺案，震驚鹹陽，自然也轟動全國。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
又入通化坊擊（宰相）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
”（《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九） 這樁連續行刺宰相的案件，充滿戲劇性，但也充滿荒誕。
第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善之區，肆無忌憚地進行的；第二，作案後，賊衆揚長走脫，并四處放風：誰要查案，就接着殺誰，誰敢破案，就先把誰滅掉。
猖狂得不可一世；第三，一時間，南衙北司，束手無策，衛戍缇騎，破案無門，政府陷于停擺狀态；第四，更滑稽的是，“京城大駭，自京師至諸門加衛兵，宰相導從加金吾騎士，出入則彀弦露刃，每過裡門，诃索甚喧；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随。
”整個城市彌漫着世紀末的恐懼。
我們的這位詩人，激動了，氣憤了，這像什麼話？這成什麼世界？于是，丹墀觐見，直陳己見，“首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
詩人上綱上線，一下子提到舉國之恥的高度。
滿朝文武無一不驚悚萬分的同時，也無一不瞪着眼睛瞅這位詩人，太誇張了吧，也太言過其實了吧。
其實，詩人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屁也不放，看見當沒看見，聽見當沒聽見，誰也沒有理由挑他的不是。
他在東宮裡，陪太子釣魚、下棋、讀書、寫詩，當他的自在閑人，完全可以置若罔聞、高枕無憂的。
然而，在紛擾的現實面前，在動亂的政治面前，在不平的社會面前，在災難深重的人民大衆面前，詩人不可能掉過臉去不聞不問，在那裡裝孫子，裝王八蛋，山呼吾皇萬歲萬萬歲的。
我估計他參谒憲宗時，肯定理直氣壯、義正辭嚴。
他會激昂慷慨，他會聲色俱厲，如果閉上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聽，咬住嘴巴不說，我還稱得上是一個詩人嗎？ 這種對于政治的關注，對于現實的關注，對于社會的關注，用今天的語言來說，也就是對于人民大衆的關注。
自古以來，這份良知，有其可貴一面，但也有給中國文人帶來不幸的緻命傷一面。
由于無法裝聾作啞，由于無法麻木不仁，要呼籲，要呐喊，要盛世危言，要警鐘長鳴，也就成為有史以來無數文人悲劇的成因。
詩人終于因了這件他大可不必關注，尤其不需要他最早就跳将出來的關注，惹出了麻煩。
帝王的左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