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文學離完蛋還有多遠？——讀《與元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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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對讀詩的人沒有寫詩的人多，讀小說的人沒有寫小說的人多的漸次式微的悲涼現狀，不由得擔憂起來，如此下去，中國文學離完蛋到底還有多遠？ 無論篩鑼也罷，擊鼓也罷，無論炒作也罷，啦啦隊的齊聲呐喊也罷，哪怕是得到，或即将得到，或在不久的未來有可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個誰，或者那個誰，無論在文壇上怎樣的鼎鼎大名、如雷貫耳，我敢保證，絕大多數的中國大衆，種地的、做工的、擠公交車的、領低保金的，都會搖頭回答你：不知道，不曉得，不認識，沒聽說過。
因為，時下這些紅得發紫的作家也好，詩人也好，評論家也好，都是在一定的圈子裡紅得發紫，都是在相對局限的範圍内叮當亂響。
跳開這個圈子，無論紅紫，均化烏有；超出這個範圍，任何動靜，阒無聲迹。
根本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樣，處處見他的詩，具有家喻戶曉的聲勢；人人讀他的詩，擁有人無不知的盛名。
一千多年前的中國，白居易的詩，可以說是婦孺盡知，老少鹹宜，街頭巷尾，傳抄讀唱，簡直成為全民的精神食糧。
為什麼當代文壇的熱鬧、響動、聒噪、喧嚣，總是折騰不出文壇以外呢？為什麼當代文人，總是自産自銷、自娛自樂、自慰自戀、自我陶醉、自我加冕，自以為盛名天下，而其實，最最普通的中國大衆，卻了無所聞，漠不關心呢？ 道理說來也很簡單，你為大衆寫，大衆買你賬。
反之，你若不為大衆寫，大衆也就不會買你的賬了。
因此，白居易為大衆寫作的詩，甚至千年以後，在當今中國的土地上，不還有人在讀他的詩嗎？隻要是識幾個漢字的中國人，無一不能信口念出一兩句白居易的詩，這就是為大衆的文人和為小衆的文人其根本差别所在。
所以，《與元九書》給我們的啟示，或是值得我們研究注意的： 一、白居易寫作的博大胸懷，并不是當下文壇上的頂尖人物所具有的。
他對元稹說：“微之！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仆雖不肖，常師此語。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
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 二、白居易對唐詩的小衆化寫作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
他以李白、杜甫為例：“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
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所以，他的文學主張，是極其現實主義的。
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也就是不脫節于時代，不疏離于大衆；也就是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卻早把為大衆寫作這樣的神聖使命，視之如敝屐地抛棄了。
三、我們還看到了這位詩人為實踐其“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的承諾，寫出了一系列同情大衆的痛苦，揭露統治階層的腐朽和殘酷的詩歌，而遭遇到的沉重壓力。
“凡聞仆《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
聞仆《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
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
聞《樂遊原》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
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所以，他不禁感慨：“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盡管如此，他也矢志不變地堅持着他為大衆寫作的文學主張。
這種赤誠的文學信念，也不是在象牙塔裡淺吟低唱的當代文人所能理解的。
所以，從表面看來，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六月間，在鹹陽大街上所發生的這起政治刺殺事件，似是白居易誤打誤撞，不幸碰上而牽扯其中的個案。
其實，就詩人的性格而言，就詩人的文藝思想而言，隻要他抱定為大衆寫作，隻要他鐵定了心，将“下人之病苦”以及一切人間不平，通過他的詩篇公諸于世，早早晚晚也會被掃地出門，逐出鹹陽的。
一個中國文人，隻要與最大多數中國人同聲共氣，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上，類似這種“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結果，就不是一個很偶然的例證了。
也許，為大衆寫，被大衆讀，寫大衆事，讀大衆心，是一個很過時的話題了。
我敢肯定，現在來談這篇《與元九書》，會惹得先進者的恥笑，高明者的不屑，假洋鬼子的撇嘴，憤青們的群起而共攻之。
然而，我們的文學，要是不改初衷，繼續沿着這條越走越窄、越來越失去讀者，到最後隻能自得其樂，而沒有人會看一眼的小衆文學之路走下去，還能苟延殘喘多久呢？
然而，面對讀詩的人沒有寫詩的人多，讀小說的人沒有寫小說的人多的漸次式微的悲涼現狀，不由得擔憂起來，如此下去，中國文學離完蛋到底還有多遠？ 無論篩鑼也罷，擊鼓也罷，無論炒作也罷，啦啦隊的齊聲呐喊也罷，哪怕是得到，或即将得到，或在不久的未來有可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這個誰，或者那個誰，無論在文壇上怎樣的鼎鼎大名、如雷貫耳，我敢保證，絕大多數的中國大衆，種地的、做工的、擠公交車的、領低保金的，都會搖頭回答你：不知道，不曉得，不認識，沒聽說過。
因為，時下這些紅得發紫的作家也好，詩人也好，評論家也好，都是在一定的圈子裡紅得發紫，都是在相對局限的範圍内叮當亂響。
跳開這個圈子，無論紅紫，均化烏有；超出這個範圍，任何動靜，阒無聲迹。
根本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樣，處處見他的詩，具有家喻戶曉的聲勢；人人讀他的詩，擁有人無不知的盛名。
一千多年前的中國，白居易的詩，可以說是婦孺盡知，老少鹹宜，街頭巷尾，傳抄讀唱，簡直成為全民的精神食糧。
為什麼當代文壇的熱鬧、響動、聒噪、喧嚣，總是折騰不出文壇以外呢？為什麼當代文人，總是自産自銷、自娛自樂、自慰自戀、自我陶醉、自我加冕，自以為盛名天下，而其實，最最普通的中國大衆，卻了無所聞，漠不關心呢？ 道理說來也很簡單，你為大衆寫，大衆買你賬。
反之，你若不為大衆寫，大衆也就不會買你的賬了。
因此，白居易為大衆寫作的詩，甚至千年以後，在當今中國的土地上，不還有人在讀他的詩嗎？隻要是識幾個漢字的中國人，無一不能信口念出一兩句白居易的詩，這就是為大衆的文人和為小衆的文人其根本差别所在。
所以，《與元九書》給我們的啟示，或是值得我們研究注意的： 一、白居易寫作的博大胸懷，并不是當下文壇上的頂尖人物所具有的。
他對元稹說：“微之！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仆雖不肖，常師此語。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
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
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 二、白居易對唐詩的小衆化寫作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
他以李白、杜甫為例：“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
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所以，他的文學主張，是極其現實主義的。
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也就是不脫節于時代，不疏離于大衆；也就是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社會。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學，卻早把為大衆寫作這樣的神聖使命，視之如敝屐地抛棄了。
三、我們還看到了這位詩人為實踐其“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的承諾，寫出了一系列同情大衆的痛苦，揭露統治階層的腐朽和殘酷的詩歌，而遭遇到的沉重壓力。
“凡聞仆《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
聞仆《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
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
聞《樂遊原》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
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所以，他不禁感慨：“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盡管如此，他也矢志不變地堅持着他為大衆寫作的文學主張。
這種赤誠的文學信念，也不是在象牙塔裡淺吟低唱的當代文人所能理解的。
所以，從表面看來，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六月間，在鹹陽大街上所發生的這起政治刺殺事件，似是白居易誤打誤撞，不幸碰上而牽扯其中的個案。
其實，就詩人的性格而言，就詩人的文藝思想而言，隻要他抱定為大衆寫作，隻要他鐵定了心，将“下人之病苦”以及一切人間不平，通過他的詩篇公諸于世，早早晚晚也會被掃地出門，逐出鹹陽的。
一個中國文人，隻要與最大多數中國人同聲共氣，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上，類似這種“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結果，就不是一個很偶然的例證了。
也許，為大衆寫，被大衆讀，寫大衆事，讀大衆心，是一個很過時的話題了。
我敢肯定，現在來談這篇《與元九書》，會惹得先進者的恥笑，高明者的不屑，假洋鬼子的撇嘴，憤青們的群起而共攻之。
然而，我們的文學，要是不改初衷，繼續沿着這條越走越窄、越來越失去讀者，到最後隻能自得其樂，而沒有人會看一眼的小衆文學之路走下去，還能苟延殘喘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