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禦用文人的末路——武則天與“北門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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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改年号，積習為癖，她一生改過十八次年号，創中國帝王紀年麻煩之最。
她還喜歡改字造字，久之成瘾，她姓名中的那個組合字“曌”，創中國漢字笑柄的破天荒紀錄。
女人搞政治也好，搞文學也好，要沒有大胸襟、大視野，永遠也擺脫不了那種小女人的狗屁倒竈，永遠也根絕不了從廚房走進客廳的婆婆媽媽。
我見過的女政治家不多，我見過的女文學家不少，不幸，證實了這一點。
那個李治奈何不了她，一、懼内；二、懦弱；三、無能；四、多病。
估計此人患有神經關節痛、高血壓、視網膜脫落、美爾尼氏綜合症等多種疾患，碰上這樣一個潑婦式的老婆，隻好将最高統治權拱手相讓，由她來統治這個國家了。
但是，至少在中國，在封建社會裡，女人染指最高權力，絕對是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情。
因為第一，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之中，“牝雞司晨”從來被認為是不祥之兆。
所以，處于權力巅峰之上的女性，永遠生活在這種精神上的被迫害感當中；第二，在滿朝文武悉皆須眉的男性世界裡，勢必要面對這種超強勢的性别壓力。
所以，作為單個的女性最高統治者，永遠處在這種性心理的不安全感中。
即使一個最善良的女人被放到這個位置上，早晚也會變為一個最惡毒的女人。
不管是若幹年前的呂雉，或者武則天，還是若幹年後的慈禧，或者江青，隻要登上權力的珠穆朗瑪峰，高處不勝寒，必定在諸多壓力之下，要乖戾，要變态，要歇斯底裡，要神經質，要惡性膨脹，直到不可救藥，直到倒行逆施。
由于武則天的控制欲望，排他念頭，疑懼一切，扭曲心态，弄得李治也終于受不了，爆發了他們之間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沖突。
兔子逼急了也會咬人，可李治，還沒張嘴，武則天把他的牙全給薅光了。
這事發生在公元664年（高宗麟德元年）秋天： 初，武後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後所制，上不勝其忿。
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
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上官儀議之。
儀因言：“皇後專恣，海内所不與，請廢之。
”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诏。
（《資治通鑒》卷二百一） 廢掉皇後的诏書，高宗要上官儀來草拟，由此推斷，冊封皇後的诏書，肯定也是上官儀草拟的。
上官儀雖為禦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雖體貼上意可并不無聊無恥，雖巴結讨好有之，但正直善良更有之。
他旗幟鮮明地站在皇帝這一邊反對皇後，而不是當騎牆派兩邊讨好。
沒想到，這個怕老婆的君王，尚未交鋒，先豎白旗。
尤其沒想到的是，這個廢物皇帝背過臉去，厚顔無恥地将部下出賣，說是受上官儀教唆，這就要了他的命了。
武則天是何許人也，能不布眼線于這個窩囊廢的身邊嗎？李治與上官儀還未密謀完，小報告早打過去了。
“左右奔告于後，後遽詣上自訴。
诏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複待之如初；猶恐後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
’” 武則天能放過這個背後绐她下刀子的上官儀嗎？“後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
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自是上每視事，則後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
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資治通鑒》卷二百一） 上官儀事件發生以後，武則天感覺到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緊是不行的了。
于是，中國禦用文人這個行當，經過這個女人的手，也走上了末路。
在中古以前的中國文學史上，禦用文人和非禦用文人，事實上是很難截然分開的。
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朱買臣、班婕妤、揚雄、劉向、劉歆等等等等，你可以說他們在人身依附這一點上，是禦用的；但也可以認為他們在人格上，具有相當程度的自我意識，并非完全禦用的。
從他們為人為文的不羁精神看，未必俯首帖耳于禦用的。
因此，他們在被當道者所豢養，所雇傭，所喝來斥去，所奴仆畜之的同時，在忍辱負重的狀态下，秉筆直書，表達萬衆之心聲，抒憤述憂，記載曆史之真實，就完全不具禦用的意味。
這也是後來的中國人，尊敬他們的努力，推崇他們的成就，并不介意他們是否被禦用或不被禦用，而能夠理解的原因。
上官儀就是這樣一個既“禦用”，也“文人”的人，因此，他為人的聲名，風采儒雅，風度優美，備受東都士人的尊重；他為文的口碑，格調高尚，韻味精緻，大為洛陽黎庶所敬仰。
宋人計有功在《唐詩紀事》裡，為我們描畫了這樣一個動人場面：“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儀獨持國政，嘗淩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詠詩曰：‘脈脈廣川流，驅馬入長洲。
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
’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 但是，從他腦袋被砍落在血泊之時起，那些受到尊敬的既“禦用”又“文人”的老一代，便成絕響。
從此，在武則天誘之以利德祿的淫威脅迫下，那些在她周圍耍筆杆謀生的鼻涕蟲，以文學混
她還喜歡改字造字，久之成瘾，她姓名中的那個組合字“曌”，創中國漢字笑柄的破天荒紀錄。
女人搞政治也好，搞文學也好，要沒有大胸襟、大視野，永遠也擺脫不了那種小女人的狗屁倒竈，永遠也根絕不了從廚房走進客廳的婆婆媽媽。
我見過的女政治家不多，我見過的女文學家不少，不幸，證實了這一點。
那個李治奈何不了她，一、懼内；二、懦弱；三、無能；四、多病。
估計此人患有神經關節痛、高血壓、視網膜脫落、美爾尼氏綜合症等多種疾患，碰上這樣一個潑婦式的老婆，隻好将最高統治權拱手相讓，由她來統治這個國家了。
但是，至少在中國，在封建社會裡，女人染指最高權力，絕對是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情。
因為第一，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之中，“牝雞司晨”從來被認為是不祥之兆。
所以，處于權力巅峰之上的女性，永遠生活在這種精神上的被迫害感當中；第二，在滿朝文武悉皆須眉的男性世界裡，勢必要面對這種超強勢的性别壓力。
所以，作為單個的女性最高統治者，永遠處在這種性心理的不安全感中。
即使一個最善良的女人被放到這個位置上，早晚也會變為一個最惡毒的女人。
不管是若幹年前的呂雉，或者武則天，還是若幹年後的慈禧，或者江青，隻要登上權力的珠穆朗瑪峰，高處不勝寒，必定在諸多壓力之下，要乖戾，要變态，要歇斯底裡，要神經質，要惡性膨脹，直到不可救藥，直到倒行逆施。
由于武則天的控制欲望，排他念頭，疑懼一切，扭曲心态，弄得李治也終于受不了，爆發了他們之間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沖突。
兔子逼急了也會咬人，可李治，還沒張嘴，武則天把他的牙全給薅光了。
這事發生在公元664年（高宗麟德元年）秋天： 初，武後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後所制，上不勝其忿。
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
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上官儀議之。
儀因言：“皇後專恣，海内所不與，請廢之。
”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诏。
（《資治通鑒》卷二百一） 廢掉皇後的诏書，高宗要上官儀來草拟，由此推斷，冊封皇後的诏書，肯定也是上官儀草拟的。
上官儀雖為禦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雖體貼上意可并不無聊無恥，雖巴結讨好有之，但正直善良更有之。
他旗幟鮮明地站在皇帝這一邊反對皇後，而不是當騎牆派兩邊讨好。
沒想到，這個怕老婆的君王，尚未交鋒，先豎白旗。
尤其沒想到的是，這個廢物皇帝背過臉去，厚顔無恥地将部下出賣，說是受上官儀教唆，這就要了他的命了。
武則天是何許人也，能不布眼線于這個窩囊廢的身邊嗎？李治與上官儀還未密謀完，小報告早打過去了。
“左右奔告于後，後遽詣上自訴。
诏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複待之如初；猶恐後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
’” 武則天能放過這個背後绐她下刀子的上官儀嗎？“後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
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自是上每視事，則後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
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資治通鑒》卷二百一） 上官儀事件發生以後，武則天感覺到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緊是不行的了。
于是，中國禦用文人這個行當，經過這個女人的手，也走上了末路。
在中古以前的中國文學史上，禦用文人和非禦用文人，事實上是很難截然分開的。
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賈誼、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朱買臣、班婕妤、揚雄、劉向、劉歆等等等等，你可以說他們在人身依附這一點上，是禦用的；但也可以認為他們在人格上，具有相當程度的自我意識，并非完全禦用的。
從他們為人為文的不羁精神看，未必俯首帖耳于禦用的。
因此，他們在被當道者所豢養，所雇傭，所喝來斥去，所奴仆畜之的同時，在忍辱負重的狀态下，秉筆直書，表達萬衆之心聲，抒憤述憂，記載曆史之真實，就完全不具禦用的意味。
這也是後來的中國人，尊敬他們的努力，推崇他們的成就，并不介意他們是否被禦用或不被禦用，而能夠理解的原因。
上官儀就是這樣一個既“禦用”，也“文人”的人，因此，他為人的聲名，風采儒雅，風度優美，備受東都士人的尊重；他為文的口碑，格調高尚，韻味精緻，大為洛陽黎庶所敬仰。
宋人計有功在《唐詩紀事》裡，為我們描畫了這樣一個動人場面：“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儀獨持國政，嘗淩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詠詩曰：‘脈脈廣川流，驅馬入長洲。
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
’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 但是，從他腦袋被砍落在血泊之時起，那些受到尊敬的既“禦用”又“文人”的老一代，便成絕響。
從此，在武則天誘之以利德祿的淫威脅迫下，那些在她周圍耍筆杆謀生的鼻涕蟲，以文學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