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仰天大笑出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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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原因，也是曆代統治者對文人不待見、不放心，斷不了收拾，甚至殺頭的原因。
第二次漫遊，李白走遍了魯、晉、豫、冀、湘、鄂、蘇、浙，公元753年（天寶十二載），在安徽宣城，又寫了一首令人感到相當失落，但仍不甘失落的詩：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
天涯失鄉路，江外老華發。
心飛秦塞雲，影滞楚關月。
身世殊爛漫，田園久蕪沒。
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阙。
（《江南春懷》） 也許，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
同樣，一個人的命運也支配着他的心路曆程。
十年過去，無論他兜了多麼大的圈子，從那首“浩歌待明月”，到這首“長歌謝金阙”，軌迹不變，仍舊回到最初的精神起點上去。
真為我們的想不開的詩人痛苦。
老先生啊，文學史記住的是你的詩，至于你的官銜，你的功名，你的房子，你的車子，你的醫療待遇，你的紅本派司，那是一筆帶過的東西。
即使寫在悼詞裡，光榮、偉大、正确、英明，外加上高尚、雄偉、遼闊、壯觀，一直到嗚呼尚飨、節哀順變，全寫了，又如何？念完以後也就完了，沒有一個人會聽進耳朵裡去。
李白應該明白，人們記住的，是你的詩，而不是别的。
當然，能讓人記住你的詩，也要寫得好才行，拆爛污是不行的。
現在有些詩人，詩寫得很狗屁，還指望有人記住，那就是感覺失靈。
其實，他人還沒死，那些狗屁詩早就銷聲匿迹了。
所以，看到我的一些同行，詩寫得沒有李白的萬分之一好，“李白病”卻害得不輕。
忙忙碌碌，蠅營狗苟，鬼鬼祟祟，東奔西走，謀這個職位，求那個差使，拍這個馬屁，鑽那個空子。
得着，歡天喜地，笑逐顔開；得不着，呼天搶地，如喪考妣。
我就想，有那精神和時間，寫點東西該多好，看點閑書該多好。
不寫東西，也不看書，躺在草地上，四肢撐開，像一個“大”字，看天上的浮雲遊走，又該有多自在！ 文人得了這種病，也就沒治了！ 我一直在思索，若是李白死心塌地的去做他的行吟詩人，雲遊山人，業餘道人，或者大衆情人，或者長醉之人，有什麼不好？可他偏熱衷于做官宦之人，總是心緒如麻地往長安那個方向眺望不已。
難道他還看不出來，那個不可救藥的李隆基，已離完蛋不遠了嗎？就算朝中的清醒者，聘他回長安施展治國才能，坐在火藥桶上的李唐王朝，引線已經點燃，開始倒計時，他能阻止這場帝國大爆炸嗎？ 但詩人不，撇開他的私念不論，應該說，他還不是像我所認識的那些同行，利欲熏心，不能自己。
他的心胸中，那一份愛家愛國的執着信念，那一份立功建業的強烈願望，還是令人感動。
尤其那一份“欲獻濟時心，此心誰見明”的急迫感，簡直成了他的心獄。
在登謝朓樓時，還念念不忘“何時騰風雲，搏擊申所能”。
那個昏愦的唐玄宗，早把醉酒成篇的詩人，忘到九霄雲外。
時隔十年以後的李白，還自作多情地“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憂國憂民不已。
讀詩至此，不能不為從三闾大夫起的中國文人那種多餘的癡情，感到深深的悲哀。
他不愛你，你還愛他，這單相思豈不是白害了嗎？ 公元755年，李唐王朝的盛世光景，再也維持不下去，安史之亂終于爆發。
從此，大唐元氣不複，走向衰弱。
同樣，這場動亂也将李白推到皇室鬥争的政治漩渦之中，成了犧牲品。
他還沒有來得及弄清誰是誰非，急忙忙站錯了隊，便草草地于垢辱中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
文學家玩政治，十有九敗；政治家玩文學，十有十個，都是扯蛋。
李白當然不知最後會是個什麼下場，他是個快活人。
即使在逃亡避難，奔走依靠途中，也不乏行吟歌嘯，詩人興會，酒女舞伎，遊山逛水的快活。
這是他幾乎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課”，該快活，能快活，還是要快活的。
但是，詩人是個矛盾體。
快活的同時，也有不快活，便是那場血洗中華的戰亂。
他不能不激動，不能不憤怒，不能不憂心忡忡：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
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
林回棄白璧，千裡阻同奔。
君為我緻之，輕赍涉淮原。
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贈武十七谔》） 他那詩人的靈魂，總不會與國家的淪亡、民族的安危了無幹系的。
他不可能不把目光從酒杯和女人的胴體移開，關注兩淮戰事與河洛安危。
“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裡”，“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
”河山灰燼，社稷傾圮，愛國之情，報國之心，還是使得這位快活的詩人不快活，夜不能眠，起坐徘徊。
所以，為李白辯者，常從這個共赴國難的角度，為他應诏入永王幕表白。
但那是說不通的，很難設想關心政治的李白，會糊塗到絲毫不知這個握兵重鎮的李磷正在反叛的事實。
他所以走出這一步，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
我認為大唐王朝建國初期的玄武門之變，這個曆史上的特例，對詩人那根興
第二次漫遊，李白走遍了魯、晉、豫、冀、湘、鄂、蘇、浙，公元753年（天寶十二載），在安徽宣城，又寫了一首令人感到相當失落，但仍不甘失落的詩： 青春幾何時，黃鳥鳴不歇。
天涯失鄉路，江外老華發。
心飛秦塞雲，影滞楚關月。
身世殊爛漫，田園久蕪沒。
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阙。
（《江南春懷》） 也許，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
同樣，一個人的命運也支配着他的心路曆程。
十年過去，無論他兜了多麼大的圈子，從那首“浩歌待明月”，到這首“長歌謝金阙”，軌迹不變，仍舊回到最初的精神起點上去。
真為我們的想不開的詩人痛苦。
老先生啊，文學史記住的是你的詩，至于你的官銜，你的功名，你的房子，你的車子，你的醫療待遇，你的紅本派司，那是一筆帶過的東西。
即使寫在悼詞裡，光榮、偉大、正确、英明，外加上高尚、雄偉、遼闊、壯觀，一直到嗚呼尚飨、節哀順變，全寫了，又如何？念完以後也就完了，沒有一個人會聽進耳朵裡去。
李白應該明白，人們記住的，是你的詩，而不是别的。
當然，能讓人記住你的詩，也要寫得好才行，拆爛污是不行的。
現在有些詩人，詩寫得很狗屁，還指望有人記住，那就是感覺失靈。
其實，他人還沒死，那些狗屁詩早就銷聲匿迹了。
所以，看到我的一些同行，詩寫得沒有李白的萬分之一好，“李白病”卻害得不輕。
忙忙碌碌，蠅營狗苟，鬼鬼祟祟，東奔西走，謀這個職位，求那個差使，拍這個馬屁，鑽那個空子。
得着，歡天喜地，笑逐顔開；得不着，呼天搶地，如喪考妣。
我就想，有那精神和時間，寫點東西該多好，看點閑書該多好。
不寫東西，也不看書，躺在草地上，四肢撐開，像一個“大”字，看天上的浮雲遊走，又該有多自在！ 文人得了這種病，也就沒治了！ 我一直在思索，若是李白死心塌地的去做他的行吟詩人，雲遊山人，業餘道人，或者大衆情人，或者長醉之人，有什麼不好？可他偏熱衷于做官宦之人，總是心緒如麻地往長安那個方向眺望不已。
難道他還看不出來，那個不可救藥的李隆基，已離完蛋不遠了嗎？就算朝中的清醒者，聘他回長安施展治國才能，坐在火藥桶上的李唐王朝，引線已經點燃，開始倒計時，他能阻止這場帝國大爆炸嗎？ 但詩人不，撇開他的私念不論，應該說，他還不是像我所認識的那些同行，利欲熏心，不能自己。
他的心胸中，那一份愛家愛國的執着信念，那一份立功建業的強烈願望，還是令人感動。
尤其那一份“欲獻濟時心，此心誰見明”的急迫感，簡直成了他的心獄。
在登謝朓樓時，還念念不忘“何時騰風雲，搏擊申所能”。
那個昏愦的唐玄宗，早把醉酒成篇的詩人，忘到九霄雲外。
時隔十年以後的李白，還自作多情地“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憂國憂民不已。
讀詩至此，不能不為從三闾大夫起的中國文人那種多餘的癡情，感到深深的悲哀。
他不愛你，你還愛他，這單相思豈不是白害了嗎？ 公元755年，李唐王朝的盛世光景，再也維持不下去，安史之亂終于爆發。
從此，大唐元氣不複，走向衰弱。
同樣，這場動亂也将李白推到皇室鬥争的政治漩渦之中，成了犧牲品。
他還沒有來得及弄清誰是誰非，急忙忙站錯了隊，便草草地于垢辱中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
文學家玩政治，十有九敗；政治家玩文學，十有十個，都是扯蛋。
李白當然不知最後會是個什麼下場，他是個快活人。
即使在逃亡避難，奔走依靠途中，也不乏行吟歌嘯，詩人興會，酒女舞伎，遊山逛水的快活。
這是他幾乎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課”，該快活，能快活，還是要快活的。
但是，詩人是個矛盾體。
快活的同時，也有不快活，便是那場血洗中華的戰亂。
他不能不激動，不能不憤怒，不能不憂心忡忡：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
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
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
林回棄白璧，千裡阻同奔。
君為我緻之，輕赍涉淮原。
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贈武十七谔》） 他那詩人的靈魂，總不會與國家的淪亡、民族的安危了無幹系的。
他不可能不把目光從酒杯和女人的胴體移開，關注兩淮戰事與河洛安危。
“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裡”，“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
”河山灰燼，社稷傾圮，愛國之情，報國之心，還是使得這位快活的詩人不快活，夜不能眠，起坐徘徊。
所以，為李白辯者，常從這個共赴國難的角度，為他應诏入永王幕表白。
但那是說不通的，很難設想關心政治的李白，會糊塗到絲毫不知這個握兵重鎮的李磷正在反叛的事實。
他所以走出這一步，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
我認為大唐王朝建國初期的玄武門之變，這個曆史上的特例，對詩人那根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