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仰天大笑出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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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塵蕭瑟多苦顔。
自言管葛竟誰許，長籲莫錯還閉關。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
王公大人借顔色，金章紫绶來相趨。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
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
（《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 看這首詩的标題，就可想見詩人那一臉得意之色了。
“護駕”是什麼意思，是陪着李隆基去潼關洗溫泉。
也許詩人在這支陪同隊伍中，隻是最後一輛面包車的乘客，那也了不起。
英國的莎士比亞，一生中侍奉兩位君王，一位是伊麗莎白，一位是詹姆士二世。
前者，他隻有在舞台邊幕條裡探頭探腦的份兒，後者，他也不過是穿着骠騎兵的号衣，在宮殿裡站過崗，遠遠地向那個跛子敬過禮。
而我們的詩人李白，不僅與李隆基同乘一輛“考斯特”，由西安同去臨潼，一路上還相談甚密，十分投機。
《唐語林》也證實：“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
”看來，詩人的“片言道合惟有君”，固然有自我發酵的成分，但大緻符合實際。
他給楊山人寫詩的時候，肯定采取海明威站着寫作的方式，因為他已經激動得坐不住了。
所以，依我看，那首“大雅久不作”的《古風》，有可能是他天寶三載（744）第二次離開長安以後，已經有點失落，但未完全失落的期間寫的。
有點失落，怨而不怒，是寫風、雅、頌的最佳狀态。
完全失落，風雅不起來，頌也沒興緻，一心舒憤懑，就有失溫柔敦厚之意了。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
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莺。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春日醉起言志》） 正因為他還有一份對長安的憧憬，才生出“浩歌待明月”的期冀，才有寫一首“大雅久不作”感懷詩的可能。
無論如何，他終究是和皇帝在一輛“考斯特”車上坐過，很官方色彩過的。
所以，他有一時興來的正統情感，雖然自己倒未必堅持正統，猶如他習慣了寫非主流的作品，興之所至，偶爾主流一下，也未嘗不可。
大師出神入化的詩歌創作，在物我兩忘的自由王國裡任意翺翔，就不能以凡夫俗子的常法常理來考量了。
對李白這樣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來講，要他做到絕對的皈依正統，死心塌地的在體制内打拼，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
繼續做籠中的金絲鳥，無異于精神的奴役。
這也是他第二次終于走出長安的底因。
如果我們理解李白，就可知道，他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個悖背正統的叛逆者，也許就不能苟同這首詩能夠代表他全部的文藝觀點了。
但是，也别指望他能大徹大悟。
李白與文學史上所有大師一樣，無時不處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建功當世，以邀聖寵，揚聲播名，以求聞達，這種強烈的名欲，使他幾乎不能自己；一方面，浪迹天涯，嘯歌江湖，徜徉山水，看穿紅塵，恨不能歸隐山林；一方面，及時行樂，不受羁束，聲色犬馬，胡姬吳娃，離開女人簡直活不下去；一方面，四出幹谒，曲事權貴，奔走營逐，賣弄才華，沉迷名利場中而不能自拔。
所以，公元733年，他第一次離開長安後，東下徂徕，竹溪友集。
人在江湖，其實，還是心存紫阙的。
這是詩人一輩子也休想擺脫的“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攀高心結。
這不僅僅是李白，世界上有幾個甘于寂寞，當真去歸隐的文人呢？唐代，有許多在長安撈不到官做的文人，假模假式地要去隐遁，可又不肯走得太遠，就到離長安不遠的終南山當隐士。
隔三差五，假借回城打油買醋，背幾箱方便面在山裡吃的理由，屁颠屁颠地又溜進青绮門，窺探都城動靜。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将進酒》一詩中的這兩句名言，注定了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不甘于默默地度過一生。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他的機會來了。
由于他友人道士吳筠應召入京，吳筠又向玄宗推薦了李白。
唐玄宗來了好興緻，征召我們這位詩人到長安為供奉翰林。
于是，他寫下這首毫不掩飾自己的得意之歌：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南陵别兒童入京》） 老百姓形容某個人過分的輕狂，喜歡說，骨頭輕得沒有四兩。
我估計，這位大師此時此刻，渾身上下加在一起，怕也沒有兩百克重的。
最後兩句，我們能夠想象詩人當時那副樂不可支的模樣。
幸而他一向佯狂慣了，要是這幸運落在《儒林外史》中的範進頭上，怕到不了長安，就笑傻了。
凡詩人，都有強烈的表現欲，哪怕他裝孫子，作假收斂，作假謙謹，那眼角的餘光，所流露的貪念，是打埋不住的。
所以，像李白這樣不遮不掩、不蓋不藏的真性情，真自
自言管葛竟誰許，長籲莫錯還閉關。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
王公大人借顔色，金章紫绶來相趨。
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
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
（《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 看這首詩的标題，就可想見詩人那一臉得意之色了。
“護駕”是什麼意思，是陪着李隆基去潼關洗溫泉。
也許詩人在這支陪同隊伍中，隻是最後一輛面包車的乘客，那也了不起。
英國的莎士比亞，一生中侍奉兩位君王，一位是伊麗莎白，一位是詹姆士二世。
前者，他隻有在舞台邊幕條裡探頭探腦的份兒，後者，他也不過是穿着骠騎兵的号衣，在宮殿裡站過崗，遠遠地向那個跛子敬過禮。
而我們的詩人李白，不僅與李隆基同乘一輛“考斯特”，由西安同去臨潼，一路上還相談甚密，十分投機。
《唐語林》也證實：“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
”看來，詩人的“片言道合惟有君”，固然有自我發酵的成分，但大緻符合實際。
他給楊山人寫詩的時候，肯定采取海明威站着寫作的方式，因為他已經激動得坐不住了。
所以，依我看，那首“大雅久不作”的《古風》，有可能是他天寶三載（744）第二次離開長安以後，已經有點失落，但未完全失落的期間寫的。
有點失落，怨而不怒，是寫風、雅、頌的最佳狀态。
完全失落，風雅不起來，頌也沒興緻，一心舒憤懑，就有失溫柔敦厚之意了。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頹然卧前楹。
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莺。
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
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春日醉起言志》） 正因為他還有一份對長安的憧憬，才生出“浩歌待明月”的期冀，才有寫一首“大雅久不作”感懷詩的可能。
無論如何，他終究是和皇帝在一輛“考斯特”車上坐過，很官方色彩過的。
所以，他有一時興來的正統情感，雖然自己倒未必堅持正統，猶如他習慣了寫非主流的作品，興之所至，偶爾主流一下，也未嘗不可。
大師出神入化的詩歌創作，在物我兩忘的自由王國裡任意翺翔，就不能以凡夫俗子的常法常理來考量了。
對李白這樣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來講，要他做到絕對的皈依正統，死心塌地的在體制内打拼，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
繼續做籠中的金絲鳥，無異于精神的奴役。
這也是他第二次終于走出長安的底因。
如果我們理解李白，就可知道，他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個悖背正統的叛逆者，也許就不能苟同這首詩能夠代表他全部的文藝觀點了。
但是，也别指望他能大徹大悟。
李白與文學史上所有大師一樣，無時不處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建功當世，以邀聖寵，揚聲播名，以求聞達，這種強烈的名欲，使他幾乎不能自己；一方面，浪迹天涯，嘯歌江湖，徜徉山水，看穿紅塵，恨不能歸隐山林；一方面，及時行樂，不受羁束，聲色犬馬，胡姬吳娃，離開女人簡直活不下去；一方面，四出幹谒，曲事權貴，奔走營逐，賣弄才華，沉迷名利場中而不能自拔。
所以，公元733年，他第一次離開長安後，東下徂徕，竹溪友集。
人在江湖，其實，還是心存紫阙的。
這是詩人一輩子也休想擺脫的“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攀高心結。
這不僅僅是李白，世界上有幾個甘于寂寞，當真去歸隐的文人呢？唐代，有許多在長安撈不到官做的文人，假模假式地要去隐遁，可又不肯走得太遠，就到離長安不遠的終南山當隐士。
隔三差五，假借回城打油買醋，背幾箱方便面在山裡吃的理由，屁颠屁颠地又溜進青绮門，窺探都城動靜。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将進酒》一詩中的這兩句名言，注定了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不甘于默默地度過一生。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他的機會來了。
由于他友人道士吳筠應召入京，吳筠又向玄宗推薦了李白。
唐玄宗來了好興緻，征召我們這位詩人到長安為供奉翰林。
于是，他寫下這首毫不掩飾自己的得意之歌：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南陵别兒童入京》） 老百姓形容某個人過分的輕狂，喜歡說，骨頭輕得沒有四兩。
我估計，這位大師此時此刻，渾身上下加在一起，怕也沒有兩百克重的。
最後兩句，我們能夠想象詩人當時那副樂不可支的模樣。
幸而他一向佯狂慣了，要是這幸運落在《儒林外史》中的範進頭上，怕到不了長安，就笑傻了。
凡詩人，都有強烈的表現欲，哪怕他裝孫子，作假收斂，作假謙謹，那眼角的餘光，所流露的貪念，是打埋不住的。
所以，像李白這樣不遮不掩、不蓋不藏的真性情，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