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間惟有杜司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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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邊關走，磚頭瓦塊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極不健全者的夢呓罷了。
在常見的中國文學史上，都認為杜牧的詩，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風流倜傥、餘韻邈遠的風格著稱；李商隐的詩，以深情綿邈、沉博婉曲、華彩豐瞻、邃密缜思的特色聞世。
這兩位詩人的珠聯璧合，成為一時雅望所至。
加之同時代如許渾、徐凝、張祜、李紳、姚合之流的團隊作用，遂變革着詩壇風氣，創造出時代潮流，終于一改中唐以來聲绮情靡、勢弱力頹的詩風。
杜牧和李商隐，應該早在公元839年（文宗開成四年）前後，就相知相識了。
從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斂的。
從出身來看，杜牧是世家子弟，雖然到他父親這一代沒落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從他的靈魂到他的詩文，無不豪爽大氣，特立獨行。
李商隐則是從吏佐家庭中走出來的，總是仰着臉看人讨生活。
因此表現出來的精神，便是小心謹慎，低調緘默，盡量收縮，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詩，以氣勝；李商隐的詩，以情長。
甚至，他倆的風流，他倆的浪漫，他倆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
應該說，文人有幾個不風流，不浪漫的呢？也許不是所有能風流、會浪漫的人，都必然成為作家和詩人。
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風流，要不浪漫，想成為大文人，也難。
杜牧的風流浪漫，是張揚的，放肆的，泛愛的，略無顧忌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大張旗鼓，引以為光。
而李商隐的風流浪漫，則是影影綽綽的，似隐似顯的，鐘情深沉的，淺吟慢唱的，“相見時難别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充滿着無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當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當一名随員，即見習生時，見到這位傾動長安的詩壇領袖，該是多麼的傾慕和心儀了。
那年，杜牧三十七歲，風華正茂，任職左補阙，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員外郎，标準的中級文官。
對曆任諸鎮節度使，顯為地方諸侯，現回來京城，在朝廷裡做到尚書仆射這樣極高層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說平起平坐，按常禮，杜牧應該垂手侍立才是。
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場面，令他不禁失色。
卻是他的恩公，反客為主，趨前迎問，倒過頭來巴結讨好這位大大咧咧的詩人。
現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還是稀客？但據《唐詩紀事本末》，杜牧對于他的詩友張祜被逐科舉，專門跑來找令狐楚幫過忙的。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的張祜，少年氣盛，惹惱了白居易。
而白老前輩也欠雅量，認為年輕人未免嚣張，不敲打敲打，不知馬王爺長幾隻眼，遂讓在皇帝面前說話算數的元稹，在會考時取消其資格，弄得張祜一輩子未能發達。
于是，激于義憤的杜牧，專門寫過詩：“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為他鳴不平，由此可見杜牧提攜同志的熱忱和對于老一輩指摘後生的抗争。
據《新唐書》，說到杜牧的“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
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詩所言“飾心無彩績，到骨是風塵。
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事未必能做到，話一定要說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認識這位比他小九歲，初露頭角、稍有詩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見恨晚。
但是，兩位詩人的這段友情，很快就結束了。
為什麼這兩位詩友，參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後期才重得聚首呢？ 這就是尼采說過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讓一個人滅亡，就先讓他瘋狂。
同樣，要讓一個王朝滅亡，一個時代滅亡，也是先得從瘋狂開始。
安史之亂以後，李唐王朝便日漸衰弱。
但似乎覺得死得還不夠快，宦官之亂、方鎮之亂還不夠，從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為一方的朋黨之争，像兩台開足馬力的官場絞肉機，互相格鬥将近四十年，創中國曆史上宗派鬥争時間最長紀錄。
這也是中國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類文人組成的隊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惡心、最醜陋的一次表演。
從牛李黨争的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為什麼那些江郎才盡，或壓根兒就不曾有過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腦袋，為一頂烏紗帽而跑斷腿，說破嘴，磕斷頭，求爺告奶的所為何來了。
替他們想一想，諸公不幹這個，還能做其他什麼營生呢？ 重重壓力之下，杜牧離開長安，由黃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幾近家破人亡，無以存身；同樣，左右受排斥，怎麼也不是的李商隐，由華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蠅營狗苟，碌碌謀生，越活越差，每況愈下。
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雖然在這場朋黨鬥争的棋局上，連兵甚至連卒這樣的棋子資格也不配。
但宗派主義發展到瘋狂階段，
在常見的中國文學史上，都認為杜牧的詩，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風流倜傥、餘韻邈遠的風格著稱；李商隐的詩，以深情綿邈、沉博婉曲、華彩豐瞻、邃密缜思的特色聞世。
這兩位詩人的珠聯璧合，成為一時雅望所至。
加之同時代如許渾、徐凝、張祜、李紳、姚合之流的團隊作用，遂變革着詩壇風氣，創造出時代潮流，終于一改中唐以來聲绮情靡、勢弱力頹的詩風。
杜牧和李商隐，應該早在公元839年（文宗開成四年）前後，就相知相識了。
從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斂的。
從出身來看，杜牧是世家子弟，雖然到他父親這一代沒落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從他的靈魂到他的詩文，無不豪爽大氣，特立獨行。
李商隐則是從吏佐家庭中走出來的，總是仰着臉看人讨生活。
因此表現出來的精神，便是小心謹慎，低調緘默，盡量收縮，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詩，以氣勝；李商隐的詩，以情長。
甚至，他倆的風流，他倆的浪漫，他倆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
應該說，文人有幾個不風流，不浪漫的呢？也許不是所有能風流、會浪漫的人，都必然成為作家和詩人。
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風流，要不浪漫，想成為大文人，也難。
杜牧的風流浪漫，是張揚的，放肆的，泛愛的，略無顧忌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大張旗鼓，引以為光。
而李商隐的風流浪漫，則是影影綽綽的，似隐似顯的，鐘情深沉的，淺吟慢唱的，“相見時難别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充滿着無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當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當一名随員，即見習生時，見到這位傾動長安的詩壇領袖，該是多麼的傾慕和心儀了。
那年，杜牧三十七歲，風華正茂，任職左補阙，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員外郎，标準的中級文官。
對曆任諸鎮節度使，顯為地方諸侯，現回來京城，在朝廷裡做到尚書仆射這樣極高層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說平起平坐，按常禮，杜牧應該垂手侍立才是。
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場面，令他不禁失色。
卻是他的恩公，反客為主，趨前迎問，倒過頭來巴結讨好這位大大咧咧的詩人。
現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還是稀客？但據《唐詩紀事本末》，杜牧對于他的詩友張祜被逐科舉，專門跑來找令狐楚幫過忙的。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的張祜，少年氣盛，惹惱了白居易。
而白老前輩也欠雅量，認為年輕人未免嚣張，不敲打敲打，不知馬王爺長幾隻眼，遂讓在皇帝面前說話算數的元稹，在會考時取消其資格，弄得張祜一輩子未能發達。
于是，激于義憤的杜牧，專門寫過詩：“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為他鳴不平，由此可見杜牧提攜同志的熱忱和對于老一輩指摘後生的抗争。
據《新唐書》，說到杜牧的“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
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詩所言“飾心無彩績，到骨是風塵。
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事未必能做到，話一定要說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認識這位比他小九歲，初露頭角、稍有詩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見恨晚。
但是，兩位詩人的這段友情，很快就結束了。
為什麼這兩位詩友，參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後期才重得聚首呢？ 這就是尼采說過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讓一個人滅亡，就先讓他瘋狂。
同樣，要讓一個王朝滅亡，一個時代滅亡，也是先得從瘋狂開始。
安史之亂以後，李唐王朝便日漸衰弱。
但似乎覺得死得還不夠快，宦官之亂、方鎮之亂還不夠，從公元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為一方的朋黨之争，像兩台開足馬力的官場絞肉機，互相格鬥将近四十年，創中國曆史上宗派鬥争時間最長紀錄。
這也是中國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類文人組成的隊伍，在政治舞台上所作的最惡心、最醜陋的一次表演。
從牛李黨争的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為什麼那些江郎才盡，或壓根兒就不曾有過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腦袋，為一頂烏紗帽而跑斷腿，說破嘴，磕斷頭，求爺告奶的所為何來了。
替他們想一想，諸公不幹這個，還能做其他什麼營生呢？ 重重壓力之下，杜牧離開長安，由黃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幾近家破人亡，無以存身；同樣，左右受排斥，怎麼也不是的李商隐，由華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蠅營狗苟，碌碌謀生，越活越差，每況愈下。
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雖然在這場朋黨鬥争的棋局上，連兵甚至連卒這樣的棋子資格也不配。
但宗派主義發展到瘋狂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