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間惟有杜司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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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願落入窠臼，不願重蹈前轍，不願嚼别人嚼過的馍，不願尾随他人走同一條路，這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對唐代詩人這種創新的執着，“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語）的一根筋精神贊歎不已。
他們總是希望創造出“今古未嘗經道者”（杜牧語），“遠去筆墨畦徑間”（杜牧語）的新格局；總是努力開拓出“惟陳言之務去”（韓愈語），“作不經人道語”之“一家言”（李賀語）的新境界。
唐詩之所以為唐詩，就建立在這種不斷更新的宏大氣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詩由初唐的王楊盧駱，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李賀，進入公元九世紀中葉，當時的文學界，肯定也會有魯迅寫作時那種被前人寫盡，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猶如到果園去采摘，你興沖沖地來了，可發現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實席卷而去，隻剩下殘枝敗葉，一片狼藉。
值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這種無所适從、無從下手、無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個時期的杜牧、李商隐、許渾、張祜等晚唐詩人所面臨的現狀。
唐詩有兩個“李杜”，一為公元六世紀的李白與杜甫；一為公元九世紀的李商隐和杜牧。
對後“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經達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勢，實在是難以逾越的巅峰。
要想與他們比肩，必須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須要寫出與他們的不同來，這才能擁有絕對屬于自己的世界。
你要當跟屁蟲，永遠也不會有出息。
杜牧不會這麼講，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是根據公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杜牧為《李賀集》作的序得出這樣的判斷。
他在文章結尾如此寫道：“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口氣之大，令人咋舌，他對李賀的褒揚，也是對自己的期許。
雖然，他在《獻詩啟》裡說明他的創作原則是：“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
”但他的為人一生也許很失敗，為文一生，卻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負、決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
清人趙翼指出：“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
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時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 《全唐詩序》說到杜牧，也認為他：“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緻，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
又有甚者，甯為幽僻奇谲，雜出于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緻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 所以，李商隐才有發自内心的“人間惟有杜司勳”的極高評價。
要知道，文人稱贊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虛頭巴腦，不是順水人情，不是當面點頭、背後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場讨好，而是由衷贊美、真心褒揚，是極少有的，因而也是極難得的。
這就印證了南北朝時梁人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過的金玉良言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兩句話八個字，絕對是那些想在文學領域中要幹出些名堂來的人的座右銘。
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也如此。
你要想頭角峥嵘，領時代之風騷，你要想獨樹一幟，引文學之新潮，那就必須有這種本領。
在努力傳承的同時，能夠不斷創新，在博采衆長的同時，能夠表現自我。
幸好後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當年紀，果然創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韻。
文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其相通相應的内在聯系。
如果說前者恢宏開闊的氣勢，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麼後者的精緻、典雅、秀麗、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寫真。
文學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時期，大師聯袂而至，滿天星鬥燦爛；一個時期，文人缺席失語，文學黯淡無光。
這都是造物主的安排，并無必然的規律可循。
然而，老天對唐詩頗為關照，真讓人嫉妒。
盡管，公元816年（憲宗元和十一年），李賀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長慶四年），韓愈卒；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會昌二年），劉禹錫卒；843年（會昌三年），賈島卒。
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詩壇凋零，四顧蒼茫，文事寂寥，一派凄涼。
這時，誰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現，以枇杷晚翠的絢麗，以魯殿靈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詩的聖火傳遞下去。
因此，返顧現實世界，新時期文學也已二十多年過去，上帝不開眼，不賞你臉，不給你大師，又能奈何得了？雖然時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師”出現，但不過是《穆桂英挂帥》中那句唱詞“幾年不
他們總是希望創造出“今古未嘗經道者”（杜牧語），“遠去筆墨畦徑間”（杜牧語）的新格局；總是努力開拓出“惟陳言之務去”（韓愈語），“作不經人道語”之“一家言”（李賀語）的新境界。
唐詩之所以為唐詩，就建立在這種不斷更新的宏大氣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詩由初唐的王楊盧駱，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李賀，進入公元九世紀中葉，當時的文學界，肯定也會有魯迅寫作時那種被前人寫盡，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猶如到果園去采摘，你興沖沖地來了，可發現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實席卷而去，隻剩下殘枝敗葉，一片狼藉。
值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這種無所适從、無從下手、無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個時期的杜牧、李商隐、許渾、張祜等晚唐詩人所面臨的現狀。
唐詩有兩個“李杜”，一為公元六世紀的李白與杜甫；一為公元九世紀的李商隐和杜牧。
對後“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經達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勢，實在是難以逾越的巅峰。
要想與他們比肩，必須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須要寫出與他們的不同來，這才能擁有絕對屬于自己的世界。
你要當跟屁蟲，永遠也不會有出息。
杜牧不會這麼講，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是根據公元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杜牧為《李賀集》作的序得出這樣的判斷。
他在文章結尾如此寫道：“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口氣之大，令人咋舌，他對李賀的褒揚，也是對自己的期許。
雖然，他在《獻詩啟》裡說明他的創作原則是：“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
”但他的為人一生也許很失敗，為文一生，卻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負、決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
清人趙翼指出：“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
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時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 《全唐詩序》說到杜牧，也認為他：“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緻，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
又有甚者，甯為幽僻奇谲，雜出于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緻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 所以，李商隐才有發自内心的“人間惟有杜司勳”的極高評價。
要知道，文人稱贊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虛頭巴腦，不是順水人情，不是當面點頭、背後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場讨好，而是由衷贊美、真心褒揚，是極少有的，因而也是極難得的。
這就印證了南北朝時梁人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過的金玉良言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兩句話八個字，絕對是那些想在文學領域中要幹出些名堂來的人的座右銘。
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也如此。
你要想頭角峥嵘，領時代之風騷，你要想獨樹一幟，引文學之新潮，那就必須有這種本領。
在努力傳承的同時，能夠不斷創新，在博采衆長的同時，能夠表現自我。
幸好後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當年紀，果然創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韻。
文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其相通相應的内在聯系。
如果說前者恢宏開闊的氣勢，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麼後者的精緻、典雅、秀麗、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寫真。
文學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時期，大師聯袂而至，滿天星鬥燦爛；一個時期，文人缺席失語，文學黯淡無光。
這都是造物主的安排，并無必然的規律可循。
然而，老天對唐詩頗為關照，真讓人嫉妒。
盡管，公元816年（憲宗元和十一年），李賀卒；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穆宗長慶四年），韓愈卒；831年（文宗大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武宗會昌二年），劉禹錫卒；843年（會昌三年），賈島卒。
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詩壇凋零，四顧蒼茫，文事寂寥，一派凄涼。
這時，誰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現，以枇杷晚翠的絢麗，以魯殿靈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詩的聖火傳遞下去。
因此，返顧現實世界，新時期文學也已二十多年過去，上帝不開眼，不賞你臉，不給你大師，又能奈何得了？雖然時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師”出現，但不過是《穆桂英挂帥》中那句唱詞“幾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