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唐朝的天空 第一章 唐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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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清，空氣照樣清新，天空照樣明亮。
中古時期，由于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于正常狀态，因此，曆經戰亂的古都，由于“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境，能夠保持空氣濕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郁郁蔥蔥的氛圍。
所以，才有可能出現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後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隻是我們讀者的感受，當事人就未必了。
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雲空碛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别看氣候幹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向往的一個去處。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敢于向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民族，尚武少文，更為放蕩放肆，感情強烈。
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的帳篷中、毳屋裡，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達坂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着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争遊戲。
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
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
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裡，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
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這種種族的交融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周防的《簪花仕女圖》、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
如閻立本的《步辇圖》《曆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如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面赤髭濃的官人。
試想，若“金風玉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着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裡，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
但當在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弦索彈撥，耳鬓厮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
唐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
九年（635）敗西部的吐谷渾。
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
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
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
一直到九世紀，絲綢之路還是一條充滿生機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由于絲路重開，商貿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争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
當時的長安城裡，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很難從典籍中查出确切數據。
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象胡人在長安城裡數量之多。
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着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
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
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裡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
”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
”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内
中古時期，由于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于正常狀态，因此，曆經戰亂的古都，由于“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境，能夠保持空氣濕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郁郁蔥蔥的氛圍。
所以，才有可能出現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後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隻是我們讀者的感受，當事人就未必了。
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雲空碛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别看氣候幹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向往的一個去處。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敢于向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民族，尚武少文，更為放蕩放肆，感情強烈。
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的帳篷中、毳屋裡，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達坂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着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争遊戲。
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
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
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裡，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
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這種種族的交融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遊春圖》《搗練圖》、周防的《簪花仕女圖》、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
如閻立本的《步辇圖》《曆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如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面赤髭濃的官人。
試想，若“金風玉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着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裡，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
但當在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弦索彈撥，耳鬓厮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
唐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
九年（635）敗西部的吐谷渾。
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
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
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
一直到九世紀，絲綢之路還是一條充滿生機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由于絲路重開，商貿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争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
當時的長安城裡，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很難從典籍中查出确切數據。
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象胡人在長安城裡數量之多。
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着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
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
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裡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
”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
”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