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方孝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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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可比得了。
方孝孺應該做學問，姚廣孝才是玩政治的，從他一生行狀看，他是一個不那麼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日子，是一個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識分子。
恰巧馬皇後逝世，朱元璋把兒子從分封地集中到南京來守孝，據《明史·姚廣孝傳》：“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
”于是，通過關系，與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鈎。
這個和尚私下裡對朱棣許諾：“你要用我的話，我會給王爺一頂白帽子戴。
”如此露骨的暗示，連黃口小兒都猜得出來，“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個“皇”字嗎？朱心領神會，引為知己，遂将這位主錄僧，帶回北平。
從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庫，和進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動的總指揮。
“陰選将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
燕邸，故元宮也，深邃。
道衍練兵後苑中。
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 他那時“住持慶壽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時時屏人語”，朱棣當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為，建文帝接受了齊泰、黃子澄，還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議，正準備收拾他。
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虛。
有一天，他作對聯，剛吟出上句，“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立刻應口而出，“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
“王”字出頭，即為“主”，看似文字遊戲的小手段，卻起到堅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沒有姚的煽動，朱未必敢舉事，沒有姚的擘畫，朱也未必能成事。
起兵以後，靖難軍經過兩三年與中央軍的拉鋸戰，姚突出奇招，建議輕騎挺進，徑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這場無妨說是姚廣孝與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終于把隻會做學問的書呆子擺平。
朱棣很快渡過長江，取得天下，當他的永樂皇帝。
所以，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來為方孝孺求情，對于朱棣，那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
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矛頭指向建文帝倚為股肱的齊泰、黃子澄，其實，方孝孺作為建文帝的老師，在他眼裡，也是參與過對他的迫害，屬于鏟除的奸惡之列，是毫無疑問的。
然而，姚廣孝求他“幸勿殺”，居然“颔之”，看來姚廣孝面子夠大。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圍繞在皇帝身邊，有頭有臉有發言權者，說一不二，使帝王言聽計從者，大有人在。
但伴君如伴虎，最後能夠得到好下場者，就比較罕見了。
姚廣孝這樣一個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為皇帝的賓客，運籌帷幄，出謀劃策，位極人臣，倚重中樞，最後能夠善始善終，實在是極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這件袈裟，固然沖淡了朱棣對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廣孝深谙與狼共舞的遊戲規則。
越得意，越檢束；越成功，越退縮；越是登峰造極，也越要急流勇退。
可是，能懂得這點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實在太少。
權力這東西，如海洛因，上瘾以後，是太難戒掉的。
唐人胡曾《詠史詩》：“上蔡東門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歸？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陽血染衣。
”那個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後的悲劇下場，不就是他“不解”進退之道嗎？等到身首異處這一天，老先生想起與兒子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的快樂不再，刀架在脖頸上，哭悔也來不及了。
姚廣孝按《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
靖難之役，朱棣率軍“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于道衍。
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等朱棣得天下後，論功行賞，姚為第一，舉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的親昵程度，他老兄還是堅持在廟裡，當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
朱棣急了，“命蓄發，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廣孝傳》）。
這樣一個能夠扭轉明室乾坤的和尚，還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
那麼，有濟世之志、無匡時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
居然在南北激戰的烽火硝煙之下，還饒有興緻地引導建文帝進行複古改制的嘗試，宮殿名、城門名，悉數恢複古稱。
官制，也按《周官》重訂，本是翰林侍講的他，改成頗有二十世紀味道的文學博士。
當時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這個博士和茶樓酒肆裡的茶博士，有些什麼區别。
大概，越沒有什麼真本事的人，越喜歡做表面文
方孝孺應該做學問，姚廣孝才是玩政治的，從他一生行狀看，他是一個不那麼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日子，是一個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識分子。
恰巧馬皇後逝世，朱元璋把兒子從分封地集中到南京來守孝，據《明史·姚廣孝傳》：“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
”于是，通過關系，與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鈎。
這個和尚私下裡對朱棣許諾：“你要用我的話，我會給王爺一頂白帽子戴。
”如此露骨的暗示，連黃口小兒都猜得出來，“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個“皇”字嗎？朱心領神會，引為知己，遂将這位主錄僧，帶回北平。
從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庫，和進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動的總指揮。
“陰選将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
燕邸，故元宮也，深邃。
道衍練兵後苑中。
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 他那時“住持慶壽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時時屏人語”，朱棣當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為，建文帝接受了齊泰、黃子澄，還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議，正準備收拾他。
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虛。
有一天，他作對聯，剛吟出上句，“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姚立刻應口而出，“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作主”。
“王”字出頭，即為“主”，看似文字遊戲的小手段，卻起到堅定其信心的作用。
所以，沒有姚的煽動，朱未必敢舉事，沒有姚的擘畫，朱也未必能成事。
起兵以後，靖難軍經過兩三年與中央軍的拉鋸戰，姚突出奇招，建議輕騎挺進，徑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這場無妨說是姚廣孝與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終于把隻會做學問的書呆子擺平。
朱棣很快渡過長江，取得天下，當他的永樂皇帝。
所以，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來為方孝孺求情，對于朱棣，那影響力是可想而知的。
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矛頭指向建文帝倚為股肱的齊泰、黃子澄，其實，方孝孺作為建文帝的老師，在他眼裡，也是參與過對他的迫害，屬于鏟除的奸惡之列，是毫無疑問的。
然而，姚廣孝求他“幸勿殺”，居然“颔之”，看來姚廣孝面子夠大。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圍繞在皇帝身邊，有頭有臉有發言權者，說一不二，使帝王言聽計從者，大有人在。
但伴君如伴虎，最後能夠得到好下場者，就比較罕見了。
姚廣孝這樣一個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為皇帝的賓客，運籌帷幄，出謀劃策，位極人臣，倚重中樞，最後能夠善始善終，實在是極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這件袈裟，固然沖淡了朱棣對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廣孝深谙與狼共舞的遊戲規則。
越得意，越檢束；越成功，越退縮；越是登峰造極，也越要急流勇退。
可是，能懂得這點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實在太少。
權力這東西，如海洛因，上瘾以後，是太難戒掉的。
唐人胡曾《詠史詩》：“上蔡東門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歸？功成不解謀身退，直待雲陽血染衣。
”那個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後的悲劇下場，不就是他“不解”進退之道嗎？等到身首異處這一天，老先生想起與兒子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的快樂不再，刀架在脖頸上，哭悔也來不及了。
姚廣孝按《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
靖難之役，朱棣率軍“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于道衍。
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等朱棣得天下後，論功行賞，姚為第一，舉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的親昵程度，他老兄還是堅持在廟裡，當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
朱棣急了，“命蓄發，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廣孝傳》）。
這樣一個能夠扭轉明室乾坤的和尚，還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
那麼，有濟世之志、無匡時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
居然在南北激戰的烽火硝煙之下，還饒有興緻地引導建文帝進行複古改制的嘗試，宮殿名、城門名，悉數恢複古稱。
官制，也按《周官》重訂，本是翰林侍講的他，改成頗有二十世紀味道的文學博士。
當時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這個博士和茶樓酒肆裡的茶博士，有些什麼區别。
大概，越沒有什麼真本事的人，越喜歡做表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