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方孝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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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讀書人也并不那麼傻了。
朱由檢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隻是貼身太監，沒有一位知識分子為之殉難。
那個錢謙益本來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涼，就不想成仁了。
那個龔鼎孳也想以一死回報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馬上要被别人摟着，便打消死節的念頭。
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後，惟求速死，在這兩位江左名流眼裡，自是不識時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個叫道衍的和尚，很為他在朱棣面前說了情。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
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颔之。
”（《明史·方孝孺傳》） 這個保方孝孺的姚廣孝，可不是凡人。
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奪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和尚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他對于朱棣來講，遠不是一個普通的軍師或者謀士這樣的角色，說他是朱棣這次靖難之役的總智囊、總策劃，也不為過分。
據明人筆記《革除逸史》載：朱到南京後，“未幾，獲文學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執不從，遂就刑”，看來，朱的确打算放對方一馬，甚至，還想重用的。
所以，很給大儒一點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書事宜。
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氣，但此刻依舊以國師之禮待方，顯然，姚廣孝的話，是相當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殺孝孺”。
死難消息一來，他隻有雙手合十，阿彌陀佛，搖頭輕歎了事。
因為，姚廣孝與方孝孺，雖同為知識分子，卻分屬兩類，姚是明白人中極明白的一類，絕不做傻事；方則是看似明白，其實并不明白的一類，常常倒做不成什麼事。
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計到這出性格悲劇。
但是，若不為方求情，有點說不過去，情求過了，朱也點頭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甯。
雖然他對朱說了“幸勿殺”，并沒有說絕對不能殺，再說他有什麼資格，對未來的皇帝下命令。
因此，方不領情，是方的事，朱要殺方，是朱的事，與本人無關。
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這是姚廣孝的行事方式。
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這是方孝孺透得相當不明白的地方。
最後，朱棣把話對方孝孺說到這種地步：這是我們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方偏要管，一個勁地激朱求死，朱哪裡受得了，大開殺戒，方孝孺一案死難者達八百四十七人，充軍發配者不可勝計。
方得到了于事無補的壯烈，氣節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對此也有微言。
“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
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于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
”（明錢士升《皇明表忠記》） 中國的所謂“士”，所謂“文人”，所謂“知識分子”，如果一定要分類，不是方孝孺式的——偏執，拘謹，認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蠻幹；就是姚廣孝式的——靈活，圓通，識大局，趨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張揚的手法達到目的。
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曆史有時愛開開玩笑的，偏偏讓這兩類價值取向不同的知識分子，奇巧地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個輔永樂，得到大成功，一個佐建文，結局大失敗。
所有看過這出戲的觀衆，都會作出自己的選擇。
于是，從此以後，像姚這類明白人，越來越多，像方這類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來越少。
這或許就是時代的進步了，要是知識分子總那麼傻不唧唧，還真是夠嗆呢！ 《明史》中描寫的姚廣孝和方孝孺，一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為“雙眸炯炯”，“甘蔬粝飯，視其色……如饫萬鐘者”的讀書種子，一為“頗毀先儒，識者鄙焉”的左道旁門，一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緻太平為己任”，“講學不倦”，“陳說道德”的一代學宗，兩人幾乎找不到共同點。
雖然姚“少好學，工詩”，“宋濂……亦推獎之”，按說，方孝孺出宋濂門下，應該與這個看來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來才對，然而，史無記載。
不過，一個正襟危坐，過于嚴肅的方正君子，與和尚坐不到一條闆凳上，說不定有點鄙視和不屑，也有可能。
但是，姚能張嘴向朱棣說情，其識見，其器度，就不是書呆子方孝
朱由檢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隻是貼身太監，沒有一位知識分子為之殉難。
那個錢謙益本來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涼，就不想成仁了。
那個龔鼎孳也想以一死回報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馬上要被别人摟着，便打消死節的念頭。
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後，惟求速死，在這兩位江左名流眼裡，自是不識時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個叫道衍的和尚，很為他在朱棣面前說了情。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
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颔之。
”（《明史·方孝孺傳》） 這個保方孝孺的姚廣孝，可不是凡人。
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奪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和尚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他對于朱棣來講，遠不是一個普通的軍師或者謀士這樣的角色，說他是朱棣這次靖難之役的總智囊、總策劃，也不為過分。
據明人筆記《革除逸史》載：朱到南京後，“未幾，獲文學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執不從，遂就刑”，看來，朱的确打算放對方一馬，甚至，還想重用的。
所以，很給大儒一點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書事宜。
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氣，但此刻依舊以國師之禮待方，顯然，姚廣孝的話，是相當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殺孝孺”。
死難消息一來，他隻有雙手合十，阿彌陀佛，搖頭輕歎了事。
因為，姚廣孝與方孝孺，雖同為知識分子，卻分屬兩類，姚是明白人中極明白的一類，絕不做傻事；方則是看似明白，其實并不明白的一類，常常倒做不成什麼事。
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計到這出性格悲劇。
但是，若不為方求情，有點說不過去，情求過了，朱也點頭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甯。
雖然他對朱說了“幸勿殺”，并沒有說絕對不能殺，再說他有什麼資格，對未來的皇帝下命令。
因此，方不領情，是方的事，朱要殺方，是朱的事，與本人無關。
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這是姚廣孝的行事方式。
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這是方孝孺透得相當不明白的地方。
最後，朱棣把話對方孝孺說到這種地步：這是我們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方偏要管，一個勁地激朱求死，朱哪裡受得了，大開殺戒，方孝孺一案死難者達八百四十七人，充軍發配者不可勝計。
方得到了于事無補的壯烈，氣節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對此也有微言。
“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
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于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
”（明錢士升《皇明表忠記》） 中國的所謂“士”，所謂“文人”，所謂“知識分子”，如果一定要分類，不是方孝孺式的——偏執，拘謹，認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蠻幹；就是姚廣孝式的——靈活，圓通，識大局，趨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張揚的手法達到目的。
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曆史有時愛開開玩笑的，偏偏讓這兩類價值取向不同的知識分子，奇巧地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個輔永樂，得到大成功，一個佐建文，結局大失敗。
所有看過這出戲的觀衆，都會作出自己的選擇。
于是，從此以後，像姚這類明白人，越來越多，像方這類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來越少。
這或許就是時代的進步了，要是知識分子總那麼傻不唧唧，還真是夠嗆呢！ 《明史》中描寫的姚廣孝和方孝孺，一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為“雙眸炯炯”，“甘蔬粝飯，視其色……如饫萬鐘者”的讀書種子，一為“頗毀先儒，識者鄙焉”的左道旁門，一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緻太平為己任”，“講學不倦”，“陳說道德”的一代學宗，兩人幾乎找不到共同點。
雖然姚“少好學，工詩”，“宋濂……亦推獎之”，按說，方孝孺出宋濂門下，應該與這個看來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來才對，然而，史無記載。
不過，一個正襟危坐，過于嚴肅的方正君子，與和尚坐不到一條闆凳上，說不定有點鄙視和不屑，也有可能。
但是，姚能張嘴向朱棣說情，其識見，其器度，就不是書呆子方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