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方孝孺之死
關燈
小
中
大
在中國，自明初方孝孺被誅十族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知識分子以死報君了。
從此以後的中國人，為主義赴死者，有；為真理犧牲者，有；為情人割腕切脈者，有；甚至，為賭一個什麼東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層面的權力鬥争中，像方孝孺這樣傻不唧唧地去為一個背時的皇帝獻出老命者，是不會有了。
不是士不肯為知己者死，從此狡猾，也不是以死來一報知己的價值觀，從此絕迹，而是在統治者無休無止的奪權遊戲中，為失敗者殉葬的愚蠢行為，已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還會有皇帝，而腦袋掉了卻不會再長出一個來。
随後的士大夫，漸漸地聰明起來。
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則決不幹了。
為争權奪位的統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會燙傷自家的爪子，而最後坐在龍椅上剝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會賜你幾粒嘗嘗。
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衛者，有之。
而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來一根繩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殺自己，如此這般的傻瓜，就不多見了。
雖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獄迫害，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凄風苦雨，如肉俎上，不怎麼見好，但命運盡管不濟，生命力倒是十分頑強。
就像東北地區那種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氣沉沉的枯木朽枝，隻要稍沾一點水，就會透出一線生機，隔不數日，居然青枝綠葉，甚至還能開出一兩朵小小的花來。
所以，對“士”而言，即或是苟且的活，也要活下來，絕不去壯烈。
最近的例子，莫過于記憶猶新的“文革”了。
在狂飚突起，橫掃一切的日子裡，被批鬥，被打倒，被噴氣式，被關進牛棚，被踏上千萬隻腳的知識分子，若是按照古訓“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原則，死一千次都足夠足夠，但很少有人抱着王國維“義無再辱”的精神去跳昆明湖。
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多近，沒有一位教授學者權威泰鬥，敢步觀堂先生後塵的。
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士”，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承認自己死有餘辜，罪該萬死，可以趴在地上磕頭讨饒，祈求恩典，可以千遍萬遍地深刻檢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甯為玉碎，毋為瓦全”地一死了之。
有什麼辦法呢？軟雞蛋也是有它賴以保全的生存哲學。
那時，作為牛鬼蛇神的我，心裡也是這樣想的：不錯，你偉大，但你總有死尿的一天；不錯，我偉小，可也許會活得比你長久。
所以，在十年（對我來講，還得加上十年）的比拼過程中，很多人都抱着這樣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着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着别人死。
為這一天，為這一刻，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癞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那段苟延殘喘的曆史，既不必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為本錢，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好像逮到了一個有把的燒餅，那可就是當真的發賤了。
應該說，正是這種大家并未相約、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蝼蟻尚且貪生”的本能，十年過後，統計下來，除一兩位、兩三位，實在熬不過來外，都奇迹似的挺了過來。
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作俑者，恐怕始料未及的，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最後落一個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關的關的結果。
于是應了一句“笑到最後，才是真笑”的法國諺語，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于是，隻好讓被修理者笑了。
我記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國性的文藝界大聚會，在人民大會堂，許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後重逢，發現不但自己活着，别人也一個個都活着，那額手相慶的場面，雖有點滑稽，但足以說明“好死不如賴活着”的生存哲學，不但是明清之際“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後來的知識分子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不倒之術。
事實證明，對于士大夫的修理，雖然見效一時，而無恒久的功能。
從長遠的曆史角度來看，最後綁在恥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強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軟雞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國的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
雖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氣來叙述這哥兒倆的原則立場，但這種其實是挺傻帽的行為，在後來的知識分子眼裡，是不以為然的。
隻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認死理的“士”，才認定天底下都像華山那樣，隻有一條路好走。
方孝孺，恐怕是中國最後一位伯夷、叔齊式的知識分子。
他，隻有選擇死之一途。
其實，
從此以後的中國人，為主義赴死者，有；為真理犧牲者，有；為情人割腕切脈者，有；甚至，為賭一個什麼東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層面的權力鬥争中，像方孝孺這樣傻不唧唧地去為一個背時的皇帝獻出老命者，是不會有了。
不是士不肯為知己者死，從此狡猾，也不是以死來一報知己的價值觀，從此絕迹，而是在統治者無休無止的奪權遊戲中，為失敗者殉葬的愚蠢行為，已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還會有皇帝，而腦袋掉了卻不會再長出一個來。
随後的士大夫，漸漸地聰明起來。
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則決不幹了。
為争權奪位的統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會燙傷自家的爪子，而最後坐在龍椅上剝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會賜你幾粒嘗嘗。
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衛者，有之。
而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來一根繩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殺自己，如此這般的傻瓜，就不多見了。
雖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獄迫害，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凄風苦雨，如肉俎上，不怎麼見好，但命運盡管不濟，生命力倒是十分頑強。
就像東北地區那種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氣沉沉的枯木朽枝，隻要稍沾一點水，就會透出一線生機，隔不數日，居然青枝綠葉，甚至還能開出一兩朵小小的花來。
所以，對“士”而言，即或是苟且的活，也要活下來，絕不去壯烈。
最近的例子，莫過于記憶猶新的“文革”了。
在狂飚突起，橫掃一切的日子裡，被批鬥，被打倒，被噴氣式，被關進牛棚，被踏上千萬隻腳的知識分子，若是按照古訓“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原則，死一千次都足夠足夠，但很少有人抱着王國維“義無再辱”的精神去跳昆明湖。
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多近，沒有一位教授學者權威泰鬥，敢步觀堂先生後塵的。
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士”，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承認自己死有餘辜，罪該萬死，可以趴在地上磕頭讨饒，祈求恩典，可以千遍萬遍地深刻檢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甯為玉碎，毋為瓦全”地一死了之。
有什麼辦法呢？軟雞蛋也是有它賴以保全的生存哲學。
那時，作為牛鬼蛇神的我，心裡也是這樣想的：不錯，你偉大，但你總有死尿的一天；不錯，我偉小，可也許會活得比你長久。
所以，在十年（對我來講，還得加上十年）的比拼過程中，很多人都抱着這樣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着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着别人死。
為這一天，為這一刻，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癞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那段苟延殘喘的曆史，既不必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為本錢，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好像逮到了一個有把的燒餅，那可就是當真的發賤了。
應該說，正是這種大家并未相約、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蝼蟻尚且貪生”的本能，十年過後，統計下來，除一兩位、兩三位，實在熬不過來外，都奇迹似的挺了過來。
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作俑者，恐怕始料未及的，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最後落一個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關的關的結果。
于是應了一句“笑到最後，才是真笑”的法國諺語，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于是，隻好讓被修理者笑了。
我記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國性的文藝界大聚會，在人民大會堂，許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後重逢，發現不但自己活着，别人也一個個都活着，那額手相慶的場面，雖有點滑稽，但足以說明“好死不如賴活着”的生存哲學，不但是明清之際“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後來的知識分子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不倒之術。
事實證明，對于士大夫的修理，雖然見效一時，而無恒久的功能。
從長遠的曆史角度來看，最後綁在恥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強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軟雞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國的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
雖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氣來叙述這哥兒倆的原則立場，但這種其實是挺傻帽的行為，在後來的知識分子眼裡，是不以為然的。
隻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認死理的“士”，才認定天底下都像華山那樣，隻有一條路好走。
方孝孺，恐怕是中國最後一位伯夷、叔齊式的知識分子。
他，隻有選擇死之一途。
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