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嵇中散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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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措為主。
”實際上，他說得到，卻辦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實行這個正确主張。
他也找到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病根所在，因為他有兩點連自己都認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這是他給山巨源的絕交信中說的，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于他對世俗社會、官僚體制、庸俗作風、無聊風氣的不習慣，對司馬氏統治的不認同，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
如果說前面的“甚不可”，是他緻禍的原因，後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禍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司馬昭，不會比嵇康更感興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寫文章時，竭力隐而不顯，猶如當代新潮評論家佶屈聱牙的高論，說了半天，連他自己也不知夢呓了些什麼一樣，盡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
而且，不得已時，阮步兵也會給大将軍寫一篇祝壽文，唱一曲HappyBirthdayToYou應付差使的；到了實在勉為其難，不願太被禦用，而推托不了時，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躺在當垆的老闆娘旁邊，作出拍A片樣子的親密狀。
這樣一來，司馬昭也就隻好沒脾氣。
但嵇康做不到，這是他那悲劇性格所決定的。
他對這個阮籍羨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學習他，對山濤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史稱嵇康“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個“不可強”、“不可化”的人物，這就是俗話說的：江山易改，禀性難移了，一個梗慣了脖子的人，要他時不時地低下頭來，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想學，學不來，隻好認輸：“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識人情，暗于機宜。
”結果，他希望“無措乎是非”，但“是非”卻找上門來，非把他攪進“是非”中去。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個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處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護自己。
現在隻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終點。
最痛苦的悲劇，就在于知道其為悲劇，還要悲劇下去，能不為悲劇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雖然被司馬昭引以為患，但忙于篡奪曹魏政權的大将軍，不可能全神關注這位皇室驸馬，在他全盤的政治角鬥中，嵇康終究是個小角色。
如果在中國曆史上，統治者周圍，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麼知識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過些。
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機會靠近統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
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饅頭的話，首選對象，必是作家同行無疑。
不幸的是，司馬昭極其信任的高級謀士锺會，不是一個好東西，跳出來要算計嵇康，對司馬昭來說，是件正中下懷的事情。
現在，已經無法了解，究竟是锺會心領神會大将軍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還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銜恨在心，予以報複。
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不怕賊偷，就怕賊算，從他後來與鄧艾一塊兒征蜀，整死鄧艾接着又背叛作亂，是個貨真價實的小人，當無疑問。
碰上了這樣的無賴文人，對嵇康來說，等于敲了喪鐘。
锺會年紀與嵇康相仿，隻差一歲，算是同齡人。
不過，一是高幹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風馬牛不相及。
但锺會也玩玩文學，以為消遣，這是有點權勢的官員，或有點金錢的老闆，最易患的一種流行病。
這種病的名稱，就叫“附庸風雅”。
或題兩筆孬字，或寫兩篇歪詩，或倩人代庖著書立說，或槍手拟作空挂虛名，直到今天還是屢見不鮮的。
锺會雖是洛陽貴公子之一，其父锺繇位至三公，其兄锺毓官至将軍，但貴族門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學上，與貧民出身的嵇康，處于同一等量級上。
因此，他有些嫉妒，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動力。
假如，锺會寫出來的作品差強人意，也許眼紅得不那麼厲害；但是，他寫得不怎麼樣，又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怎麼樣，心頭的妒火便會熊熊燃燒。
于是，就有了《世說新語》所載的兩次交鋒，第一次較量：“锺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
于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如果嵇康趕緊追出門來，拉住锺會的手：老弟，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寫序？寫評論？開研讨會我去捧場？那麼自我感覺甚好的锺會，得到這樣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
嵇康顯然不會這樣做的，一個如此圓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
肯定他會拾起锺會的《四本論》，扔在打鐵的紅爐裡，付之一炬。
第二次較量：锺會約了文壇上的一幹朋友，又來登門趨訪。
嵇康卻是有意惹他了，這可是犯下了緻命錯誤。
現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锺會，是讨厭他這個人呢，還是對他政治上背魏附晉表示唾棄，還是對他上一次行徑甚為反感。
當這些“賢俊之士”到達嵇康府上，“康方于大
”實際上，他說得到，卻辦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實行這個正确主張。
他也找到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病根所在，因為他有兩點連自己都認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這是他給山巨源的絕交信中說的，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于他對世俗社會、官僚體制、庸俗作風、無聊風氣的不習慣，對司馬氏統治的不認同，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
如果說前面的“甚不可”，是他緻禍的原因，後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禍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司馬昭，不會比嵇康更感興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寫文章時，竭力隐而不顯，猶如當代新潮評論家佶屈聱牙的高論，說了半天，連他自己也不知夢呓了些什麼一樣，盡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
而且，不得已時，阮步兵也會給大将軍寫一篇祝壽文，唱一曲HappyBirthdayToYou應付差使的；到了實在勉為其難，不願太被禦用，而推托不了時，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躺在當垆的老闆娘旁邊，作出拍A片樣子的親密狀。
這樣一來，司馬昭也就隻好沒脾氣。
但嵇康做不到，這是他那悲劇性格所決定的。
他對這個阮籍羨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學習他，對山濤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
”史稱嵇康“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個“不可強”、“不可化”的人物，這就是俗話說的：江山易改，禀性難移了，一個梗慣了脖子的人，要他時不時地低下頭來，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想學，學不來，隻好認輸：“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識人情，暗于機宜。
”結果，他希望“無措乎是非”，但“是非”卻找上門來，非把他攪進“是非”中去。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個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處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護自己。
現在隻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終點。
最痛苦的悲劇，就在于知道其為悲劇，還要悲劇下去，能不為悲劇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雖然被司馬昭引以為患，但忙于篡奪曹魏政權的大将軍，不可能全神關注這位皇室驸馬，在他全盤的政治角鬥中，嵇康終究是個小角色。
如果在中國曆史上，統治者周圍，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麼知識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過些。
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機會靠近統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
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饅頭的話，首選對象，必是作家同行無疑。
不幸的是，司馬昭極其信任的高級謀士锺會，不是一個好東西，跳出來要算計嵇康，對司馬昭來說，是件正中下懷的事情。
現在，已經無法了解，究竟是锺會心領神會大将軍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還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銜恨在心，予以報複。
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不怕賊偷，就怕賊算，從他後來與鄧艾一塊兒征蜀，整死鄧艾接着又背叛作亂，是個貨真價實的小人，當無疑問。
碰上了這樣的無賴文人，對嵇康來說，等于敲了喪鐘。
锺會年紀與嵇康相仿，隻差一歲，算是同齡人。
不過，一是高幹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風馬牛不相及。
但锺會也玩玩文學，以為消遣，這是有點權勢的官員，或有點金錢的老闆，最易患的一種流行病。
這種病的名稱，就叫“附庸風雅”。
或題兩筆孬字，或寫兩篇歪詩，或倩人代庖著書立說，或槍手拟作空挂虛名，直到今天還是屢見不鮮的。
锺會雖是洛陽貴公子之一，其父锺繇位至三公，其兄锺毓官至将軍，但貴族門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學上，與貧民出身的嵇康，處于同一等量級上。
因此，他有些嫉妒，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動力。
假如，锺會寫出來的作品差強人意，也許眼紅得不那麼厲害；但是，他寫得不怎麼樣，又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怎麼樣，心頭的妒火便會熊熊燃燒。
于是，就有了《世說新語》所載的兩次交鋒，第一次較量：“锺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
于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如果嵇康趕緊追出門來，拉住锺會的手：老弟，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寫序？寫評論？開研讨會我去捧場？那麼自我感覺甚好的锺會，得到這樣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
嵇康顯然不會這樣做的，一個如此圓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
肯定他會拾起锺會的《四本論》，扔在打鐵的紅爐裡，付之一炬。
第二次較量：锺會約了文壇上的一幹朋友，又來登門趨訪。
嵇康卻是有意惹他了，這可是犯下了緻命錯誤。
現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锺會，是讨厭他這個人呢，還是對他政治上背魏附晉表示唾棄，還是對他上一次行徑甚為反感。
當這些“賢俊之士”到達嵇康府上，“康方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