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草間偷活沉吟不斷——中國人，通常是不怎麼自我忏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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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後，總有一位不請自來的客人，在我家後院的角落裡，茕然存活。
那雖沒有什麼氣力，但相當專注的啁鳴，常常堅持到真正冬天的來臨。
每當我在呼嘯的寒風裡，貼着玻璃窗，傾聽這隻蛐蛐的聲音時，對于生命力的不絕于縷，總使我有所觸動，總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的名句：“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
” 詩人的這句詩，很酸楚，很凄涼，每吟，心必為之動，尤其對有過“草間偷活”體驗的我來說，更甚。
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吳梅村應該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說的這個“苦”，并不是他自稱的“無一刻不曆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種無時無刻的忏悔中，一種至死也不能自諒的忏悔中，對于靈魂那永無休止的自審自譴的“苦”。
中國人，通常不怎麼忏悔，中國文人，則尤其缺乏忏悔精神。
在西方文化史上，遠一點的，有聖奧古斯丁的《忏悔錄》，近一點的，有盧梭的《忏悔錄》，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曆程中，幾乎找不到一本類似的著作。
中國文人甚至不如中國皇帝，他們在混不下去的時候，還不得已而為之，下罪己诏。
吳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幹過這樁事。
但是，有些中國文人，錯了也不認錯，不但不認錯，還賴賬，還推诿，還狡辯，還倒打一耙。
所以，吳梅村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極其少見的，具有忏悔意識的文人，值得我們後人尊敬。
早先，文壇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這般蛆蟲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腳的排行榜。
但在士子們的口碑上，是按錢謙益一、吳偉業二、龔鼎孳三這樣的次序排列，逐漸形成公論。
不過，若就純文學的意義而言，吳和錢，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清人趙翼在《瓯北詩話》中說：“梅村當國亡時已退閑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沒身不忘，則心與迹尚皆可諒。
”要是從道德角度衡量，那麼，鼎革之際的表現，吳勝于錢，更勝于龔，是毫無疑義的。
文學史所以将他們統而論之，因為生逢末世，命運蹭蹬，遭遇不濟，坎坷半生的命運，大緻相同。
但具體到每個人，狀況又不盡類似。
錢是一個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渦，龔是一個市儈氣的文人，熱衷投機轉蓬，吳則是一個更純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膽小怕事，體弱多病，努力躲開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過他。
這倒也不光吳梅村個人的悲劇，而是中國文人幾乎躲不掉的共同厄運。
皇帝老子要是跟你過不去的話，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這條船上，想不成落湯雞也難。
時代要跟你别扭的話，如托爾斯泰所言，在鹽水裡煮三次，在堿水裡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沒有可能。
不過，錢謙益自尋是非，龔鼎孳自讨沒趣，吳梅村在劫難逃，明白這點差别，也就理解他這什麼“沉吟不斷，草間偷活”了。
他忏悔是真誠的，但他“沉吟不斷”，更多是在訴苦，訴他那個“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的苦，這裡面就有很多文人的誇飾了。
從古至今，中國文人無不喜歡誇飾，往自己臉上貼金，光榮要貼，成功要貼，到了當代，被運動，要貼，受迫害，要貼，甚至連恥辱也要拿出來往臉上貼。
吳梅村也屬于賣苦一族，在遺書裡，告訴兒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個，說得可憐兮兮。
他這一輩子，憂患連連，危機重重，提心吊膽，擔驚受怕，過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實，但絕不是徹頭徹尾的倒黴蛋。
他應該沒有這麼大的忘性，他剛走出他的家鄉太倉，那幾年間，可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為世人矚目。
他的連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講學東宮，也使得滿朝文武驚詫，藝苑杏林豔羨。
毋庸諱言，吳偉業曾經很陶醉于那相當風光，相當體面，相當得意，相當快活的滿足中的。
我始終認為，上帝雖然吝啬，但對每個人的安排，基本上（當然不是百分之百）還是要保持賬面上借方與貸方的大體平衡。
一個太快活的幸運兒，不見得永遠一帆風順；同樣，一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家夥，未必就會被上帝抛棄。
君不見福利彩票開獎，立馬成為百萬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絕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
所以，吳梅村雖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歲起，開始發迹，上帝真開眼，讓他着實地火了一把，比進城民工中頭彩還來勁呢！ 舊時中國的“士”，十年寒窗，囊螢刺股，大都懷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翹楚，領袖群倫，連做夢也忘不了的雙重心結。
時至二十一世紀，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謀一身黃馬褂，同時又想執文壇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可魚和熊掌，兩者兼而得之
那雖沒有什麼氣力，但相當專注的啁鳴，常常堅持到真正冬天的來臨。
每當我在呼嘯的寒風裡，貼着玻璃窗，傾聽這隻蛐蛐的聲音時，對于生命力的不絕于縷，總使我有所觸動，總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的名句：“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
” 詩人的這句詩，很酸楚，很凄涼，每吟，心必為之動，尤其對有過“草間偷活”體驗的我來說，更甚。
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吳梅村應該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說的這個“苦”，并不是他自稱的“無一刻不曆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種無時無刻的忏悔中，一種至死也不能自諒的忏悔中，對于靈魂那永無休止的自審自譴的“苦”。
中國人，通常不怎麼忏悔，中國文人，則尤其缺乏忏悔精神。
在西方文化史上，遠一點的，有聖奧古斯丁的《忏悔錄》，近一點的，有盧梭的《忏悔錄》，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曆程中，幾乎找不到一本類似的著作。
中國文人甚至不如中國皇帝，他們在混不下去的時候，還不得已而為之，下罪己诏。
吳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幹過這樁事。
但是，有些中國文人，錯了也不認錯，不但不認錯，還賴賬，還推诿，還狡辯，還倒打一耙。
所以，吳梅村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極其少見的，具有忏悔意識的文人，值得我們後人尊敬。
早先，文壇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這般蛆蟲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腳的排行榜。
但在士子們的口碑上，是按錢謙益一、吳偉業二、龔鼎孳三這樣的次序排列，逐漸形成公論。
不過，若就純文學的意義而言，吳和錢，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清人趙翼在《瓯北詩話》中說：“梅村當國亡時已退閑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沒身不忘，則心與迹尚皆可諒。
”要是從道德角度衡量，那麼，鼎革之際的表現，吳勝于錢，更勝于龔，是毫無疑義的。
文學史所以将他們統而論之，因為生逢末世，命運蹭蹬，遭遇不濟，坎坷半生的命運，大緻相同。
但具體到每個人，狀況又不盡類似。
錢是一個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渦，龔是一個市儈氣的文人，熱衷投機轉蓬，吳則是一個更純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膽小怕事，體弱多病，努力躲開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過他。
這倒也不光吳梅村個人的悲劇，而是中國文人幾乎躲不掉的共同厄運。
皇帝老子要是跟你過不去的話，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這條船上，想不成落湯雞也難。
時代要跟你别扭的話，如托爾斯泰所言，在鹽水裡煮三次，在堿水裡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沒有可能。
不過，錢謙益自尋是非，龔鼎孳自讨沒趣，吳梅村在劫難逃，明白這點差别，也就理解他這什麼“沉吟不斷，草間偷活”了。
他忏悔是真誠的，但他“沉吟不斷”，更多是在訴苦，訴他那個“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的苦，這裡面就有很多文人的誇飾了。
從古至今，中國文人無不喜歡誇飾，往自己臉上貼金，光榮要貼，成功要貼，到了當代，被運動，要貼，受迫害，要貼，甚至連恥辱也要拿出來往臉上貼。
吳梅村也屬于賣苦一族，在遺書裡，告訴兒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個，說得可憐兮兮。
他這一輩子，憂患連連，危機重重，提心吊膽，擔驚受怕，過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實，但絕不是徹頭徹尾的倒黴蛋。
他應該沒有這麼大的忘性，他剛走出他的家鄉太倉，那幾年間，可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為世人矚目。
他的連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講學東宮，也使得滿朝文武驚詫，藝苑杏林豔羨。
毋庸諱言，吳偉業曾經很陶醉于那相當風光，相當體面，相當得意，相當快活的滿足中的。
我始終認為，上帝雖然吝啬，但對每個人的安排，基本上（當然不是百分之百）還是要保持賬面上借方與貸方的大體平衡。
一個太快活的幸運兒，不見得永遠一帆風順；同樣，一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家夥，未必就會被上帝抛棄。
君不見福利彩票開獎，立馬成為百萬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絕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
所以，吳梅村雖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歲起，開始發迹，上帝真開眼，讓他着實地火了一把，比進城民工中頭彩還來勁呢！ 舊時中國的“士”，十年寒窗，囊螢刺股，大都懷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翹楚，領袖群倫，連做夢也忘不了的雙重心結。
時至二十一世紀，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謀一身黃馬褂，同時又想執文壇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
可魚和熊掌，兩者兼而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