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草間偷活沉吟不斷——中國人，通常是不怎麼自我忏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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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是那麼容易的事嗎？
在中國，考中狀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難考得狀元。
吳敬梓、金聖歎、曹雪芹、蒲松齡，恰恰都是科場上的名落孫山者。
這其中，二律背反，勢難兩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難免生澀凝滞，腦袋裡裝滿了論、表、诏、诰、判、策之類應試制藝，詩詞歌賦的絕妙靈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
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腦袋熱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寫出好作品的原因。
以今譬古，能憑真本事，赢得科舉，而且又憑真才華，成為大師者，肯定少而又少，隻有吳偉業，是這樣一個佼佼者。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蘇太倉人。
他出身于書香門第，長大于儒雅環境，聰穎早慧，好學不倦，尤其拜在名師張溥門下，文章大進，學業完善，筆墨娴熟，得心應手。
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應鄉試，中舉，名列第十二。
次年進京，參加會試，得第一。
接着殿試，皇帝親點，為一甲二名進士，即“榜眼”，這一個成功過程，讓人看得眼花缭亂，叫好鼓掌都來不及，所以他老是賣苦，是沒有道理的。
接下來，授翰林院編修。
随後，崇祯出面，賜假回裡，洞房花燭，真是如其宗師所褒譽的，“大登科後小登科”，“天下好事皆歸子”了。
吳也很得意，得意難免忘形，他評價自己為：“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轼文章，一日喧傳天下。
”如同時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諾貝爾文學獎種子選手一樣，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後來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誇飾的遭際之“苦”。
滿清入關，改朝換代，攻城略地的屠殺，鐵騎踐踏的血腥，文化鉗制的強暴，予取予奪的恐懼，是每個老百姓都難逃脫的痛苦，非獨吳梅村一人。
他所以特别強調這一點，我認為，在他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努力為自己辯白的欲望，表現出來，便是喋喋不休的訴苦。
後來人常常不理解，人稱吳太史的這樣一位文學大師，睿智學者，聰明透頂的人，為什麼不能像顧炎武、黃宗羲那樣埋名隐居，堅拒不就？為什麼不能像陳子龍、夏完淳那樣甯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濟，也可以學王夫之那樣，作《惜發賦》，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裡潛心讀書。
說說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當相當的難了。
直到我當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國知識分子中間，強者太少，而弱者太多。
你可以這樣高标準地要求吳梅村，但他願意跪下來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隻好抱憾。
一位研究吳梅村的日本學者安積信，就十分為這位大師惋惜：“第梅村受知于莊烈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内重名久矣。
當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時，不能與陳卧子、黃蘊生諸賢緻命遂志，又不能與顧亭林、紀伯紫諸子自放山林之間，委蛇伏遊，遂事二朝，是則不若尚書（王阮亭）之峻整，随園之清高遠矣。
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或隐身岩穴間，其節概文章，皆足以為後學标準，而天下所推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豈不尤可惜哉？”（見清人方浚師所著《蕉軒随錄》） 安積信先生不了解中國文人向來崇奉“好死不如賴活着”的哲學，與他們日本國動不動切腹自殺的武士道精神，是毫無共同點的。
且不論切腹這舉動本身的正确與否，但對死亡毫無畏懼的堅強，與但求苟且偷生的軟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吳梅村性格軟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吳梅村身體脆弱，可虛榮之念更強。
但文學大師的聲名，複社宗主的威權，領袖群倫的欲念，一代良知的衆望，都是他對自己的目标期許，是舍不得放棄的，正是這些浮華，他既不能“取義成仁”，更不能“隐身岩穴”，怎麼辦，隻有成為“忍死偷生廿載餘”的“兩截人”的一條路可走。
吳梅村的故事講到這裡，對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響的兩個人，就該出場了。
一位是他的老師張溥，一位是他的親家陳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黨争，後者使他接受了清順治朝的征召。
這雖是兩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吳梅村個人而言，四十多歲時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歲時介入黨争的必然結果。
如果說，中國的政治家，有附庸風雅的嗜好，那麼，中國的風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興緻。
張溥為文學家，我記得舊時中學國文課本中，就選有他的《五人墓碑記》，那是一篇相當激昂慷慨的散文。
但他更願意附庸政治，要當一個政治活動家。
崇祯初年，清除閹黨，昭雪東林，言路放寬，政策松動，給了知識分子一點自由，
吳敬梓、金聖歎、曹雪芹、蒲松齡，恰恰都是科場上的名落孫山者。
這其中，二律背反，勢難兩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難免生澀凝滞，腦袋裡裝滿了論、表、诏、诰、判、策之類應試制藝，詩詞歌賦的絕妙靈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
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腦袋熱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寫出好作品的原因。
以今譬古，能憑真本事，赢得科舉，而且又憑真才華，成為大師者，肯定少而又少，隻有吳偉業，是這樣一個佼佼者。
吳偉業（1609—1671），字駿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蘇太倉人。
他出身于書香門第，長大于儒雅環境，聰穎早慧，好學不倦，尤其拜在名師張溥門下，文章大進，學業完善，筆墨娴熟，得心應手。
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應鄉試，中舉，名列第十二。
次年進京，參加會試，得第一。
接着殿試，皇帝親點，為一甲二名進士，即“榜眼”，這一個成功過程，讓人看得眼花缭亂，叫好鼓掌都來不及，所以他老是賣苦，是沒有道理的。
接下來，授翰林院編修。
随後，崇祯出面，賜假回裡，洞房花燭，真是如其宗師所褒譽的，“大登科後小登科”，“天下好事皆歸子”了。
吳也很得意，得意難免忘形，他評價自己為：“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轼文章，一日喧傳天下。
”如同時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諾貝爾文學獎種子選手一樣，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後來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誇飾的遭際之“苦”。
滿清入關，改朝換代，攻城略地的屠殺，鐵騎踐踏的血腥，文化鉗制的強暴，予取予奪的恐懼，是每個老百姓都難逃脫的痛苦，非獨吳梅村一人。
他所以特别強調這一點，我認為，在他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努力為自己辯白的欲望，表現出來，便是喋喋不休的訴苦。
後來人常常不理解，人稱吳太史的這樣一位文學大師，睿智學者，聰明透頂的人，為什麼不能像顧炎武、黃宗羲那樣埋名隐居，堅拒不就？為什麼不能像陳子龍、夏完淳那樣甯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濟，也可以學王夫之那樣，作《惜發賦》，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裡潛心讀書。
說說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當相當的難了。
直到我當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國知識分子中間，強者太少，而弱者太多。
你可以這樣高标準地要求吳梅村，但他願意跪下來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隻好抱憾。
一位研究吳梅村的日本學者安積信，就十分為這位大師惋惜：“第梅村受知于莊烈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内重名久矣。
當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時，不能與陳卧子、黃蘊生諸賢緻命遂志，又不能與顧亭林、紀伯紫諸子自放山林之間，委蛇伏遊，遂事二朝，是則不若尚書（王阮亭）之峻整，随園之清高遠矣。
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或隐身岩穴間，其節概文章，皆足以為後學标準，而天下所推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豈不尤可惜哉？”（見清人方浚師所著《蕉軒随錄》） 安積信先生不了解中國文人向來崇奉“好死不如賴活着”的哲學，與他們日本國動不動切腹自殺的武士道精神，是毫無共同點的。
且不論切腹這舉動本身的正确與否，但對死亡毫無畏懼的堅強，與但求苟且偷生的軟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吳梅村性格軟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吳梅村身體脆弱，可虛榮之念更強。
但文學大師的聲名，複社宗主的威權，領袖群倫的欲念，一代良知的衆望，都是他對自己的目标期許，是舍不得放棄的，正是這些浮華，他既不能“取義成仁”，更不能“隐身岩穴”，怎麼辦，隻有成為“忍死偷生廿載餘”的“兩截人”的一條路可走。
吳梅村的故事講到這裡，對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響的兩個人，就該出場了。
一位是他的老師張溥，一位是他的親家陳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黨争，後者使他接受了清順治朝的征召。
這雖是兩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吳梅村個人而言，四十多歲時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歲時介入黨争的必然結果。
如果說，中國的政治家，有附庸風雅的嗜好，那麼，中國的風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興緻。
張溥為文學家，我記得舊時中學國文課本中，就選有他的《五人墓碑記》，那是一篇相當激昂慷慨的散文。
但他更願意附庸政治，要當一個政治活動家。
崇祯初年，清除閹黨，昭雪東林，言路放寬，政策松動，給了知識分子一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