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皇帝的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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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名分，準敵人，不完全是敵人，不讓擡起頭來堂堂正正做人罷了。
而碰上明代的無賴兒郎，像大學者方孝孺等人坐罪後，永樂竟然朱筆批示，将他們的妻女，都送到軍營裡去，讓士兵輪奸，要她們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
這種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他媽的什麼玩意？ 所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盜賊之性”不改，不過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
他們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于他所要鎮壓的臣民時，與流寇在一路屠殺的過程中，不顧一切地無惡不作，那心理狀态應當沒有什麼不同。
于是，我想起《孟子》中這位亞聖與弟子告子關于性本善的辯論，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也。
”又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他的說法，我認為很有道理。
因為，人處在一個大環境中，周圍什麼樣，大緻決定了這個人會是什麼樣。
君子多則良性互動，善善相因；小人多則惡狗當道，惡性循環。
曆史證明，當人性惡膨脹泛濫到不可抑制的地步，全社會的惡行就彙聚成一股可怕的濁流，禍水所至，人心中的殘忍，兇暴，惡毒，乖戾，變态，失常，狂悖，瘋癫……諸端的惡，就會沖決而出。
斯其時也，比賽着誰更惡，誰更歹毒，誰更不是東西，誰更王八蛋，誰更吃人不吐骨頭，便成為每個人的價值取向。
十年浩劫，就是一例，昨天還在課堂裡的中學生，今天就成了打紅了眼的紅衛兵。
有的女孩子，用皮帶抽人抽成了瘾，成了虐待狂，一天不抽，便沒精打采。
有的男孩子，折磨他們的老師，往耳朵裡灌墨水，往頭皮上紮大頭針，其招之損之狠，令人發指。
更甭提“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那些小太歲了，私設牢房，刑訊逼供，賽似惡鬼投胎，兇神再世，誰落在他們手中，不死也脫層皮。
所以，一聲令下，本應天真爛漫的十幾歲的少年，本應讀書上進的二十歲的青年，本應創業奮鬥的三十歲左右的工人農民，都投身到誰更能制造别人痛苦的大比賽中。
類似“十年文革”這樣一次性的惡發作，在曆史上倒不是什麼罕事。
但波及面之廣闊，參加者之衆多，倒真是史無前例。
像前面提到過的寫《菊花詩》的黃巢，把大唐天下差不多走遍，也比不上“文革”之席卷中華大地，真當得起“波瀾壯闊”四字，很難設想，怎麼在全國範圍内，一下子都歇斯底裡地沸騰起來？這也許正如告子所言，人性這東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則得善，倡不善，則必惡。
何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層層加碼，其惡的程度也就愈來愈甚。
朱皇帝的殘忍，也是來自元末明初戰亂中國民的普遍殘忍。
所以，“文革”中某些偏遠地區，發生造反派食人肉的惡性事件，正是這種從上到下，貫之以惡，必然走向極緻的結果。
這類由文明世界退回到蒙昧部落，成為食人生番的某些敗類，雖極個别，也實在是對人類進步的莫大諷刺。
從元人陶宗儀著的《南村辍耕錄》中一則人食人記錄，也可略知朱元璋殘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
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
或于鐵架上生炙。
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
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
或刲作事件而淹之。
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
總名日‘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軍嗜食人”，這大環境，這大背景，使得本來具有無賴精神、盜賊之性的朱元璋，放開手來殺人。
連人食人，都不以為奇，那麼“剝皮揎草”，他壓根兒不會覺得野蠻的。
根據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們知道“剝皮揎草”，有孫可望的官府式與張獻忠的流寇式之區别。
張獻忠式為，“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而且，“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孫可望式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斷至手足，轉前胸……至頸絕而死。
随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
張獻忠為流寇，殺人無算，由于他是農民起義，屬于毛主席所說“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之列，隻要歸入革命範疇，即使人性喪失，亂殺無辜，也就成了革命行徑了。
在這種缺乏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精神，而形成的“一俊遮百醜”的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下，通常都不譴責這些“動力”們，
而碰上明代的無賴兒郎，像大學者方孝孺等人坐罪後，永樂竟然朱筆批示，将他們的妻女，都送到軍營裡去，讓士兵輪奸，要她們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
這種皇帝，居然如此下作，算是他媽的什麼玩意？ 所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盜賊之性”不改，不過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
他們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于他所要鎮壓的臣民時，與流寇在一路屠殺的過程中，不顧一切地無惡不作，那心理狀态應當沒有什麼不同。
于是，我想起《孟子》中這位亞聖與弟子告子關于性本善的辯論，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也。
”又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他的說法，我認為很有道理。
因為，人處在一個大環境中，周圍什麼樣，大緻決定了這個人會是什麼樣。
君子多則良性互動，善善相因；小人多則惡狗當道，惡性循環。
曆史證明，當人性惡膨脹泛濫到不可抑制的地步，全社會的惡行就彙聚成一股可怕的濁流，禍水所至，人心中的殘忍，兇暴，惡毒，乖戾，變态，失常，狂悖，瘋癫……諸端的惡，就會沖決而出。
斯其時也，比賽着誰更惡，誰更歹毒，誰更不是東西，誰更王八蛋，誰更吃人不吐骨頭，便成為每個人的價值取向。
十年浩劫，就是一例，昨天還在課堂裡的中學生，今天就成了打紅了眼的紅衛兵。
有的女孩子，用皮帶抽人抽成了瘾，成了虐待狂，一天不抽，便沒精打采。
有的男孩子，折磨他們的老師，往耳朵裡灌墨水，往頭皮上紮大頭針，其招之損之狠，令人發指。
更甭提“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那些小太歲了，私設牢房，刑訊逼供，賽似惡鬼投胎，兇神再世，誰落在他們手中，不死也脫層皮。
所以，一聲令下，本應天真爛漫的十幾歲的少年，本應讀書上進的二十歲的青年，本應創業奮鬥的三十歲左右的工人農民，都投身到誰更能制造别人痛苦的大比賽中。
類似“十年文革”這樣一次性的惡發作，在曆史上倒不是什麼罕事。
但波及面之廣闊，參加者之衆多，倒真是史無前例。
像前面提到過的寫《菊花詩》的黃巢，把大唐天下差不多走遍，也比不上“文革”之席卷中華大地，真當得起“波瀾壯闊”四字，很難設想，怎麼在全國範圍内，一下子都歇斯底裡地沸騰起來？這也許正如告子所言，人性這東西，可善，也可不善；倡善，則得善，倡不善，則必惡。
何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層層加碼，其惡的程度也就愈來愈甚。
朱皇帝的殘忍，也是來自元末明初戰亂中國民的普遍殘忍。
所以，“文革”中某些偏遠地區，發生造反派食人肉的惡性事件，正是這種從上到下，貫之以惡，必然走向極緻的結果。
這類由文明世界退回到蒙昧部落，成為食人生番的某些敗類，雖極個别，也實在是對人類進步的莫大諷刺。
從元人陶宗儀著的《南村辍耕錄》中一則人食人記錄，也可略知朱元璋殘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
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
或于鐵架上生炙。
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
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
或刲作事件而淹之。
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
總名日‘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軍嗜食人”，這大環境，這大背景，使得本來具有無賴精神、盜賊之性的朱元璋，放開手來殺人。
連人食人，都不以為奇，那麼“剝皮揎草”，他壓根兒不會覺得野蠻的。
根據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們知道“剝皮揎草”，有孫可望的官府式與張獻忠的流寇式之區别。
張獻忠式為，“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而且，“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孫可望式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斷至手足，轉前胸……至頸絕而死。
随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
張獻忠為流寇，殺人無算，由于他是農民起義，屬于毛主席所說“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之列，隻要歸入革命範疇，即使人性喪失，亂殺無辜，也就成了革命行徑了。
在這種缺乏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精神，而形成的“一俊遮百醜”的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下，通常都不譴責這些“動力”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