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皇帝的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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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介亭雜文》一書中，魯迅先生寫過一篇《病後雜談》，其中談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剝皮揎草”。
即是将一個活人的皮，生生地剝下來，然後塞上草。
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場面，肯定是慘不忍睹。
在曆史上，大概隻有一些極兇殘的暴君、酷吏，以及殺人如毛的流寇、盜賊，才下得了這種毒手。
然而，在明代，從朱元璋開始，有好幾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過這種野蠻刑法。
堂堂大國的統治者，到了如此失卻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見。
所以，魯迅先生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與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将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稱之無賴，倒也恰如其分。
老實說，政治家不無賴者也少，非無賴還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們誠笃、敦厚、善良、質樸，無異緣木求魚。
朱元璋登基以後，據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引野史《草木子》載：“明祖嚴于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枭首示衆，仍剝皮實草。
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
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警心。
”把元代血淋淋活剝人皮的刑法，繼承下來，進行他的恐怖統治，其嗜殺成性的惡本質，就非一般的市井無賴的行為了。
所以，趙翼認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這“盜賊之性”，才是擊中了朱元璋的要害。
盜賊，就是武裝了的無賴，其特性就是無所不為地破壞，就是無時無刻地疑懼，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要達到目的。
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無産者，來自不務正業的社會底層，在壓迫下生長，對社會充滿了仇恨，這種毀滅破壞的欲望，格外過敏的敵意，狡詐多變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惡毒行為，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就是曆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認為的安全底線時，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慮、最幹淨利落又最省事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一個字，殺。
從曆史上看，不光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質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統治者，其人性中的惡本質，往往無法自控，要殺人，要大殺人，要讓劊子手盡量延長被殺者的死亡過程，在無限痛苦中一點一滴地耗盡最後的生命，其慘無比。
說白了，“盜賊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獸性。
文明多一點，獸性少一點；而文明少一點，或者失掉了最起碼的文明，社會便堕入黑暗與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蝼蟻都不如。
這種統治者的殘忍，是中國人世世代代受難的根源。
劉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無産者，大凡開國之君，要沒有一點痞子風格，流氓精神，也難以立國。
朱元璋落魄到廟裡當小和尚，雖然不好好念經，偷雞摸狗，明搶暗盜，但劃一個赤貧階級，當無疑問，不貧他會偷嗎？劉邦倒是不偷，還能在基層政權裡當差，拿工資，而且他老爹在鄉下有點田地，富農成分總是有的。
這兩人的受教育狀況，史傳無記。
但劉邦能“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經得起一試，說明他多少識得幾個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會在衣錦還鄉時，對衆鄉親吼起“大風起兮雲飛揚”那樣的順口溜了。
也怪，中國的皇帝都會寫詩，連那位沒當上正式皇帝的黃巢，也有一首“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菊花詩》。
比之劉邦，或者黃巢，朱元璋不免慚愧，借用毛主席的詞形容，自覺要“稍遜風騷”，“略輸文采”一些了。
雖然，劉邦、朱元璋都具有一種工農幹部對于識文斷字的人，那種偏執的拒絕心态。
劉邦還拿過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使用，存心要惡心知識分子一下，這是報他當年“廷中吏無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氣出了，也就拉倒了，然而朱元璋不，這就是三代貧農所表現出來的階級感情了。
既記仇，又記恨，睚眦必報，打江山時殺，坐江山時更殺，砍頭太快，不過瘾，還要“剝皮揎草”，慢慢消遣。
魯迅先生曰“明則無賴兒郎”，說得一點不錯，朱元璋的兒子朱棣，更為歹毒，不但奪了他侄子的江山，還将忠于他侄子的臣屬如方孝孺，如鐵弦，如景清，“剝皮揎草”。
當事人弄死不算，家屬也不放過，一并加以收拾。
古之株連，可比今之株連，厲害得多。
鄙人當右派二十二年，不幸牽連妻兒老小，但也不過賜以“右派家
即是将一個活人的皮，生生地剝下來，然後塞上草。
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場面，肯定是慘不忍睹。
在曆史上，大概隻有一些極兇殘的暴君、酷吏，以及殺人如毛的流寇、盜賊，才下得了這種毒手。
然而，在明代，從朱元璋開始，有好幾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過這種野蠻刑法。
堂堂大國的統治者，到了如此失卻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見。
所以，魯迅先生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與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将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稱之無賴，倒也恰如其分。
老實說，政治家不無賴者也少，非無賴還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們誠笃、敦厚、善良、質樸，無異緣木求魚。
朱元璋登基以後，據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引野史《草木子》載：“明祖嚴于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枭首示衆，仍剝皮實草。
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
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警心。
”把元代血淋淋活剝人皮的刑法，繼承下來，進行他的恐怖統治，其嗜殺成性的惡本質，就非一般的市井無賴的行為了。
所以，趙翼認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
”這“盜賊之性”，才是擊中了朱元璋的要害。
盜賊，就是武裝了的無賴，其特性就是無所不為地破壞，就是無時無刻地疑懼，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要達到目的。
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無産者，來自不務正業的社會底層，在壓迫下生長，對社會充滿了仇恨，這種毀滅破壞的欲望，格外過敏的敵意，狡詐多變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惡毒行為，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就是曆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認為的安全底線時，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慮、最幹淨利落又最省事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一個字，殺。
從曆史上看，不光這位朱皇帝，凡文化素質鄙陋，文明程度低下的統治者，其人性中的惡本質，往往無法自控，要殺人，要大殺人，要讓劊子手盡量延長被殺者的死亡過程，在無限痛苦中一點一滴地耗盡最後的生命，其慘無比。
說白了，“盜賊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獸性。
文明多一點，獸性少一點；而文明少一點，或者失掉了最起碼的文明，社會便堕入黑暗與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蝼蟻都不如。
這種統治者的殘忍，是中國人世世代代受難的根源。
劉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無産者，大凡開國之君，要沒有一點痞子風格，流氓精神，也難以立國。
朱元璋落魄到廟裡當小和尚，雖然不好好念經，偷雞摸狗，明搶暗盜，但劃一個赤貧階級，當無疑問，不貧他會偷嗎？劉邦倒是不偷，還能在基層政權裡當差，拿工資，而且他老爹在鄉下有點田地，富農成分總是有的。
這兩人的受教育狀況，史傳無記。
但劉邦能“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經得起一試，說明他多少識得幾個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會在衣錦還鄉時，對衆鄉親吼起“大風起兮雲飛揚”那樣的順口溜了。
也怪，中國的皇帝都會寫詩，連那位沒當上正式皇帝的黃巢，也有一首“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菊花詩》。
比之劉邦，或者黃巢，朱元璋不免慚愧，借用毛主席的詞形容，自覺要“稍遜風騷”，“略輸文采”一些了。
雖然，劉邦、朱元璋都具有一種工農幹部對于識文斷字的人，那種偏執的拒絕心态。
劉邦還拿過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使用，存心要惡心知識分子一下，這是報他當年“廷中吏無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氣出了，也就拉倒了，然而朱元璋不，這就是三代貧農所表現出來的階級感情了。
既記仇，又記恨，睚眦必報，打江山時殺，坐江山時更殺，砍頭太快，不過瘾，還要“剝皮揎草”，慢慢消遣。
魯迅先生曰“明則無賴兒郎”，說得一點不錯，朱元璋的兒子朱棣，更為歹毒，不但奪了他侄子的江山，還将忠于他侄子的臣屬如方孝孺，如鐵弦，如景清，“剝皮揎草”。
當事人弄死不算，家屬也不放過，一并加以收拾。
古之株連，可比今之株連，厲害得多。
鄙人當右派二十二年，不幸牽連妻兒老小，但也不過賜以“右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