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閑話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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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淨末醜，各類人物都是少不了的。
所以，耍筆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
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台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
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
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藥方裡都有的甘草一樣，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沒有這味藥，君臣配伍就要成問題。
文化人就是要起這樣一個點綴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裡，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面的色彩，就怕不會那麼精彩了。
因為，數千年來，這樣用慣了文人，也使他們出了風頭，遂養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種時刻準備着的，隻要一掀簾子，就能登台獻藝的本事。
開場鑼一響，便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表演欲強烈得過頭的文人，甚至鑼鼓家夥還沒敲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跳踉出來，在那裡賣老、賣俏、賣苦、賣騷、賣病、賣隐，乃至于賣寡廉鮮恥，賣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舞蹁跹”了。
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醜，三是挺自得，這或許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職業病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曆史小說，寫了那麼多的帝王将相，筆鋒之餘，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
現在看起來，魏晉文人，特别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于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
在此以前，像司馬遷、班固、班婕妤、司馬相如、枚乘、鄒陽之流，他們的身份，主要還是附庸于帝王貴族的官員、清客、幕僚、侍從，或者竟是醫祝巫仆三教九流之類，這種職業身份，壓倒他們的文學家身份，而文學不過是他們讨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一種謀生手段，很少作為表現自我的工具。
到了漢末，這些文人，就是以文學名義，以文學為生存手段，為文學而文學，以文學來表現自己。
至于職務，隻是形式或象征意義的事情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管這批文化中最負盛名的七位，叫做“建安七子”，因為他們都是在漢獻帝的建安年代，活躍于許都的詩人作家。
那時的中國，在文化上有點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劉表。
至于江東的孫吳，那時還不成氣候，而劉備隻是一個無處存身的亡命之徒，處于豕突狼奔的狀态之中。
在中國，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飽，生活不安定的時期，領導人便隻會革命文化，而顧不上建設文化的。
而自身文化素質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視為末流了。
回顧五千年文明史，中國文化的曆次毀滅性劫難，大半是這些人造成的。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
他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
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詩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别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
他還讓蔡文姬把她能記下來的她父親蔡邕的已被戰亂毀滅了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緻湮沒，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
可就在不久前的“十年浩劫”期間，多少珍貴書籍被化成紙漿，再生産成擦屁股的衛生紙；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這種文明與愚昧的倒置，不知道曆史是進步還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瓒、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
加之他手中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徕作用。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
當時，到許都去吟詩獻賦，作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标。
當時駐鎮在荊州的劉表，雖然是一個志大才疏的人物，但喜附庸風雅，當時也被列為“八及”之一。
時而舞文弄墨，談詩論經；平素還要找幾個文化人裝點門面。
這是我們中國官場的土産。
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
由于中原混戰之際，他在荊州，得以偏安一隅，地盤相對穩定，而且也網羅了像王粲這樣的很負
所以，耍筆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
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台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
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
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藥方裡都有的甘草一樣，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沒有這味藥，君臣配伍就要成問題。
文化人就是要起這樣一個點綴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裡，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面的色彩，就怕不會那麼精彩了。
因為，數千年來，這樣用慣了文人，也使他們出了風頭，遂養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種時刻準備着的，隻要一掀簾子，就能登台獻藝的本事。
開場鑼一響，便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表演欲強烈得過頭的文人，甚至鑼鼓家夥還沒敲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跳踉出來，在那裡賣老、賣俏、賣苦、賣騷、賣病、賣隐，乃至于賣寡廉鮮恥，賣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舞蹁跹”了。
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醜，三是挺自得，這或許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職業病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曆史小說，寫了那麼多的帝王将相，筆鋒之餘，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
現在看起來，魏晉文人，特别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于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
在此以前，像司馬遷、班固、班婕妤、司馬相如、枚乘、鄒陽之流，他們的身份，主要還是附庸于帝王貴族的官員、清客、幕僚、侍從，或者竟是醫祝巫仆三教九流之類，這種職業身份，壓倒他們的文學家身份，而文學不過是他們讨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一種謀生手段，很少作為表現自我的工具。
到了漢末，這些文人，就是以文學名義，以文學為生存手段，為文學而文學，以文學來表現自己。
至于職務，隻是形式或象征意義的事情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管這批文化中最負盛名的七位，叫做“建安七子”，因為他們都是在漢獻帝的建安年代，活躍于許都的詩人作家。
那時的中國，在文化上有點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劉表。
至于江東的孫吳，那時還不成氣候，而劉備隻是一個無處存身的亡命之徒，處于豕突狼奔的狀态之中。
在中國，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飽，生活不安定的時期，領導人便隻會革命文化，而顧不上建設文化的。
而自身文化素質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視為末流了。
回顧五千年文明史，中國文化的曆次毀滅性劫難，大半是這些人造成的。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
他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
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于手裡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詩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别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
他還讓蔡文姬把她能記下來的她父親蔡邕的已被戰亂毀滅了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緻湮沒，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
可就在不久前的“十年浩劫”期間，多少珍貴書籍被化成紙漿，再生産成擦屁股的衛生紙；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這種文明與愚昧的倒置，不知道曆史是進步還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瓒、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
加之他手中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徕作用。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
當時，到許都去吟詩獻賦，作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标。
當時駐鎮在荊州的劉表，雖然是一個志大才疏的人物，但喜附庸風雅，當時也被列為“八及”之一。
時而舞文弄墨，談詩論經；平素還要找幾個文化人裝點門面。
這是我們中國官場的土産。
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
由于中原混戰之際，他在荊州，得以偏安一隅，地盤相對穩定，而且也網羅了像王粲這樣的很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