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閑話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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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的文人。

    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與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禮。

    其實,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歎,被人詠唱了一千多年,而現在看劉表,不過以文博名的無聊政客而已。

     項羽燒阿房宮的時候,不會想到做詩,到了垓下四面楚歌的時候,就唱開了“虞兮虞兮奈若何”來了。

    凡無出路,無出息,在仕途上晉升無望,拓展無門,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歸田,情不自禁猶想一搏,然而無氣力,無奧援的吃政治飯者,就隻有附庸風雅,作斯文狀,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計了。

    亦文亦官,似民似官,有名有實,亦下亦上,說在位又不在位,說不管事又管事,說退了還很忙,說忙吧,忙裡偷閑還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戲,指導指導創作,是中國官場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處境。

     外國人不大搞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絕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調;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勞形,作清高狀。

    拿破侖決不羨慕作家的榮譽,非要當一名作協會員。

    據傳他從莫斯科敗退時,把作家和驢子編在一個隊伍裡,放在最後,不知确否?伊麗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亞寫她喜歡看的《第十二夜》,但決不親自執筆,還要在劇本開頭署上芳名。

    哈韋爾當了捷克總統以後,就管做他的總統,不再當他的劇作家了,而且也不過問别人應該寫喜劇,還是寫悲劇的事。

    一到我們這兒,什麼儒将啊,儒吏啊,全出來了,最近更擴而大之,還有儒商一說。

    從前知道,商是惟利是圖的,而儒是反對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聯在一起,實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若以此類推的話,豈不是可以有儒盜、儒匪之說了麼?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話了。

     其實,像劉表這樣的中國官僚,說穿了,有了足夠的權力還不滿足,和中國的暴發戶、百萬富翁,有了許多的錢,甚至做到有錢能使鬼推磨以後,還覺得缺點什麼一樣,就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事實上存在着一種權力、金錢之外的社會價值觀,那就是文化。

    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領導,要作兩句歪詩,以顯肚子有墨水;毛筆握不好,字像鬼畫符的老爺,喜歡到處題詞,表示自己有學問;分明文學白丁,卻要指導作家,證明他什麼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國,都搞不清楚,也說不上來,卻大講曆史教訓,以示自己淵博。

    和有錢人在多寶格裡擺假古董,在牆上挂赝品字畫,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樓閣,雇幾個作家為自己寫傳,或者當槍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樣,不過是錢多了,權有了以後,在文化方面沽名釣譽,給自己沾點書卷氣而已。

     荊州的平穩假象,使得劉表錯以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經濟、文化實力可以與曹氏父子一埒高低。

    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實力的人物,尤其容易過高估計自己。

    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絕對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識的作家,終究是少數。

    處于中原戰亂之外的荊州,不過是一個暫時安穩的地方,許多人的到來,逃難避亂,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明白人也看出虛名無實的劉表,前景不佳。

    《世說新語》引《魏志》曰:“(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

    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适長沙。

    ”可見有識之士,并不把他當成什麼中心的。

    後來的荊州,實際上成了吳、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成為重災區。

    劉表也成了過眼煙雲,除了他的怕老婆名聲外,現在誰還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當時做了荊州作家協會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實在是沒有辦法,曾經在荊州呆過的,那位很自負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覺得劉表不過是個浮泛虛靡的人物,到底打了個鋪蓋卷,不遠千裡跑到許都,想在那裡一鳴驚人,結果沒想到送掉一條小命。

    寫《登樓賦》的王粲,命運比祢衡強多了。

    劉表死後,勸他的兒子劉琮依附曹操,也随之來到許都,跟着立了功。

    這位被劉表以其“貌寝……通悅,不甚重也”的王粲,頗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為建安文學的主力。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活動着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