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閑話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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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并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孔融、楊修、陳琳、劉桢、徐斡、阮瑀、應玚，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
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是相當準确，并具有權威性的。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斡振藻于海隅，德琏發迹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
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的動亂與安定的關系至大。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
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文學自然也陷于絕境。
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财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面，則更可怕。
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這種蕩滌人類文明成果的氣氛裡，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鳥兒，隻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
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地鬥一樣，除了樣闆戲，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
加之他本人“雅愛詞章”，懂得文學規律，與隻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所以，曹操的《蒿裡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蔡琰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因為經曆了巨大的社會變亂，接觸到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實景，加之當時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的解放，文人的個性得以自由舒展。
所以，“慷慨任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征。
回憶“十年浩劫”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于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适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産生轟動效應的作品。
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于那個動亂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并引起讀者共鳴的。
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産物，求全責備，是大可不必的。
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起到曆史作用的文學，在文學史上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
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轫之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曆史唯物主義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隻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确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
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
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
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别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之文章賦诔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
”從這裡，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
”孔融、楊修、陳琳、劉桢、徐斡、阮瑀、應玚，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
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是相當準确，并具有權威性的。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斡振藻于海隅，德琏發迹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
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的動亂與安定的關系至大。
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
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文學自然也陷于絕境。
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财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面，則更可怕。
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這種蕩滌人類文明成果的氣氛裡，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鳥兒，隻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面的結果。
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地鬥一樣，除了樣闆戲，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
加之他本人“雅愛詞章”，懂得文學規律，與隻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面出現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所以，曹操的《蒿裡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蔡琰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因為經曆了巨大的社會變亂，接觸到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實景，加之當時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的解放，文人的個性得以自由舒展。
所以，“慷慨任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征。
回憶“十年浩劫”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于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适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産生轟動效應的作品。
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于那個動亂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并引起讀者共鳴的。
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産物，求全責備，是大可不必的。
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起到曆史作用的文學，在文學史上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
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轫之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曆史唯物主義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隻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确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
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
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
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别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之文章賦诔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
”從這裡，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