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閑話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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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
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裡那種對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谄媚依附的神情相比，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羁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于谯作》中“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
《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辔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争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争，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态。
尤其在黨锢之禍将大批知識分子無情鎮壓，人人膽戰心驚，惟恐連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狀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生成的一群作家。
他們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随意，主張積極人生，并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成為中國非正統文人的一種樣本。
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态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
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
然而，文學發展的每一步，總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價。
因為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
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被視作離經叛道，逾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
還有一個，被曹操送到采石場去勞動改造的，那就是劉桢。
再有一個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
至于文學新秀祢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曹操作為文學家，寫詩是一把好手，作為政治家，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
但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
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
由于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以孔子後代的号召力，一時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
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
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敗類，寫了封告密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祢衡跌蕩于言，雲：‘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
子之于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裡，隻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于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是從别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閑差了。
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
《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敏悟，起了殺心。
其實，由于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卷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鬥争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
在中國曆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 就看曹操對付那個自視甚高的劉桢，就可知道文學家永遠不是政治家的對手。
他把劉桢送去勞改的理由，就在于這位文學家崇尚“通脫”到了過頭的地步，也是不怎麼安生，越出了文學的範圍，才惹禍上身的。
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請他的這些文學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幾位。
當時，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語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聞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來想一睹芳容，也許正是劉桢的主意。
《三國志》裴注引《文士傳》中講述了這段插曲，說道：
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裡那種對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谄媚依附的神情相比，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羁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于谯作》中“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
《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辔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争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争，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态。
尤其在黨锢之禍将大批知識分子無情鎮壓，人人膽戰心驚，惟恐連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狀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生成的一群作家。
他們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随意，主張積極人生，并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成為中國非正統文人的一種樣本。
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态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
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
然而，文學發展的每一步，總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價。
因為任何新的嘗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
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被視作離經叛道，逾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
還有一個，被曹操送到采石場去勞動改造的，那就是劉桢。
再有一個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
至于文學新秀祢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曹操作為文學家，寫詩是一把好手，作為政治家，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
但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
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
由于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以孔子後代的号召力，一時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
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
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敗類，寫了封告密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祢衡跌蕩于言，雲：‘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
子之于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裡，隻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于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是從别人嘴裡聽說，顯然是閑差了。
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
《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敏悟，起了殺心。
其實，由于楊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為曹植的嫡系黨羽，出謀劃策，卷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鬥争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
在中國曆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
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 就看曹操對付那個自視甚高的劉桢，就可知道文學家永遠不是政治家的對手。
他把劉桢送去勞改的理由，就在于這位文學家崇尚“通脫”到了過頭的地步，也是不怎麼安生，越出了文學的範圍，才惹禍上身的。
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請他的這些文學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幾位。
當時，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語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聞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來想一睹芳容，也許正是劉桢的主意。
《三國志》裴注引《文士傳》中講述了這段插曲，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