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閑話建安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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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桢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
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
坐中衆人鹹伏，而桢獨平視。
太祖聞之，乃收桢，減死輸作。
”就因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脫”和不在乎，對不起，關進勞改營去采石了。
過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幀匡坐正色磨石。
武帝問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纡繞而不得申。
’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世說新語》劉孝标注引《文士傳》） 看來，這篇即席吟誦的“琢石賦”，把文學家的曹操打動了，當場把他釋放。
看來，這該是最早的大牆文學了。
張賢亮和從維熙兩位先生，常為自己是否大牆文學之父之叔争論不休，其實，大牆文學之祖，這位劉桢先生倒是當仁不讓的。
被政治家這樣耍了一下以後，從此，這位文學家還敢堅持建安文人所倡導的“通脫”嗎？所以，文學家想搞些什麼名堂，都以适可而止為佳，太自以為是了，罔顧一切，便有物極必反的報應。
假如這反饋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大多數凡人，是不大容易潇灑得起來的。
于是，不但不“通脫”，甚至拘謹過分了。
曹丕在劉桢死後，與吳質的一封信裡評說到他：“公斡有逸氣，但未遒（強勁）耳！”看來，在采石場勞改了一陣，不但為人，連文章也收斂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歎吧？ 因此，以後聽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淺的年輕人，不問具體環境，具體條件，動不動指責一些作家，為什麼懦弱，為什麼不說真話，為什麼不頂着槍口上，為什麼不殺身成仁？看似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其實不過是站在幹岸上，說風涼話而已。
且不說鼓吹别人去當烈士，那居心之險惡，而自己碰上這樣狀況，是否也說到做到，是大可懷疑的。
因為這多年來，我很看到一些銀樣镴槍頭的同行，嘴上說得不知多麼激昂慷慨，事到臨頭，骨頭比醋焖魚還要酥軟，兩腳開溜得比兔子還快者，非止一位。
但願這些說大話的勇者，能夠真正的無畏無懼，文壇也許更有希望一點。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來祭刀的，應該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讓黃祖殺了，208年孔融棄市，楊修是218年，被曹操以軍法處死的。
在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許都流行了一場瘟疫，徐斡、陳琳、應玚、劉桢都未能逃脫，相繼去世。
王粲随曹操征吳，也在這一年死在路上。
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
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學便畫了句号。
數千年過去，如今談起建安文人，這些名字還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歲，能讓梨”，連小學生都知道的。
至于談到建安文學，在非專業研究者的心目中，隻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詩》（雖然不能證明是他的作品），還能在普通人的記憶之中，占一席之地。
而像出類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華出衆的祢衡，他們的作品，當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現代人知悉。
至于徐、陳、應、劉，他們寫的東西，大半失傳，如今，隻不過是文學史中的一個符号而已。
所以，懂得這一點，也許最後連符号還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該多好啊！文學界裡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必欲當祖師爺，要衆人膜拜；名聲響一點的，定要領袖群倫，一言九鼎才過瘾；位置高一點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頭，稱霸排他；資格老一點的，便來不及地給自己建紀念館，開研究會，樹碑立傳，立地成佛。
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騰個沒完沒了。
但繼而一想，衮衮諸公的心有旁骛，不在文學上争一短長，而忙于文學外的建樹，很大程度由于創作力的衰退，已如閹雞，無振翅一鳴之雄風，才在這些地方尋找自我。
如果不讓他幹這個，又能做些什麼呢？世界本是舞台，沒這些膀大腰粗的、迎風掉淚的、顧影自憐的、嘩衆取寵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場的話，也就不熱鬧了。
于是，作為一名觀衆，不妨莞爾一笑，且看諸公如何把戲演下去就是了。
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
坐中衆人鹹伏，而桢獨平視。
太祖聞之，乃收桢，減死輸作。
”就因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脫”和不在乎，對不起，關進勞改營去采石了。
過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幀匡坐正色磨石。
武帝問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纡繞而不得申。
’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世說新語》劉孝标注引《文士傳》） 看來，這篇即席吟誦的“琢石賦”，把文學家的曹操打動了，當場把他釋放。
看來，這該是最早的大牆文學了。
張賢亮和從維熙兩位先生，常為自己是否大牆文學之父之叔争論不休，其實，大牆文學之祖，這位劉桢先生倒是當仁不讓的。
被政治家這樣耍了一下以後，從此，這位文學家還敢堅持建安文人所倡導的“通脫”嗎？所以，文學家想搞些什麼名堂，都以适可而止為佳，太自以為是了，罔顧一切，便有物極必反的報應。
假如這反饋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大多數凡人，是不大容易潇灑得起來的。
于是，不但不“通脫”，甚至拘謹過分了。
曹丕在劉桢死後，與吳質的一封信裡評說到他：“公斡有逸氣，但未遒（強勁）耳！”看來，在采石場勞改了一陣，不但為人，連文章也收斂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歎吧？ 因此，以後聽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淺的年輕人，不問具體環境，具體條件，動不動指責一些作家，為什麼懦弱，為什麼不說真話，為什麼不頂着槍口上，為什麼不殺身成仁？看似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其實不過是站在幹岸上，說風涼話而已。
且不說鼓吹别人去當烈士，那居心之險惡，而自己碰上這樣狀況，是否也說到做到，是大可懷疑的。
因為這多年來，我很看到一些銀樣镴槍頭的同行，嘴上說得不知多麼激昂慷慨，事到臨頭，骨頭比醋焖魚還要酥軟，兩腳開溜得比兔子還快者，非止一位。
但願這些說大話的勇者，能夠真正的無畏無懼，文壇也許更有希望一點。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來祭刀的，應該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讓黃祖殺了，208年孔融棄市，楊修是218年，被曹操以軍法處死的。
在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許都流行了一場瘟疫，徐斡、陳琳、應玚、劉桢都未能逃脫，相繼去世。
王粲随曹操征吳，也在這一年死在路上。
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
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學便畫了句号。
數千年過去，如今談起建安文人，這些名字還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歲，能讓梨”，連小學生都知道的。
至于談到建安文學，在非專業研究者的心目中，隻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詩》（雖然不能證明是他的作品），還能在普通人的記憶之中，占一席之地。
而像出類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華出衆的祢衡，他們的作品，當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現代人知悉。
至于徐、陳、應、劉，他們寫的東西，大半失傳，如今，隻不過是文學史中的一個符号而已。
所以，懂得這一點，也許最後連符号還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該多好啊！文學界裡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必欲當祖師爺，要衆人膜拜；名聲響一點的，定要領袖群倫，一言九鼎才過瘾；位置高一點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頭，稱霸排他；資格老一點的，便來不及地給自己建紀念館，開研究會，樹碑立傳，立地成佛。
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騰個沒完沒了。
但繼而一想，衮衮諸公的心有旁骛，不在文學上争一短長，而忙于文學外的建樹，很大程度由于創作力的衰退，已如閹雞，無振翅一鳴之雄風，才在這些地方尋找自我。
如果不讓他幹這個，又能做些什麼呢？世界本是舞台，沒這些膀大腰粗的、迎風掉淚的、顧影自憐的、嘩衆取寵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場的話，也就不熱鬧了。
于是，作為一名觀衆，不妨莞爾一笑，且看諸公如何把戲演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