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文學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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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介紹，王笠耘同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說：“《騷動之秋》是我這輩子終審的最後一部書稿。
好，寫得好。
”他告訴我，他當了一輩子編輯，審讀了很多書稿，但終審過《騷動之秋》他就退休了。
他最看重的是《騷動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學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來，一部什麼毛病也挑不出來，可就是打動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樣。
他把總結自己大半生經驗的著作《小說創作十戒》送給我，并叮囑我要始終保持與生活的聯系，争取寫出幾部更好的作品來。
他和顔悅色、細語慢言，沒有一點居高臨下和開導指點的樣子，他的話卻點點滴滴滋潤到我的心裡。
《騷動之秋》出版後果然受到了歡迎，經過修訂再版後，先後被改編成廣播劇、小說連播、電影、電視劇、戲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形成了廣泛的影響。
一九九八年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前，我特意給王笠耘同志打電話，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謝意，但被他婉拒了。
他說作品是屬于社會和讀者的，他隻是盡了一位老編輯的責任，隻要社會認可讀者歡迎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與王笠耘同志隻見過一兩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觀點和見識，卻深深地銘記在我的心裡。
近年來我曾在多個場合，講述了上面這些經曆和感受。
有人說幸運者之所以幸運、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緊要關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顧。
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這樣一位慧眼獨具、無私播灑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碼對于我是如此——永遠如此。
星辰與花朵 有人說，每一顆星辰的下方都盛開着一片鮮花。
我覺得，曉天老師就是這樣一顆星辰，“三紅一創”（即《紅岩》、《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是一叢光彩耀目的鮮花，《騷動之秋》也是那鮮花叢中的一朵。
我與曉天老師相識于1990年11月召開的《騷動之秋》研讨會上。
那次是在全國政協禮堂，到會的都是首都文學界的知名人士。
因為邀請名單和請柬都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開會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達會場時與會的人差不多都到齊了。
那使我誠惶誠恐，趕緊上前與各位前輩大家握手緻歉。
這樣我認識了馬烽、張锲、李希凡、屠岸、李準、鄭伯農、張炯、曾鎮南、顧骧、蔡葵、章仲锷、朱晖……也認識了曉天老師——一個壽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爍的老人，一個聲名四揚卻又平和坦誠的智者。
那時曉天老師從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來不久，與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着聯系。
他熱情爽朗，一點架子沒有，加之年輕時在山東工作過，夫人還是濟南老鄉，幾句交談之後便讓我覺出了親切和溫暖。
那次會上曉天老師有一個發言，講得十分忠肯精到，會後山東一家報紙有意發表，我便給他寫去一封信征求意見，沒想幾天後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詳細地闡述了他對《騷動之秋》的看法和見解。
玉民同志： 十三日來信敬悉。
大作，我是一天一個晚上一口氣讀完的，十分高興！會上說的，全是讀後直感，未加條理，當然更沒有展開。
若任遠和你認為，尚可整理和發一下，我無意見，隻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順。
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嶄新的典型——農民企業家嶽鵬程。
這些年寫改革題材的作品不少，寫城市的、國營工業改革的有喬廠長、花園街五号等等；寫農村的報告文學居多，長篇也有些，如這次茅盾文學獎初選推薦的《蒼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寫土地承包，也寫了所謂的農民企業家，巧得很，兩書寫的都是磚窯廠，但都比較單薄。
寫像嶽鵬程這樣真正稱得上企業家的少見。
天津附近的大邱莊，未見有取材于此的長篇小說。
所以，用嶄新的這個詞是确切的。
說它是典型，嶽鵬程這個人物既是“這一個”，又有相當代表性和時代特色。
最近聽說大邱莊的那位總經理、書記比嶽鵬程還要嶽鵬程，個人年薪四萬元，養兩條狼狗，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班去參觀，他都拿架子遲遲不見，對幹部、工人粗暴、懲罰比嶽鵬程還厲害得多等等。
馬烽說的那位山西農民企業家又是一例。
稱嶽鵬程是嶄新的藝術典型，并不言過其實。
嶽鵬程是中國八十年代經濟改革大潮中湧現出來的，他在相當程度體現了這一時代大潮、“騷動之秋”的曆史特點。
任何一個曆史大變革中的弄潮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戰争、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
出頭鳥隻是敢于站出沖殺、沖闖，打破舊的秩序、傳統、框框，他們的功績往往隻在于此，而缺點、毛病，甚至于罪過也同時發生。
一等高潮過去，“騷動”平靜之後，就明顯看得出來了。
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曆史性，搞商品經濟。
這在長期處于小生産、資本主義經濟未經充分發達的中國社會，尤其是對農民來說是亘古未有的。
整個經濟改革，如何做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至今仍是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
國營企業，原材料、産品的銷售等全由國家計劃供應調撥，尚無競争能力，至今仍不敢實行破産法，平均主義的分配實際上很難真正打破。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鍋飯、鐵飯碗并未徹底解決。
對一個社隊企業來說，要取得原材料，打開市場，隻有靠錢——行賄拉關系，投機、偷稅。
為求生存發展，它要高度集中權力，以求生産銷售運轉迅速。
恩格斯有篇《論權威》，說的是近代大工業生産要高度集中指揮、權威之重要。
你可翻翻。
所以我覺得，不能把嶽鵬程的一些獎懲、作為，統通視為封建的個人專斷、獨裁。
要分析。
我以為他對石衡保父子的懲治，倒有點封建專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見就明顯。
嶽鵬程對黨政官員，包括女記者，一些作為看來是不正派的，但是這種權與錢的交易，當今社會是很普遍的，從集體企業來說非如此不能生存。
官大一級壓死人，當官的對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話又推翻小官的決定；當官的為保烏紗難免要趕“潮流”，樹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
嶽鵬程倒賣鋼材，偷稅漏稅，違法，公檢機關要拘捕、懲治，市書記幾句話，沒事了。
這情節很生動，很深刻。
所以，我說了一句，小說同時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問題，亦即民主與法治的問題。
小說三代人的情節設置和處理，我認為是好的，肖雲嫂的五十多面獎旗、八百元遺産，嶽銳父子之間的沖突，寫得簡潔也有特色。
他們之間的沖突，不止是兩代人，也是兩個曆史時期的社會驟變撞擊爆發的火花，表現雖多在傳統、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
馬、恩說過，一個社會觀念的變化，都根源于社會生産、交換方面的原因。
赢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種寄托，究竟農村社隊企業怎麼進一步完善發展，生活中沒有出現，你也不能憑空想出來。
這個人物不可能寫得完整。
嶽鵬程和嶽銳辯論的那段話：你們搞了幾十年，農民還是不得飽暖，我搞幾年，群衆富起來了。
三代人的中心是嶽鵬程，通過他與嶽銳的辯論，說明改革勢在必行，盡管問題不少，但成績顯著；他與兒子赢官比，又說明社隊企業的改革急需進一步完善。
你把嶽鵬程這個人物和盤托出來，活生生地刻劃出來了，對他的曆史是非功過，有态度，但不作簡單地概括評價，讓世人去思索、評估，更發人深思。
所以，我說對這個主要人物“朦胧”一點，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筆。
小說，描繪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會環境、民性、習俗，發言中已說了。
關于語言問題，我認為也是不錯的，對話語言個性化，狀物、抒情言語也妥切。
整體風格，簡潔、明快、生動、準确，不花梢、不鋪陳，不拖泥帶水。
有同志說這部作品寫得很有氣勢，當然也包括甚至于主要是語言方面。
文學是語言藝術嘛。
我贊成王笠耘的意見，不要連續二部、三部寫下去。
嶽鵬程這個典型已經完成了，讓他住進醫院結得挺好。
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轍，也不能繼續走下去。
他對秋玲的關系，看得出你意在表現一種新觀念。
“飽暖思淫欲”、“英雄愛美人”，這是中國傳統說法，現代人性觀，所謂性愛，或幹脆就是性。
我以為，嶽對秋玲就是性關系。
因此，他不必為此而有什麼良心、道德上自責。
如有的話，是他發現秋玲是兒子的戀人之後，倒可以。
我說過，如結尾不讓秋玲與賀子磊結婚，雙雙離開，或許更耐人尋味些。
這意見希望不要整上了。
長期以來，我總是認為，長篇小說難免要與生活保持一定距離，因為作家對生活的觀察思考，需要一個過程：而生活本身，現象與本質有差異，需要個沉澱過程，才能看得清晰。
《騷動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這個框框。
說明你對生活的觀察之銳敏、把握之深，而且滿懷激情，迅速地寫出來。
實不易。
這些日子埋頭看長篇，大作無暇再拜讀，原拟再看後，深思一番的。
接信邊寫邊想，零亂拉雜地談了許多，權作朋友間閑聊亂說而已。
任遠、張部長，請代緻候！ 握手！ 江曉天 九零、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壇前輩，在收到一個無名小輩的去信後立即寫來這樣一封長信，實在令人感歎不已。
讀過信，我和時任濟南市文聯副主席的、曉天老師的老同事任遠同志，都覺得信中所談比研讨會上的發言更集中也更有意義，因此幹脆把信冠以《江曉天緻劉玉民》的标題交給了那家報社。
文章發表後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關注和好評。
曉天老師對我和《騷動之秋》呵護有加，卻從來坦蕩磊落。
北京研讨會上一位文藝界前輩出于對作品的喜愛，說過《騷動之秋》具有流傳于後世的“潛質”和很有可能會流傳于後世的話。
曉天老師在一次私下交談中特别提醒我說：“這種話最好不要向心裡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傳于後世要由時間去證明，并不是看現在的人怎麼說。
”後來，當《騷動之秋》遭遇非議時曉天老師則據理力争，表現出令人敬佩的膽識和勇氣。
而當《騷動之秋》榮獲茅盾文學獎後，他又語重心長，再三告誡我要保持清醒頭腦，保持與生活的密切聯系，争取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曉天老師以他卓越的才識和燭照千秋的精神，為中國文壇留下了不少佳話。
對我和《騷動之秋》的關懷和呵護隻是其中一例。
我惟願他與天上的星辰一樣，光照永遠。
從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 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有兩次難以忘懷的經曆。
一次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另一次也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
按照會議日程，開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從我們的住地京西賓館到人民大會堂足有十幾公裡，正常行駛需要半小時到四十分鐘，因為有警車開路，滿載代表的四十幾輛大客車一路通行無阻，隻用了十幾分鐘。
江澤民總書記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來了。
接見，合影，随之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
講話不是單純念稿，而是充滿了激情的演說。
尤其講到“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進的号角。
中華民族是以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為人類文明畫廊增加輝煌的民族，是産生了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産生了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産生了郭沫若、茅盾、聶耳、冼星海、梅蘭芳、齊白石、徐悲鴻等現代大文學家、大藝術家的民族”一段話時，總書記語調铿锵、神情激昂，充滿了無比的自豪自信，赢得了作家藝術家們潮水般的掌聲。
江澤民同志的講話是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聯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之後，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指導文藝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而據老同志說，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會見參加文代會、作代會的代表，集體出席文代會、作代會的開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兒，那集中反映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文藝事業的關懷和重視，對廣大作家、藝術家的信任和期望。
開幕式結束後，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種激情的旋渦裡。
京西賓館到了，車隊轉向了，朝向賓館院内駛去了，也就在這時，我忽然發現賓館門口的兩名哨兵面色肅穆，右手舉起，在向我們行着莊嚴的軍禮。
我心裡猛地一跳，一種近似神聖的情流立時奔湧而出。
如果說江澤民同志的緻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見和出席開幕式，還隻是官方的态度，面前這些普通戰士，我們共和國的保衛者，表達的又該是怎樣一種禮遇和感情啊！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了作為一名中國作家的光榮，感到了文學事業的神聖和崇高。
第二次經曆是在四天後。
其時大會已經圓滿完成了預定任務，江澤民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與代表們舉行盛大的聯歡晚會。
那天我們的座位比較靠後，因為看不清楚，前面又有空位，大家便向前去。
一去，我便坐到了離總書記不過十幾米的前排。
開始，總書記邊看節目邊與同桌的張瑞芳、才旦卓瑪、駱玉笙等親切交談。
輪到自己上台時，他先是講起了上小學時唱那首《祖國歌》的情形，把歌詞朗誦了一遍，而後與王昆、吳雁澤、鼓麗媛一起放開了歌喉。
在雜技《心靈感應》表演時，總書記愉快地與演員配合着，亮出了一隻銀碗。
在最後的大合唱中，本來歌聲已經結束，總書記卻打着拍子，又一次把歌聲推向了高潮。
總書記與作家、藝術家的交流可說是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那使大家再次感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作家藝術家的信任和鼓勵。
也就在這次晚會結束，大家帶着滿心的喜悅返回住地時，我又一次看到了京西賓館的哨兵們面色肅穆、右手舉起的身影。
那身影使我心中的喜悅，也頓時變得凝重和深沉了。
時光可以流逝，生命可以衰敗，作代會期間兩次近乎相同的經曆，卻定會鮮花般地在我心中長久開放。
台北的兩次聚會 從高雄一路向北，阿裡山、日月潭，接下就是台北了。
那天上路早，但一路走一路看，到台北已是傍晚時分，數不清的霓虹燈和車燈已經點起了一城華彩。
與頗有幾分南國風味和新興大都會氣派的高雄相比，台北更像是一位被時代推着走進燈紅酒綠中的老者：樓沒有那麼高那麼新，路沒有那麼寬那麼長，尤其是那些多得不可勝數的商業街，一色的五六層和觸目皆是的廣告牌，流光溢彩中展示的是一種難得古香古色的氣象。
據說那為台北所獨有，即使走遍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也難得再找出第二處來的。
到台北的活動集中在兩次文學聚會上。
一次是在到達台北的當晚，主人是陳映真和他的夫人。
陳映真是台灣文學界的領軍人物，他的小說《将軍族》、《夜行貨車》等被海内外讀者所熟知。
1968年他被台灣當局以“意在颠覆、叛亂”的罪名逮捕，一關就是七年。
在1977-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陳映真反對文學全盤西化的傾向，主張建立具有民族風格的文學，主張文學要關心民衆的痛苦，為民族的獨立自由而鬥争，為台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因為出發時中國作協外聯部負責同志介紹說，陳映真在台灣的出版社很不景氣，家境也困難不少，但他聽說這次去訪的都是得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知名作家，非要請大家吃一頓飯，盡一盡地主之誼不可。
由此，對于這次聚會，大家已是期盼已久的了。
陳映真六十多歲的樣子，其身也偉、其貌也堂，一身花格布衫、一頭花白的濃發，令人越發覺出風采難擋。
他與大家見過面兒，便召呼大家進到一個餐廳。
餐廳沒有什麼特别，幾排桌子拉開，雙方人員入座後餐叙會便算是開場了。
好象是陳映真和陳建功先緻了幾句詞，說的全是歡迎和感謝的話，接下便自由了，願講的講，願吃的吃，願喝的喝。
因為是第一次與陳映真見面，席間我特意走到他的座位前，與他攀談起來。
先是我問了他幾個問題，都是與他坐牢和寫作有關的。
他回答得很實在。
接下他問了我兩個問題，一是大陸作家到底有沒有創作自由，寫什麼和怎麼寫到底有沒有限制？二是大陸的稿費高不高，你們這個一個長篇小說那個一個長篇小說，是怎麼寫出來的，哪兒來的時間？我告訴他過去大陸的創作自由确實是假的，受政治因素幹擾太多，現在則确乎是真的，隻要你不違背根本大法，沒有誰管你寫什麼和怎麼寫；大陸的稿費不高，但作家們都有工資，衣食飽暖不成問題，寫長篇小說也就成了一件很正常很從容的事情。
陳映真聽後拍着我的手說：“你們真是太幸福了！台灣這兒，你像我吧，一天到晚為生計奔忙，寫長篇小說，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兒！” 陳映真的話讓我感慨不已，回來後說給幾位同行聽，同樣引發了一番議論和感慨。
台北的第二次聚會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那是一座六層大樓，牆上噴着國民黨黨徽，門前挂着國民黨黨旗。
盡管其時國民黨已處于下野地位，但由于特殊的曆史糾葛和情感因素，走進大樓的那一刻，我還是覺出了震撼：曆史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竟然讓我們這些自小視國民黨為人民公敵的大陸作家，堂而皇之地成了這兒的客人！ 參加座談的台灣作家都是著作等身、聲望頗隆的老作家，如司馬中原、陳若曦、朱秀娟等等。
其時，由于陳水扁當局正在推行“法理台獨”，台灣文學界也湧動着一股“文學台獨”的濁流，大家圍繞如何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繁榮兩岸創作，反對文學台獨等話題，發表了很多真知灼見。
陳映真也來了，是專為我們這些大陸作家捧場來的：為着當年被關的原因，他與國民黨和擁護國民黨的人士一向沒有來往。
那充分體現了他顧全大局和反對文學台獨的精神。
隻是座談會結束之後他便離開了，沒有參加接下來的餐會。
台北的兩次聚會使我對台灣文學有了更多了解，同時也結識了不少台灣朋友，至今想起來猶自感慨良多。
聚會是短暫的，兩岸文學的紐帶和作家之間的友誼卻是長存的。
匈牙利作協的那次座談會 到匈牙利訪問，是受中國作協和新聞出版署派遣，其中也有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的邀請，這是一開始就聽說了的。
中國作協和新聞出版署交予的任務是參加布達佩斯國際圖書節中國年的活動，但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為什麼發出邀請，大家心裡就揣着一個謎了。
從北京出發，途經法蘭克福時本應立即轉機去布達佩斯，但由于我和江西省文聯主席陳世旭的公務護照沒有簽證——中國與匈牙利是免簽國，誰知歐盟國家并不買帳——在機場困了一夜不說，第二天又被迫轉道蘇黎士。
這樣到達布達佩斯已是第二天傍晚，原定的歡迎酒會取消，那個謎團也就一直在大家腦子裡盤旋着。
好在第二天中午，在遊覽過多瑙河，參觀過城堡山上的王宮，品嘗過匈牙利的鵝肝和土豆燒牛肉——順便說一句，土豆燒牛肉本來是匈牙利的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後來被赫魯曉夫借用才成了所謂的“共産主義”的代名詞的——之後，我們終于見到了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的劉參贊。
劉參贊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匈牙利已經工作十幾年了，對文化界的情況可以說是了如指掌。
他告訴我們說，匈牙利作家協會幾次找到使館，希望能夠與中國同行進行一些交流，因此我們的活動安排裡，就有一項去匈牙利作家協會訪問和座談的内容。
匈牙利是歐洲最為古老的國家之一，匈牙利的文學也在曆史上放射過不朽的光芒。
詩人裴多芬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他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緣可抛”的詩句早已傳遍世界，成為鼓舞千千萬萬革命者為自由和獨立鬥争的号角。
帶着對匈牙利文學和作家的崇敬，那天我們在劉參贊和匈牙利華人作協主席張執任先生的陪同下，來到了匈牙利作家協會。
那是一座臨街的三層小樓，與中國駐匈使館不過百米之遙。
從外面看，小樓樸素大方，一道鐵門圍起一座相對獨立的院落。
進門後才發現，院内除了幾叢綠蔭和花樹并沒有多少空間。
沿着盤旋的樓梯上到二層，出現到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寬大的客廳。
客廳裡鋪着厚厚一層地毯，裡間擺着一圈桌椅，桌子上擺着幾瓶礦泉水、幾盤面包；牆上挂着一張裴多芬的畫像，屋角擺着幾尊雕塑：看起來頗覺優雅氣派。
劉參贊告訴說，這裡原先是蘇歐時代的官方作家協會，曾經很是興盛了一陣子，蘇歐解體後作協變成民間社團，但小樓和小樓裡的東西，還是那時候被留了下來。
出面接待和與我們座談的是匈牙利作協的兩位主席：一位前任一位後任。
前任主席滿頭銀發，現任主席看起來也六十幾歲了。
隻有陪同的一位外事負責人看起來還比較年輕。
首先是互相介紹本國
好，寫得好。
”他告訴我，他當了一輩子編輯，審讀了很多書稿，但終審過《騷動之秋》他就退休了。
他最看重的是《騷動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學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來，一部什麼毛病也挑不出來，可就是打動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樣。
他把總結自己大半生經驗的著作《小說創作十戒》送給我，并叮囑我要始終保持與生活的聯系，争取寫出幾部更好的作品來。
他和顔悅色、細語慢言，沒有一點居高臨下和開導指點的樣子，他的話卻點點滴滴滋潤到我的心裡。
《騷動之秋》出版後果然受到了歡迎，經過修訂再版後，先後被改編成廣播劇、小說連播、電影、電視劇、戲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形成了廣泛的影響。
一九九八年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前，我特意給王笠耘同志打電話，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謝意，但被他婉拒了。
他說作品是屬于社會和讀者的，他隻是盡了一位老編輯的責任，隻要社會認可讀者歡迎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與王笠耘同志隻見過一兩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觀點和見識，卻深深地銘記在我的心裡。
近年來我曾在多個場合，講述了上面這些經曆和感受。
有人說幸運者之所以幸運、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緊要關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顧。
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這樣一位慧眼獨具、無私播灑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碼對于我是如此——永遠如此。
星辰與花朵 有人說，每一顆星辰的下方都盛開着一片鮮花。
我覺得，曉天老師就是這樣一顆星辰，“三紅一創”（即《紅岩》、《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是一叢光彩耀目的鮮花，《騷動之秋》也是那鮮花叢中的一朵。
我與曉天老師相識于1990年11月召開的《騷動之秋》研讨會上。
那次是在全國政協禮堂，到會的都是首都文學界的知名人士。
因為邀請名單和請柬都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開會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達會場時與會的人差不多都到齊了。
那使我誠惶誠恐，趕緊上前與各位前輩大家握手緻歉。
這樣我認識了馬烽、張锲、李希凡、屠岸、李準、鄭伯農、張炯、曾鎮南、顧骧、蔡葵、章仲锷、朱晖……也認識了曉天老師——一個壽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爍的老人，一個聲名四揚卻又平和坦誠的智者。
那時曉天老師從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來不久，與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着聯系。
他熱情爽朗，一點架子沒有，加之年輕時在山東工作過，夫人還是濟南老鄉，幾句交談之後便讓我覺出了親切和溫暖。
那次會上曉天老師有一個發言，講得十分忠肯精到，會後山東一家報紙有意發表，我便給他寫去一封信征求意見，沒想幾天後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詳細地闡述了他對《騷動之秋》的看法和見解。
玉民同志： 十三日來信敬悉。
大作，我是一天一個晚上一口氣讀完的，十分高興！會上說的，全是讀後直感，未加條理，當然更沒有展開。
若任遠和你認為，尚可整理和發一下，我無意見，隻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順。
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嶄新的典型——農民企業家嶽鵬程。
這些年寫改革題材的作品不少，寫城市的、國營工業改革的有喬廠長、花園街五号等等；寫農村的報告文學居多，長篇也有些，如這次茅盾文學獎初選推薦的《蒼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寫土地承包，也寫了所謂的農民企業家，巧得很，兩書寫的都是磚窯廠，但都比較單薄。
寫像嶽鵬程這樣真正稱得上企業家的少見。
天津附近的大邱莊，未見有取材于此的長篇小說。
所以，用嶄新的這個詞是确切的。
說它是典型，嶽鵬程這個人物既是“這一個”，又有相當代表性和時代特色。
最近聽說大邱莊的那位總經理、書記比嶽鵬程還要嶽鵬程，個人年薪四萬元，養兩條狼狗，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班去參觀，他都拿架子遲遲不見，對幹部、工人粗暴、懲罰比嶽鵬程還厲害得多等等。
馬烽說的那位山西農民企業家又是一例。
稱嶽鵬程是嶄新的藝術典型，并不言過其實。
嶽鵬程是中國八十年代經濟改革大潮中湧現出來的，他在相當程度體現了這一時代大潮、“騷動之秋”的曆史特點。
任何一個曆史大變革中的弄潮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戰争、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
出頭鳥隻是敢于站出沖殺、沖闖，打破舊的秩序、傳統、框框，他們的功績往往隻在于此，而缺點、毛病，甚至于罪過也同時發生。
一等高潮過去，“騷動”平靜之後，就明顯看得出來了。
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曆史性，搞商品經濟。
這在長期處于小生産、資本主義經濟未經充分發達的中國社會，尤其是對農民來說是亘古未有的。
整個經濟改革，如何做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至今仍是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
國營企業，原材料、産品的銷售等全由國家計劃供應調撥，尚無競争能力，至今仍不敢實行破産法，平均主義的分配實際上很難真正打破。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鍋飯、鐵飯碗并未徹底解決。
對一個社隊企業來說，要取得原材料，打開市場，隻有靠錢——行賄拉關系，投機、偷稅。
為求生存發展，它要高度集中權力，以求生産銷售運轉迅速。
恩格斯有篇《論權威》，說的是近代大工業生産要高度集中指揮、權威之重要。
你可翻翻。
所以我覺得，不能把嶽鵬程的一些獎懲、作為，統通視為封建的個人專斷、獨裁。
要分析。
我以為他對石衡保父子的懲治，倒有點封建專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見就明顯。
嶽鵬程對黨政官員，包括女記者，一些作為看來是不正派的，但是這種權與錢的交易，當今社會是很普遍的，從集體企業來說非如此不能生存。
官大一級壓死人，當官的對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話又推翻小官的決定；當官的為保烏紗難免要趕“潮流”，樹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
嶽鵬程倒賣鋼材，偷稅漏稅，違法，公檢機關要拘捕、懲治，市書記幾句話，沒事了。
這情節很生動，很深刻。
所以，我說了一句，小說同時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問題，亦即民主與法治的問題。
小說三代人的情節設置和處理，我認為是好的，肖雲嫂的五十多面獎旗、八百元遺産，嶽銳父子之間的沖突，寫得簡潔也有特色。
他們之間的沖突，不止是兩代人，也是兩個曆史時期的社會驟變撞擊爆發的火花，表現雖多在傳統、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原因。
馬、恩說過，一個社會觀念的變化，都根源于社會生産、交換方面的原因。
赢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種寄托，究竟農村社隊企業怎麼進一步完善發展，生活中沒有出現，你也不能憑空想出來。
這個人物不可能寫得完整。
嶽鵬程和嶽銳辯論的那段話：你們搞了幾十年，農民還是不得飽暖，我搞幾年，群衆富起來了。
三代人的中心是嶽鵬程，通過他與嶽銳的辯論，說明改革勢在必行，盡管問題不少，但成績顯著；他與兒子赢官比，又說明社隊企業的改革急需進一步完善。
你把嶽鵬程這個人物和盤托出來，活生生地刻劃出來了，對他的曆史是非功過，有态度，但不作簡單地概括評價，讓世人去思索、評估，更發人深思。
所以，我說對這個主要人物“朦胧”一點，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筆。
小說，描繪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會環境、民性、習俗，發言中已說了。
關于語言問題，我認為也是不錯的，對話語言個性化，狀物、抒情言語也妥切。
整體風格，簡潔、明快、生動、準确，不花梢、不鋪陳，不拖泥帶水。
有同志說這部作品寫得很有氣勢，當然也包括甚至于主要是語言方面。
文學是語言藝術嘛。
我贊成王笠耘的意見，不要連續二部、三部寫下去。
嶽鵬程這個典型已經完成了，讓他住進醫院結得挺好。
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轍，也不能繼續走下去。
他對秋玲的關系，看得出你意在表現一種新觀念。
“飽暖思淫欲”、“英雄愛美人”，這是中國傳統說法，現代人性觀，所謂性愛，或幹脆就是性。
我以為，嶽對秋玲就是性關系。
因此，他不必為此而有什麼良心、道德上自責。
如有的話，是他發現秋玲是兒子的戀人之後，倒可以。
我說過，如結尾不讓秋玲與賀子磊結婚，雙雙離開，或許更耐人尋味些。
這意見希望不要整上了。
長期以來，我總是認為，長篇小說難免要與生活保持一定距離，因為作家對生活的觀察思考，需要一個過程：而生活本身，現象與本質有差異，需要個沉澱過程，才能看得清晰。
《騷動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這個框框。
說明你對生活的觀察之銳敏、把握之深，而且滿懷激情，迅速地寫出來。
實不易。
這些日子埋頭看長篇，大作無暇再拜讀，原拟再看後，深思一番的。
接信邊寫邊想，零亂拉雜地談了許多，權作朋友間閑聊亂說而已。
任遠、張部長，請代緻候！ 握手！ 江曉天 九零、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壇前輩，在收到一個無名小輩的去信後立即寫來這樣一封長信，實在令人感歎不已。
讀過信，我和時任濟南市文聯副主席的、曉天老師的老同事任遠同志，都覺得信中所談比研讨會上的發言更集中也更有意義，因此幹脆把信冠以《江曉天緻劉玉民》的标題交給了那家報社。
文章發表後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關注和好評。
曉天老師對我和《騷動之秋》呵護有加，卻從來坦蕩磊落。
北京研讨會上一位文藝界前輩出于對作品的喜愛，說過《騷動之秋》具有流傳于後世的“潛質”和很有可能會流傳于後世的話。
曉天老師在一次私下交談中特别提醒我說：“這種話最好不要向心裡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傳于後世要由時間去證明，并不是看現在的人怎麼說。
”後來，當《騷動之秋》遭遇非議時曉天老師則據理力争，表現出令人敬佩的膽識和勇氣。
而當《騷動之秋》榮獲茅盾文學獎後，他又語重心長，再三告誡我要保持清醒頭腦，保持與生活的密切聯系，争取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曉天老師以他卓越的才識和燭照千秋的精神，為中國文壇留下了不少佳話。
對我和《騷動之秋》的關懷和呵護隻是其中一例。
我惟願他與天上的星辰一樣，光照永遠。
從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 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有兩次難以忘懷的經曆。
一次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另一次也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到京西賓館。
按照會議日程，開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從我們的住地京西賓館到人民大會堂足有十幾公裡，正常行駛需要半小時到四十分鐘，因為有警車開路，滿載代表的四十幾輛大客車一路通行無阻，隻用了十幾分鐘。
江澤民總書記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來了。
接見，合影，随之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
講話不是單純念稿，而是充滿了激情的演說。
尤其講到“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進的号角。
中華民族是以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為人類文明畫廊增加輝煌的民族，是産生了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産生了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産生了郭沫若、茅盾、聶耳、冼星海、梅蘭芳、齊白石、徐悲鴻等現代大文學家、大藝術家的民族”一段話時，總書記語調铿锵、神情激昂，充滿了無比的自豪自信，赢得了作家藝術家們潮水般的掌聲。
江澤民同志的講話是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聯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之後，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指導文藝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而據老同志說，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會見參加文代會、作代會的代表，集體出席文代會、作代會的開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兒，那集中反映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文藝事業的關懷和重視，對廣大作家、藝術家的信任和期望。
開幕式結束後，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種激情的旋渦裡。
京西賓館到了，車隊轉向了，朝向賓館院内駛去了，也就在這時，我忽然發現賓館門口的兩名哨兵面色肅穆，右手舉起，在向我們行着莊嚴的軍禮。
我心裡猛地一跳，一種近似神聖的情流立時奔湧而出。
如果說江澤民同志的緻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見和出席開幕式，還隻是官方的态度，面前這些普通戰士，我們共和國的保衛者，表達的又該是怎樣一種禮遇和感情啊！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了作為一名中國作家的光榮，感到了文學事業的神聖和崇高。
第二次經曆是在四天後。
其時大會已經圓滿完成了預定任務，江澤民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與代表們舉行盛大的聯歡晚會。
那天我們的座位比較靠後，因為看不清楚，前面又有空位，大家便向前去。
一去，我便坐到了離總書記不過十幾米的前排。
開始，總書記邊看節目邊與同桌的張瑞芳、才旦卓瑪、駱玉笙等親切交談。
輪到自己上台時，他先是講起了上小學時唱那首《祖國歌》的情形，把歌詞朗誦了一遍，而後與王昆、吳雁澤、鼓麗媛一起放開了歌喉。
在雜技《心靈感應》表演時，總書記愉快地與演員配合着，亮出了一隻銀碗。
在最後的大合唱中，本來歌聲已經結束，總書記卻打着拍子，又一次把歌聲推向了高潮。
總書記與作家、藝術家的交流可說是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那使大家再次感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作家藝術家的信任和鼓勵。
也就在這次晚會結束，大家帶着滿心的喜悅返回住地時，我又一次看到了京西賓館的哨兵們面色肅穆、右手舉起的身影。
那身影使我心中的喜悅，也頓時變得凝重和深沉了。
時光可以流逝，生命可以衰敗，作代會期間兩次近乎相同的經曆，卻定會鮮花般地在我心中長久開放。
台北的兩次聚會 從高雄一路向北，阿裡山、日月潭，接下就是台北了。
那天上路早，但一路走一路看，到台北已是傍晚時分，數不清的霓虹燈和車燈已經點起了一城華彩。
與頗有幾分南國風味和新興大都會氣派的高雄相比，台北更像是一位被時代推着走進燈紅酒綠中的老者：樓沒有那麼高那麼新，路沒有那麼寬那麼長，尤其是那些多得不可勝數的商業街，一色的五六層和觸目皆是的廣告牌，流光溢彩中展示的是一種難得古香古色的氣象。
據說那為台北所獨有，即使走遍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也難得再找出第二處來的。
到台北的活動集中在兩次文學聚會上。
一次是在到達台北的當晚，主人是陳映真和他的夫人。
陳映真是台灣文學界的領軍人物，他的小說《将軍族》、《夜行貨車》等被海内外讀者所熟知。
1968年他被台灣當局以“意在颠覆、叛亂”的罪名逮捕，一關就是七年。
在1977-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陳映真反對文學全盤西化的傾向，主張建立具有民族風格的文學，主張文學要關心民衆的痛苦，為民族的獨立自由而鬥争，為台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因為出發時中國作協外聯部負責同志介紹說，陳映真在台灣的出版社很不景氣，家境也困難不少，但他聽說這次去訪的都是得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知名作家，非要請大家吃一頓飯，盡一盡地主之誼不可。
由此，對于這次聚會，大家已是期盼已久的了。
陳映真六十多歲的樣子，其身也偉、其貌也堂，一身花格布衫、一頭花白的濃發，令人越發覺出風采難擋。
他與大家見過面兒，便召呼大家進到一個餐廳。
餐廳沒有什麼特别，幾排桌子拉開，雙方人員入座後餐叙會便算是開場了。
好象是陳映真和陳建功先緻了幾句詞，說的全是歡迎和感謝的話，接下便自由了，願講的講，願吃的吃，願喝的喝。
因為是第一次與陳映真見面，席間我特意走到他的座位前，與他攀談起來。
先是我問了他幾個問題，都是與他坐牢和寫作有關的。
他回答得很實在。
接下他問了我兩個問題，一是大陸作家到底有沒有創作自由，寫什麼和怎麼寫到底有沒有限制？二是大陸的稿費高不高，你們這個一個長篇小說那個一個長篇小說，是怎麼寫出來的，哪兒來的時間？我告訴他過去大陸的創作自由确實是假的，受政治因素幹擾太多，現在則确乎是真的，隻要你不違背根本大法，沒有誰管你寫什麼和怎麼寫；大陸的稿費不高，但作家們都有工資，衣食飽暖不成問題，寫長篇小說也就成了一件很正常很從容的事情。
陳映真聽後拍着我的手說：“你們真是太幸福了！台灣這兒，你像我吧，一天到晚為生計奔忙，寫長篇小說，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兒！” 陳映真的話讓我感慨不已，回來後說給幾位同行聽，同樣引發了一番議論和感慨。
台北的第二次聚會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那是一座六層大樓，牆上噴着國民黨黨徽，門前挂着國民黨黨旗。
盡管其時國民黨已處于下野地位，但由于特殊的曆史糾葛和情感因素，走進大樓的那一刻，我還是覺出了震撼：曆史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竟然讓我們這些自小視國民黨為人民公敵的大陸作家，堂而皇之地成了這兒的客人！ 參加座談的台灣作家都是著作等身、聲望頗隆的老作家，如司馬中原、陳若曦、朱秀娟等等。
其時，由于陳水扁當局正在推行“法理台獨”，台灣文學界也湧動着一股“文學台獨”的濁流，大家圍繞如何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繁榮兩岸創作，反對文學台獨等話題，發表了很多真知灼見。
陳映真也來了，是專為我們這些大陸作家捧場來的：為着當年被關的原因，他與國民黨和擁護國民黨的人士一向沒有來往。
那充分體現了他顧全大局和反對文學台獨的精神。
隻是座談會結束之後他便離開了，沒有參加接下來的餐會。
台北的兩次聚會使我對台灣文學有了更多了解，同時也結識了不少台灣朋友，至今想起來猶自感慨良多。
聚會是短暫的，兩岸文學的紐帶和作家之間的友誼卻是長存的。
匈牙利作協的那次座談會 到匈牙利訪問，是受中國作協和新聞出版署派遣，其中也有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的邀請，這是一開始就聽說了的。
中國作協和新聞出版署交予的任務是參加布達佩斯國際圖書節中國年的活動，但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為什麼發出邀請，大家心裡就揣着一個謎了。
從北京出發，途經法蘭克福時本應立即轉機去布達佩斯，但由于我和江西省文聯主席陳世旭的公務護照沒有簽證——中國與匈牙利是免簽國，誰知歐盟國家并不買帳——在機場困了一夜不說，第二天又被迫轉道蘇黎士。
這樣到達布達佩斯已是第二天傍晚，原定的歡迎酒會取消，那個謎團也就一直在大家腦子裡盤旋着。
好在第二天中午，在遊覽過多瑙河，參觀過城堡山上的王宮，品嘗過匈牙利的鵝肝和土豆燒牛肉——順便說一句，土豆燒牛肉本來是匈牙利的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後來被赫魯曉夫借用才成了所謂的“共産主義”的代名詞的——之後，我們終于見到了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的劉參贊。
劉參贊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匈牙利已經工作十幾年了，對文化界的情況可以說是了如指掌。
他告訴我們說，匈牙利作家協會幾次找到使館，希望能夠與中國同行進行一些交流，因此我們的活動安排裡，就有一項去匈牙利作家協會訪問和座談的内容。
匈牙利是歐洲最為古老的國家之一，匈牙利的文學也在曆史上放射過不朽的光芒。
詩人裴多芬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他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緣可抛”的詩句早已傳遍世界，成為鼓舞千千萬萬革命者為自由和獨立鬥争的号角。
帶着對匈牙利文學和作家的崇敬，那天我們在劉參贊和匈牙利華人作協主席張執任先生的陪同下，來到了匈牙利作家協會。
那是一座臨街的三層小樓，與中國駐匈使館不過百米之遙。
從外面看，小樓樸素大方，一道鐵門圍起一座相對獨立的院落。
進門後才發現，院内除了幾叢綠蔭和花樹并沒有多少空間。
沿着盤旋的樓梯上到二層，出現到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寬大的客廳。
客廳裡鋪着厚厚一層地毯，裡間擺着一圈桌椅，桌子上擺着幾瓶礦泉水、幾盤面包；牆上挂着一張裴多芬的畫像，屋角擺着幾尊雕塑：看起來頗覺優雅氣派。
劉參贊告訴說，這裡原先是蘇歐時代的官方作家協會，曾經很是興盛了一陣子，蘇歐解體後作協變成民間社團，但小樓和小樓裡的東西，還是那時候被留了下來。
出面接待和與我們座談的是匈牙利作協的兩位主席：一位前任一位後任。
前任主席滿頭銀發，現任主席看起來也六十幾歲了。
隻有陪同的一位外事負責人看起來還比較年輕。
首先是互相介紹本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