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愉悅
關燈
小
中
大
根曲線并行的軌迹。
直線是本真的我，曲線是社會的我。
社會的我随客觀世界的變化而生出适應的曲曲彎彎，本真的我雖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線的影響。
智者之智，在于曲線雖曲，不緻太曲而扭曲，在于直線應直，不緻太直而愚直。
這位随園老人，自是智者無疑，不過，他的這兩條平行不悖的線，為了他的愉悅，曲得有些過頭；同樣，也是為了他的愉悅，直得顯然不夠。
曆史，大概就是這樣定位沒有被乾隆捉進文字獄的袁枚。
于是，無論在他健在，還是身後，他都是議論分歧、衆說紛纭的人物。
随園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麗琉球，争購其詩。
其實借名詩話，以結納公卿，招緻權貴，頗有一種狡猾手段。
當時同輩如趙瓯北等，已多诋哄之。
至其身後，诟之者猶衆。
袁之門生某，嘗私刻印曰：“随園門下士。
”後受輿論攻擊，乃複刻曰：“悔作随園門下士。
”張問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詩集曰《推袁集》。
袁殁後，更名《船山詩抄》。
民國佚名《慧因室雜綴》 當然，生前追捧，死後唾棄，忽然覺悟，劃清界限，是無可厚非之事，也是這麼多年來，“城頭變幻大王旗”之後，那些聰明人事所難免之舉，已是大家司空見慣的花頭精了。
袁枚終究是位智者，聰明就在于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曆史是一面篩子，一過性的閑言碎語，過眼煙雲，花花草草，污泥濁水，會被淘汰出局，而有斤兩的，有價值的，抹殺不掉的，誅滅不了的東西，會長時期地傳承下來。
在他的《随園詩話》卷一裡，有這樣一則故事，表達出來他的這層意思： 予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唐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予詩冊。
予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呵責，予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居一品，蘇小賤矣。
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複知有公也。
”一座冁然。
我不大相信袁枚會如他所說的那樣，正言厲色地與一品尚書辯駁，但是，他所堅持用長遠的曆史角度觀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還是很有道理的。
同樣，雖然袁枚這位江左才子，可诟病之言，之行，之詩，之文，很多很多；但他在乾隆年間，那高壓的政治氣氛，那低迷的文化環境，那恐怖的鎮壓手段，那無望的帝國統治之下，能發出一點來自性靈的心聲，并且靡然成風，将這位皇帝的四萬餘首詩，給擠到角落裡去，成為人們不聞不問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種消極抵抗嗎？ 一個文人，赤手空拳，能對皇帝做些什麼？在嚴酷的、嚴密的、嚴厲的精神控制，文化鉗制，意識形态壓制下，存活下來，讓弘曆逮不着把柄，捉不住破綻，而且，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還相當程度的愉悅着，該是多麼不容易啊！ 清人陳康祺在其《郎潛紀聞》裡，對他的評述，還是較為公允的。
這是由他的一幅《随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說起。
此老時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猶在，找了一位畫師，定要将這些名媛仕女，畫在圖上，團團圍住這位恩師，衣钗裙帶，國色天香，他在姹紫嫣紅的女弟子中，享受着那一種隻能算是柏拉圖式的滿足。
這大概是當時許多正經人對他最不以為然的德行了，可他，這位愉悅主義者，堂而皇之，張而揚之，才不在乎别人說三道四。
《郎潛紀聞》的作者，對此倒無異辭，而是說： 康祺以謂随園風流放誕，充隐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唯骈體文差強人意，餘無足觀。
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
蔣苕生蠅營獺祭之詞，趙雲松虎帳蛾眉之檄，同時隽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
唯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
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但是同為清人的劉聲木，在其《苌楚齋随筆》的《論袁枚出遊》一文中，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其實并不完全愉悅，并不絕對愉悅的随園先生。
袁簡齋明府枚，以詩文小慧，當乾嘉全盛之時，坐享山林之福者數十年，後人羨慕之者衆矣。
實則随園當日廣通聲氣，肆意逢迎高位，以為己用。
下材又奔走其門，以為間接之光榮。
随園遂借此為漁獵之資，收為點綴山林，放浪霰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
觀其後半生，大半出門遨遊，在家時少，實為避難而起。
不知者，以為真好山水也，殊為所愚。
細審随園之出遊，皆在劉文清公任江甯府時，欲實行按治驅逐之後。
當時雖有人為之關說，未能實行，然随園知不容于衆議，是以終年出遊，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實行案治者，終難漏網。
随園雖自言于詩集，明示不怍，實因其事早已道路喧騰，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計亦狡矣。
予觀其詩集，檢其出遊之歲月而始知之。
其出遊系出逼迫，非出心願，是以随園心終不怿。
臨終詩有雲：“我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
”在他人方羨其遇，在随園深知當日之行為，已苦其艱，但難為不知者道耳。
不然，随園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間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悅嗎，這位随園先生？我不禁想問一聲。
所以愉悅對于文人來說，的的确确，是一種奢侈品。
直線是本真的我，曲線是社會的我。
社會的我随客觀世界的變化而生出适應的曲曲彎彎，本真的我雖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線的影響。
智者之智，在于曲線雖曲，不緻太曲而扭曲，在于直線應直，不緻太直而愚直。
這位随園老人，自是智者無疑，不過，他的這兩條平行不悖的線，為了他的愉悅，曲得有些過頭；同樣，也是為了他的愉悅，直得顯然不夠。
曆史，大概就是這樣定位沒有被乾隆捉進文字獄的袁枚。
于是，無論在他健在，還是身後，他都是議論分歧、衆說紛纭的人物。
随園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麗琉球，争購其詩。
其實借名詩話，以結納公卿，招緻權貴，頗有一種狡猾手段。
當時同輩如趙瓯北等，已多诋哄之。
至其身後，诟之者猶衆。
袁之門生某，嘗私刻印曰：“随園門下士。
”後受輿論攻擊，乃複刻曰：“悔作随園門下士。
”張問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詩集曰《推袁集》。
袁殁後，更名《船山詩抄》。
民國佚名《慧因室雜綴》 當然，生前追捧，死後唾棄，忽然覺悟，劃清界限，是無可厚非之事，也是這麼多年來，“城頭變幻大王旗”之後，那些聰明人事所難免之舉，已是大家司空見慣的花頭精了。
袁枚終究是位智者，聰明就在于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曆史是一面篩子，一過性的閑言碎語，過眼煙雲，花花草草，污泥濁水，會被淘汰出局，而有斤兩的，有價值的，抹殺不掉的，誅滅不了的東西，會長時期地傳承下來。
在他的《随園詩話》卷一裡，有這樣一則故事，表達出來他的這層意思： 予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唐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予詩冊。
予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呵責，予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居一品，蘇小賤矣。
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複知有公也。
”一座冁然。
我不大相信袁枚會如他所說的那樣，正言厲色地與一品尚書辯駁，但是，他所堅持用長遠的曆史角度觀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還是很有道理的。
同樣，雖然袁枚這位江左才子，可诟病之言，之行，之詩，之文，很多很多；但他在乾隆年間，那高壓的政治氣氛，那低迷的文化環境，那恐怖的鎮壓手段，那無望的帝國統治之下，能發出一點來自性靈的心聲，并且靡然成風，将這位皇帝的四萬餘首詩，給擠到角落裡去，成為人們不聞不問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種消極抵抗嗎？ 一個文人，赤手空拳，能對皇帝做些什麼？在嚴酷的、嚴密的、嚴厲的精神控制，文化鉗制，意識形态壓制下，存活下來，讓弘曆逮不着把柄，捉不住破綻，而且，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還相當程度的愉悅着，該是多麼不容易啊！ 清人陳康祺在其《郎潛紀聞》裡，對他的評述，還是較為公允的。
這是由他的一幅《随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說起。
此老時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猶在，找了一位畫師，定要将這些名媛仕女，畫在圖上，團團圍住這位恩師，衣钗裙帶，國色天香，他在姹紫嫣紅的女弟子中，享受着那一種隻能算是柏拉圖式的滿足。
這大概是當時許多正經人對他最不以為然的德行了，可他，這位愉悅主義者，堂而皇之，張而揚之，才不在乎别人說三道四。
《郎潛紀聞》的作者，對此倒無異辭，而是說： 康祺以謂随園風流放誕，充隐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唯骈體文差強人意，餘無足觀。
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
蔣苕生蠅營獺祭之詞，趙雲松虎帳蛾眉之檄，同時隽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
唯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
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但是同為清人的劉聲木，在其《苌楚齋随筆》的《論袁枚出遊》一文中，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其實并不完全愉悅，并不絕對愉悅的随園先生。
袁簡齋明府枚，以詩文小慧，當乾嘉全盛之時，坐享山林之福者數十年，後人羨慕之者衆矣。
實則随園當日廣通聲氣，肆意逢迎高位，以為己用。
下材又奔走其門，以為間接之光榮。
随園遂借此為漁獵之資，收為點綴山林，放浪霰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
觀其後半生，大半出門遨遊，在家時少，實為避難而起。
不知者，以為真好山水也，殊為所愚。
細審随園之出遊，皆在劉文清公任江甯府時，欲實行按治驅逐之後。
當時雖有人為之關說，未能實行，然随園知不容于衆議，是以終年出遊，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實行案治者，終難漏網。
随園雖自言于詩集，明示不怍，實因其事早已道路喧騰，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計亦狡矣。
予觀其詩集，檢其出遊之歲月而始知之。
其出遊系出逼迫，非出心願，是以随園心終不怿。
臨終詩有雲：“我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
”在他人方羨其遇，在随園深知當日之行為，已苦其艱，但難為不知者道耳。
不然，随園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間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悅嗎，這位随園先生？我不禁想問一聲。
所以愉悅對于文人來說，的的确确，是一種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