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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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除了詩詞上的唱和，文字上的投契外，還是一對很對胃口的食友。
随後，尹繼善就“劇調”他到江甯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
江甯是個大縣，是官員們仕進南京的跳闆。
因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為乾隆所關注，後來，他六下江南，都落腳于此。
但袁枚卻不領情尹兩江的這種安排，很快就請假，“引疾家居”。
吳敬梓著的《儒林外史》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餓得死人的地方。
”同樣，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場，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
乾隆十三年九月，兩江總督尹繼善與兩廣總督策楞對調，這場權力角鬥，使袁枚看透了，政治這玩意兒，文人還是不宜沉溺其中為好。
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過人家，淺嘗辄止，也就夠了。
況且，尹文端赴嶺南就任，他在這個能餓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待了。
盡管尹繼善不是他的保護傘，但“朝中有人好做官”，可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
遂生頓悟，拉倒吧！索性連官也不要做了。
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
這時，吏部下文起複，要調他到陝西去任職，他就借口“丁父憂歸，遂牒請養母”而緻仕。
這位乾隆四年的進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辭官了，那年他應該是三十二歲。
袁枚的舉動，确有驚世駭俗之意義。
試想，如今那些耳順之年的官員，掙紮着不肯讓位，那些古稀之年的幹部，撲騰着發揮餘熱，更甭說那些四五十歲仕進得意之輩，幹得正熱熱乎乎，怎能金盆洗手？那些五六十歲求得大發展之人，還打算繼續峥嵘一番，豈能歸隐山林？所以，袁枚為徹底不受羁束，離權力中心遠一點，再遠一點，離是非旋渦遠一點，再遠一點，實在極明智、極清醒的選擇。
于是，急流勇退，退出政治，躲開乾隆皇帝。
老實說，不是所有考得進士出身的讀書人，都舍得抛棄前程，做得到這一點。
據《清史稿》： 年十二，補縣學生。
會開博學鴻詞科，海内學者二百餘人，枚年最少。
試報罷，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這正是登高望遠、前途無量之際，學而優則仕，不就等着這個階梯嗎？但他“蔔築江甯小倉山，号随園。
崇饬池館，自是優遊其中五十年。
時出遊佳山水，終不複仕”。
從此，他的活動範圍，足迹所至，始終囿限于長江下遊、江浙兩淮一帶。
不做到這點決絕，他也不能獲得他想要的愉悅。
果然，他辭官以後，一心經營他的随園，廣造聲勢，廣結善緣，廣交朋友，更以他的《詩話》，廣為擴大影響。
據姚鼐《袁随園君墓志銘》雲：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園投詩文，幾無虛日。
君園館花竹水古，幽深靜麗，至棂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勝。
又雲： 随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
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
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那時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園裡，左擁佳人，右列美姝，談笑鴻儒，往來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會，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員慕名來訪，商紳絡繹于門，門牆桃李攀附，造請座無虛日；書商靠他掙錢，刻局賴他賜活，名流借他增光，詩壇由他主盟。
他可以說是乾隆年間中國文人的風流魁首，引導時代潮流的浪漫先鋒，那時，既無文聯，更無作協，但他卻成為衆望所歸的不具領袖名位的實際文壇領袖。
他稱自己： 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彜尊、名人字畫，又好書。
可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錢，好風雅，無一不需要大批銀兩來開銷打發。
特别是那座園林，是要有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才能上規模，成氣候的。
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曹雪芹《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以他的随園為藍本的。
我們都知道那榮、甯二府，為迎接元春省親，将“銀子花得像淌水似的”。
由此，我們對于這位随園老人，就像我們評價曆史人物一樣，活得磊落與行為的苟且，講得好聽與心裡的龌龊，想得達觀與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與欲望的強烈；乃至于文章道德與聲色犬馬，詩情畫意與庸俗無聊，正直不阿與低三下四，鐵骨铮铮與軟弱缺鈣，都可能合二而一，并行不悖。
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那個封建專制社會裡面一個文人，不準備拿雞蛋往石頭上碰，還想活得長久一點的處世哲學。
心裡想的，嘴上說的，身體力行的，絕對不可能三點成一線，像小胡同趕豬那樣直來直去的。
在中國，有幾個文人，不多好幾個心眼兒呢？ 對袁枚的評價，魯迅先生持苛刻的态度，認為他不過是位清客。
清客，即幫閑，一幫閑文人而已。
不過，他也認為，清客，還是要有清客的本錢的，雖然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
例如李漁的《一字言》、袁枚的《随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能做得出來的。
而胡适先生的看法，則比較肯定得多，也能理解之所以這樣，乃性情之故，他統評乾隆朝三位才子，袁枚、趙翼都是絕對的天才，性情都很率真，忍不住那種矯揉的做法和法式的束縛，故多能成大家。
蔣士铨以《臨川夢》為最佳——知道他是一個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其實，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線和一
随後，尹繼善就“劇調”他到江甯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
江甯是個大縣，是官員們仕進南京的跳闆。
因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為乾隆所關注，後來，他六下江南，都落腳于此。
但袁枚卻不領情尹兩江的這種安排，很快就請假，“引疾家居”。
吳敬梓著的《儒林外史》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餓得死人的地方。
”同樣，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場，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
乾隆十三年九月，兩江總督尹繼善與兩廣總督策楞對調，這場權力角鬥，使袁枚看透了，政治這玩意兒，文人還是不宜沉溺其中為好。
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過人家，淺嘗辄止，也就夠了。
況且，尹文端赴嶺南就任，他在這個能餓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待了。
盡管尹繼善不是他的保護傘，但“朝中有人好做官”，可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
遂生頓悟，拉倒吧！索性連官也不要做了。
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
這時，吏部下文起複，要調他到陝西去任職，他就借口“丁父憂歸，遂牒請養母”而緻仕。
這位乾隆四年的進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辭官了，那年他應該是三十二歲。
袁枚的舉動，确有驚世駭俗之意義。
試想，如今那些耳順之年的官員，掙紮着不肯讓位，那些古稀之年的幹部，撲騰着發揮餘熱，更甭說那些四五十歲仕進得意之輩，幹得正熱熱乎乎，怎能金盆洗手？那些五六十歲求得大發展之人，還打算繼續峥嵘一番，豈能歸隐山林？所以，袁枚為徹底不受羁束，離權力中心遠一點，再遠一點，離是非旋渦遠一點，再遠一點，實在極明智、極清醒的選擇。
于是，急流勇退，退出政治，躲開乾隆皇帝。
老實說，不是所有考得進士出身的讀書人，都舍得抛棄前程，做得到這一點。
據《清史稿》： 年十二，補縣學生。
會開博學鴻詞科，海内學者二百餘人，枚年最少。
試報罷，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這正是登高望遠、前途無量之際，學而優則仕，不就等着這個階梯嗎？但他“蔔築江甯小倉山，号随園。
崇饬池館，自是優遊其中五十年。
時出遊佳山水，終不複仕”。
從此，他的活動範圍，足迹所至，始終囿限于長江下遊、江浙兩淮一帶。
不做到這點決絕，他也不能獲得他想要的愉悅。
果然，他辭官以後，一心經營他的随園，廣造聲勢，廣結善緣，廣交朋友，更以他的《詩話》，廣為擴大影響。
據姚鼐《袁随園君墓志銘》雲：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園投詩文，幾無虛日。
君園館花竹水古，幽深靜麗，至棂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勝。
又雲： 随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
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
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那時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園裡，左擁佳人，右列美姝，談笑鴻儒，往來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會，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員慕名來訪，商紳絡繹于門，門牆桃李攀附，造請座無虛日；書商靠他掙錢，刻局賴他賜活，名流借他增光，詩壇由他主盟。
他可以說是乾隆年間中國文人的風流魁首，引導時代潮流的浪漫先鋒，那時，既無文聯，更無作協，但他卻成為衆望所歸的不具領袖名位的實際文壇領袖。
他稱自己： 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彜尊、名人字畫，又好書。
可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錢，好風雅，無一不需要大批銀兩來開銷打發。
特别是那座園林，是要有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才能上規模，成氣候的。
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曹雪芹《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以他的随園為藍本的。
我們都知道那榮、甯二府，為迎接元春省親，将“銀子花得像淌水似的”。
由此，我們對于這位随園老人，就像我們評價曆史人物一樣，活得磊落與行為的苟且，講得好聽與心裡的龌龊，想得達觀與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與欲望的強烈；乃至于文章道德與聲色犬馬，詩情畫意與庸俗無聊，正直不阿與低三下四，鐵骨铮铮與軟弱缺鈣，都可能合二而一，并行不悖。
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那個封建專制社會裡面一個文人，不準備拿雞蛋往石頭上碰，還想活得長久一點的處世哲學。
心裡想的，嘴上說的，身體力行的，絕對不可能三點成一線，像小胡同趕豬那樣直來直去的。
在中國，有幾個文人，不多好幾個心眼兒呢？ 對袁枚的評價，魯迅先生持苛刻的态度，認為他不過是位清客。
清客，即幫閑，一幫閑文人而已。
不過，他也認為，清客，還是要有清客的本錢的，雖然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
例如李漁的《一字言》、袁枚的《随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閑都能做得出來的。
而胡适先生的看法，則比較肯定得多，也能理解之所以這樣，乃性情之故，他統評乾隆朝三位才子，袁枚、趙翼都是絕對的天才，性情都很率真，忍不住那種矯揉的做法和法式的束縛，故多能成大家。
蔣士铨以《臨川夢》為最佳——知道他是一個第一流文人，不愧他的盛名。
其實，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線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