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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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中央政府一級，或政治運動式的大規模，或消防滅火式的中規模，或追查撲殺式小規模，先後共制造了一百六十餘起的文字獄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也就是十個月的光景，對漢族文人開刀問斬一次。
在這種皇帝欽批的诏獄裡，坐大牢的，掉腦袋的，株連九族的，流放甯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裡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
加上地方政府一級的擴大戰果，層層加碼，法外行刑，斬盡殺絕，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過刀，以邀功求賞，用這些無辜文人的鮮血，染紅自己頂子。
全中國到底關、殺、流、坐、立決、淩遲、斬監候多少文人，恐怕是個統計不出來的巨大數字。
所以袁枚生活在每隔十個月，就得收緊骨頭一次的年代裡，不但毫發無損，皮毛未傷，而且相當愉悅地活到了八十一歲，壽終正寝，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稱羨嗎？能不令人視為奇迹，呐喊叫絕嗎？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的話，是絕對來得及的，因為袁枚咽氣之後兩年他才咽氣。
但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讓這位“倡性靈說，天下靡然從之”的大文人，在文網羅織、詩獄頻仍的年代裡，逃脫那一雙鷹隼般捕獲獵物的眼，簡直不可思議。
所以我特别欽佩這位老滑頭，頭大且滑加之老，俗話說“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屬于這種讓乾隆沒轍的老人家。
說實在的，他的名氣，大得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狀，其招搖，其響動，其出格，其影響，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置之不理。
據李元度《袁枚事略》： 所作随園詩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購其書者，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
這份張揚，這份排場，這份氣勢，這份聲譽，尤其不可能不讓中國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詩産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視之，心不為動。
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輩子，舒暢自在一輩子，吃喝玩樂一輩子，風流潇灑一輩子，相對于他同時代的那些愁眉苦臉，焦慮恐懼，擔驚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終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弘曆好作詩，這是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幹嗎非要擠進詩人隊伍裡來？乾隆十四年（袁枚辭官後的次年）六月，他的處女作，《禦制詩初集》問世，共四十四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詩共四千一百五十首。
此後，越寫越多，欲罷不能，到了鹹豐年間，他當太上皇了，還在寫，一生寫詩達四萬多首，超過《全唐詩》所錄的唐人詩篇總量，這實在是驚人可怕之多。
一位如此強烈喜好寫詩的皇帝，對文人來講，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禍的可能性反而很大。
固然，皇帝愛好文學，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馬屁文人，拍不上馬屁的文人，馬屁沒有拍好拍到了馬腳上的文人，就不會有好日子過。
大學士張廷玉，因為一紙祭文，用了“泉台”二字，罰俸一年。
由此可以了解弘曆，必是一位非常精細，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識的人。
如果他不是帝王，是個普通人的話，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當他的上級可以，做他的下級，你就沒命了。
因為這種唯我獨尊的強人，幾乎不能容忍超過他，勝過他，對他不敬，對他的存在構成威脅的另一個。
在太廟曆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這張臉，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辭職，未必受到北京城裡乾隆對于張廷玉五大臣罰款影響，但下決心打報告自炒鱿魚，他肯定了解這位懂詩的皇帝，對于詩人的存在，絕不是什麼福音。
果如其料，第一，對錢謙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銷毀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四十一年彙輯《四庫全書》時發布上谕，“錢謙益等人，實不足齒，其書自應概行焚棄”。
同年，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收入錢謙益，将其徹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冊。
第二，對沈德潛，乾隆二十六年，将這位老夫子由蘇州招至北京，因為陛下正處于詩歌創作熱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為其大量制造詩篇。
歸愚先生雖年近古稀，但乾隆對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編修，擢中允，五遷内閣學士，官至禮部侍郎，以年老乞休。
乾隆許原品緻仕，并賜詩送行，作為禦用文人，得此殊榮，可謂登峰造極。
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樓集》詩案起，乾隆以其曾為作序的罪名，盡管已死多年，也不輕饒，“撲其碑，奪其谥”。
其實，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還鄉之後，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為陛下代筆的秘辛，這才招來刨墳掘棺之災。
就這樣兩位詩人的下場，能不讓袁枚不寒而栗嗎？ 現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種自覺行為，萬萬不能跟作詩的皇帝玩文學，那可是一種危險的遊戲；還是袁枚下意識的本能規避，似乎總是躲着這位陛下，形成他的生存準則。
所以，他做官，也隻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陽等小地方的縣令。
偏偏兩江總督尹繼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賞識他的詩詞才華，雖一為上司，一為下屬，但同為斯文，倒也相處得不錯。
從袁枚的《随園食單》裡，可以看到他在總督府裡，吃過鲟鳇魚、風豬肉、鹿尾等諸多大菜的記載，可證他
在這種皇帝欽批的诏獄裡，坐大牢的，掉腦袋的，株連九族的，流放甯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裡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
加上地方政府一級的擴大戰果，層層加碼，法外行刑，斬盡殺絕，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過刀，以邀功求賞，用這些無辜文人的鮮血，染紅自己頂子。
全中國到底關、殺、流、坐、立決、淩遲、斬監候多少文人，恐怕是個統計不出來的巨大數字。
所以袁枚生活在每隔十個月，就得收緊骨頭一次的年代裡，不但毫發無損，皮毛未傷，而且相當愉悅地活到了八十一歲，壽終正寝，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稱羨嗎？能不令人視為奇迹，呐喊叫絕嗎？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的話，是絕對來得及的，因為袁枚咽氣之後兩年他才咽氣。
但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讓這位“倡性靈說，天下靡然從之”的大文人，在文網羅織、詩獄頻仍的年代裡，逃脫那一雙鷹隼般捕獲獵物的眼，簡直不可思議。
所以我特别欽佩這位老滑頭，頭大且滑加之老，俗話說“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屬于這種讓乾隆沒轍的老人家。
說實在的，他的名氣，大得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狀，其招搖，其響動，其出格，其影響，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置之不理。
據李元度《袁枚事略》： 所作随園詩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購其書者，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
這份張揚，這份排場，這份氣勢，這份聲譽，尤其不可能不讓中國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詩産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視之，心不為動。
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輩子，舒暢自在一輩子，吃喝玩樂一輩子，風流潇灑一輩子，相對于他同時代的那些愁眉苦臉，焦慮恐懼，擔驚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終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弘曆好作詩，這是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幹嗎非要擠進詩人隊伍裡來？乾隆十四年（袁枚辭官後的次年）六月，他的處女作，《禦制詩初集》問世，共四十四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詩共四千一百五十首。
此後，越寫越多，欲罷不能，到了鹹豐年間，他當太上皇了，還在寫，一生寫詩達四萬多首，超過《全唐詩》所錄的唐人詩篇總量，這實在是驚人可怕之多。
一位如此強烈喜好寫詩的皇帝，對文人來講，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禍的可能性反而很大。
固然，皇帝愛好文學，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馬屁文人，拍不上馬屁的文人，馬屁沒有拍好拍到了馬腳上的文人，就不會有好日子過。
大學士張廷玉，因為一紙祭文，用了“泉台”二字，罰俸一年。
由此可以了解弘曆，必是一位非常精細，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識的人。
如果他不是帝王，是個普通人的話，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當他的上級可以，做他的下級，你就沒命了。
因為這種唯我獨尊的強人，幾乎不能容忍超過他，勝過他，對他不敬，對他的存在構成威脅的另一個。
在太廟曆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這張臉，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辭職，未必受到北京城裡乾隆對于張廷玉五大臣罰款影響，但下決心打報告自炒鱿魚，他肯定了解這位懂詩的皇帝，對于詩人的存在，絕不是什麼福音。
果如其料，第一，對錢謙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銷毀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四十一年彙輯《四庫全書》時發布上谕，“錢謙益等人，實不足齒，其書自應概行焚棄”。
同年，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收入錢謙益，将其徹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冊。
第二，對沈德潛，乾隆二十六年，将這位老夫子由蘇州招至北京，因為陛下正處于詩歌創作熱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為其大量制造詩篇。
歸愚先生雖年近古稀，但乾隆對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編修，擢中允，五遷内閣學士，官至禮部侍郎，以年老乞休。
乾隆許原品緻仕，并賜詩送行，作為禦用文人，得此殊榮，可謂登峰造極。
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樓集》詩案起，乾隆以其曾為作序的罪名，盡管已死多年，也不輕饒，“撲其碑，奪其谥”。
其實，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還鄉之後，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為陛下代筆的秘辛，這才招來刨墳掘棺之災。
就這樣兩位詩人的下場，能不讓袁枚不寒而栗嗎？ 現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種自覺行為，萬萬不能跟作詩的皇帝玩文學，那可是一種危險的遊戲；還是袁枚下意識的本能規避，似乎總是躲着這位陛下，形成他的生存準則。
所以，他做官，也隻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陽等小地方的縣令。
偏偏兩江總督尹繼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賞識他的詩詞才華，雖一為上司，一為下屬，但同為斯文，倒也相處得不錯。
從袁枚的《随園食單》裡，可以看到他在總督府裡，吃過鲟鳇魚、風豬肉、鹿尾等諸多大菜的記載，可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