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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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從曆史的長遠角度來看，從使命感的神聖角度來看，對文人而言，是一種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當然，一個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裡，壓根兒用不着憂慮和恐懼；在一定範圍中，甚至連顧忌、戒備、防範、緊張，也是無須乎在意的，從而獲得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悅感受，是絕對可能的。
但是，終其一生愉悅，從頭至尾愉悅，無日無夜不愉悅，無時無刻不愉悅，這種福星，中國沒有，世界也沒有，過去沒有，将來也不會有。
古人說過，“人生識字憂患始”；古人還說過，“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說明生活本身，其實是并不愉悅的。
因此，作為文人，愉悅難得，不愉悅卻常得，是太正常的事情。
不過，乾隆年間，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1716－1797年），這位随園老人的一輩子，是幾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悅文人。
在中國曆史上，在那個很難愉悅得起來，文字獄大行其道的年代裡，袁枚的出現和存在，應該說是一個奇迹。
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覺到愉悅，享受着愉悅，同時代的人也都認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地愉悅，也足夠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悅了。
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羨慕得直流哈喇子，還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
所以說，如果隻是自己感覺到愉悅，也許是作不得數的，誰知你是強撐着的，還是假裝着的？唯有衆人都一緻認為，那才是貨真價實的愉悅。
因此，不管你對袁枚的評價，是好是壞，他這種能夠獲得全天候愉悅的結果，有值得中國文人為之深思的地方。
其實說白了，袁子才的愉悅或不愉悅，與别人是并不相幹的，愉悅是他，不愉悅也是他，幹咱屁事？為什麼人們要将他的愉悅當回事呢？因為這位老先生的一輩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輩子呀！如果袁枚是個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三流詩人，是個作品不多、廢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則罷了，皇帝不會把目光投射到這班文壇小蟲子身上。
可他卻是領袖群倫、左右詩壇、引導潮流、衆望所歸的龐然大物，乃舉足輕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輩啊！古語說，“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這樣一個大腦袋，在這位皇帝鐵腕文化政策的統治下，既沒有受過被摸頂的榮耀，也沒有挨過吃鑿栗的疼痛，細想想，該是多麼不容易了。
那是一個“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年代，是一個死了以後應該入土為安卻不能安的年代。
結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園裡，優哉遊哉，風花雪月，得其所哉地吃喝玩樂着，既沒有警察半夜敲門，也沒有便衣盯梢尾随，能夠安然無恙地，逍遙自在地，甚至還是大搖大擺地，風風光光地度過一生，這豈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看的事情！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說，心裡全都納悶兒：為什麼他在乾隆當政期間，居然成了個特例，難道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為一個隐身人嗎？ 弘曆（1711－1799年），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兩年，是位厲害的皇帝，也是位愛挑剔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
随便舉個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辭掉公職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賢皇後的冬至祭文，這本是一篇例行的應景文章。
但文中出現了“泉台”這樣的字眼兒，弘曆一看，挑起刺來。
“泉台”二字，加之常人尚可，豈可加諸皇後之尊？皇後歸天，隻能去西天極樂世界，哪有進十八層地獄之理？簡直混賬至極！也許，九五之尊，不會出此粗口，但他心裡會這樣申斥的：什麼混賬東西，你們以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領導内行，想蒙我、唬我嗎？ 結果，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為此俱着罰本俸一年，連基本生活費也不給。
由此來看，這樣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别愛好收拾文人的皇帝。
這一點，與他的父親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順治，同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經坐穩一百多年。
然而，一個人的根，紮在血脈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
如果不幸這根是劣根的話，那就成了劣根性。
清朝曆代皇帝，那種發源野蠻的諱莫如深，文化落後的恥于齒及，滿漢大防的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盤根錯節，無力掙脫，遂造成這個種族最後的沒落，這個國家最後的衰敗。
所有出身于草根階層的頭領，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權力巅峰，都難免這種抱殘守缺的愚執。
有什麼法子呢？試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統治着人數、地域大于自己，文明、文化高于自己的漢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緻淹沒，戒備防範都來不及，忌慮抵制還來不及，焉能有将國家、民族進入世界之林的宏圖大志？所以，這些整日疑懼不安，心理複雜變态，充滿過敏反應，深感危機叵測的帝王來說，面對漢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擇巨細，在鏟除上之不遺餘力，在屠滅上之不留死角，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而弘曆在這方面，可以稱作青出于藍勝于藍的一位。
據故宮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清代文字獄檔》，順治在位十八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加在一起，共計一百五十二年
當然，一個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裡，壓根兒用不着憂慮和恐懼；在一定範圍中，甚至連顧忌、戒備、防範、緊張，也是無須乎在意的，從而獲得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悅感受，是絕對可能的。
但是，終其一生愉悅，從頭至尾愉悅，無日無夜不愉悅，無時無刻不愉悅，這種福星，中國沒有，世界也沒有，過去沒有，将來也不會有。
古人說過，“人生識字憂患始”；古人還說過，“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說明生活本身，其實是并不愉悅的。
因此，作為文人，愉悅難得，不愉悅卻常得，是太正常的事情。
不過，乾隆年間，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1716－1797年），這位随園老人的一輩子，是幾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悅文人。
在中國曆史上，在那個很難愉悅得起來，文字獄大行其道的年代裡，袁枚的出現和存在，應該說是一個奇迹。
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覺到愉悅，享受着愉悅，同時代的人也都認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地愉悅，也足夠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悅了。
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羨慕得直流哈喇子，還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
所以說，如果隻是自己感覺到愉悅，也許是作不得數的，誰知你是強撐着的，還是假裝着的？唯有衆人都一緻認為，那才是貨真價實的愉悅。
因此，不管你對袁枚的評價，是好是壞，他這種能夠獲得全天候愉悅的結果，有值得中國文人為之深思的地方。
其實說白了，袁子才的愉悅或不愉悅，與别人是并不相幹的，愉悅是他，不愉悅也是他，幹咱屁事？為什麼人們要将他的愉悅當回事呢？因為這位老先生的一輩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輩子呀！如果袁枚是個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三流詩人，是個作品不多、廢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則罷了，皇帝不會把目光投射到這班文壇小蟲子身上。
可他卻是領袖群倫、左右詩壇、引導潮流、衆望所歸的龐然大物，乃舉足輕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輩啊！古語說，“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這樣一個大腦袋，在這位皇帝鐵腕文化政策的統治下，既沒有受過被摸頂的榮耀，也沒有挨過吃鑿栗的疼痛，細想想，該是多麼不容易了。
那是一個“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年代，是一個死了以後應該入土為安卻不能安的年代。
結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園裡，優哉遊哉，風花雪月，得其所哉地吃喝玩樂着，既沒有警察半夜敲門，也沒有便衣盯梢尾随，能夠安然無恙地，逍遙自在地，甚至還是大搖大擺地，風風光光地度過一生，這豈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看的事情！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說，心裡全都納悶兒：為什麼他在乾隆當政期間，居然成了個特例，難道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為一個隐身人嗎？ 弘曆（1711－1799年），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兩年，是位厲害的皇帝，也是位愛挑剔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
随便舉個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辭掉公職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賢皇後的冬至祭文，這本是一篇例行的應景文章。
但文中出現了“泉台”這樣的字眼兒，弘曆一看，挑起刺來。
“泉台”二字，加之常人尚可，豈可加諸皇後之尊？皇後歸天，隻能去西天極樂世界，哪有進十八層地獄之理？簡直混賬至極！也許，九五之尊，不會出此粗口，但他心裡會這樣申斥的：什麼混賬東西，你們以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領導内行，想蒙我、唬我嗎？ 結果，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為此俱着罰本俸一年，連基本生活費也不給。
由此來看，這樣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别愛好收拾文人的皇帝。
這一點，與他的父親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順治，同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經坐穩一百多年。
然而，一個人的根，紮在血脈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
如果不幸這根是劣根的話，那就成了劣根性。
清朝曆代皇帝，那種發源野蠻的諱莫如深，文化落後的恥于齒及，滿漢大防的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盤根錯節，無力掙脫，遂造成這個種族最後的沒落，這個國家最後的衰敗。
所有出身于草根階層的頭領，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權力巅峰，都難免這種抱殘守缺的愚執。
有什麼法子呢？試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統治着人數、地域大于自己，文明、文化高于自己的漢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緻淹沒，戒備防範都來不及，忌慮抵制還來不及，焉能有将國家、民族進入世界之林的宏圖大志？所以，這些整日疑懼不安，心理複雜變态，充滿過敏反應，深感危機叵測的帝王來說，面對漢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擇巨細，在鏟除上之不遺餘力，在屠滅上之不留死角，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而弘曆在這方面，可以稱作青出于藍勝于藍的一位。
據故宮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清代文字獄檔》，順治在位十八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在位六十年，加在一起，共計一百五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