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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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順康年間,為江湖公認的文壇大腕王士祯,堪稱完人。

     在中國曆史上,有這樣一條鐵律,一個被帝王寵信有加的文人,必然會被老百姓鄙棄摒絕;反過來,一個被廣大民衆接受容納的文人,必然會被當局視作異類,或者是将要鏟除的異己分子。

    王士祯所以能成為完人,就在于他既能吃住統治者,還能吃住被統治者,甚至包括被統治者中的反統治者,也照吃不誤,這等正反通吃的全天候功夫,可謂絕活兒。

    康熙是何等精明人物,都被他玩得滴溜溜轉,最後,哪怕惹惱了陛下,也能全身而退。

    一直到康熙的孫子乾隆在位,已經死去多年的他,繼續得到恩典,正名賜谥,優渥垂青。

    這等超級吃功,你能不欽佩,你能不羨慕嗎?說不定還會生出一絲忌妒,因為無論你如何努力巴結上下左右,如何盡心周旋四面八方,下輩子,下下輩子,也達不到王世祯的這一分堪稱爐火純青的圓熟。

     自明末清初的錢謙益過世以後,他就坐在錢謙益曾經坐過的文壇領袖位置上,這大概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的事情。

    王士祯年方而立,四首《秋柳》詩,拿了大獎,立馬當上大清王朝的文聯主席,或作協主席,那還得了,頓時牛得一塌糊塗。

    中國人喜歡一窩蜂,趕熱鬧,洑上水,随大流,而中國人之中的中國文人,更容易受植物神經支配,屁颠兒屁颠兒,人雲亦雲,起哄架秧子本領一等。

    遂有人提出“國朝之有士祯,亦如宋有蘇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啟”,肉麻地吹捧他為大清文學的代表,鼎革時代的象征。

    這當然屬于過譽之詞了。

     他是了不起,不假,但也不曾了不起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有什麼辦法呢?中國自有文學評論這個行當以來,從古至今,執吹鼓手為業的這班英雄好漢,一直以擡轎子為己任。

    雖說這是胎裡帶的毛病,但卻是人家的啖飯之道。

    而中國文學的虛假繁榮,還真是得依賴他們的大嘴支撐市面。

    所以,他姑妄言之,你姑妄聽之。

    但評論家的廢話,從來是不收費的,所以,既不必當真,更不必介意。

     王士祯的文學成就,在清朝算高的,拿到他朝去,遑論與宋之蘇轼比,存有天淵之别,就連與明之高啟比,也不能望其項背。

    開個玩笑,若王士祯放到宋朝,未必能與蘇東坡齊肩媲美,同樣,高啟要放到清朝,并讓他多活幾十年的話,恐怕就輪不到王士祯大出風頭了。

    但那些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文學評論家,非要擡舉某位作家,非要鼓吹某部作品,嗜痂之癖,你也隻有其奈他何了。

    說到底,每個時代的文學水平,很難用一把尺子度出長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可能有一個剛性标準,量出高低。

    某個時代,大師層出不窮,聯袂而來,傑作石破天驚,如潮湧現;某個時代,文人零星寥落,意興闌珊,作品浮光掠影,平庸一般。

    譬如,在文化繁榮方面,清代不如明代;譬如,在文學深度方面,當代弱于現代,差異肯定是存在着的。

     因此,近人錢锺書的《談藝錄》,對王士祯的八字評價,“一鱗半爪,不是真龍”,直指其弊,一針見血,還真是擊中要害。

    不過,要是錢先生早說四百年的話,可能招來極大不愉快。

    因為王士祯周圍,始終有一個無形而相當活躍的人氣集團,在烘雲托月般擁趸着他,重要是上有當今皇帝罩着,遂形成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

    不僅僅是在輿論方面,足以施加影響,恐怕在行政方面,也有不可小觑的左右能力。

    所以,在他盛時,不但沒有反對派,連偶爾反對的聲音也聽不到。

    他的姻親趙執信,著《談龍錄》,認為“詩之中,須有人在”,對他漂白文學持異議,也是到了王士祯的衰暮之年,才敢面世。

    當大家向王立正敬禮,衆口一聲“就是好,就是好”時,趙執信唯有閉嘴,不敢置一詞。

     現在來看,王士祯的走紅,是清代初期那元氣大傷、總體趨弱的文學環境下的産物,這有點像晉人阮籍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那樣。

    斯其時也,名聲較響的大人物,都是明末遺民,經過鼎革的戰亂,經過文字獄的熬煉,雖然一部分人鎮壓了,一部分人緘默了,一部分人鑽進考據和小學的故紙堆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那些出生于明朝,成名于清朝的新生代,面對錢謙益、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孫奇逢、李颙、談遷、張岱、萬斯同、閻若璩等龐然大物,難免相對洩氣,自慚形穢。

    說得雅些,“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說得俗點,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