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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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取暖，自擡身價，便矬子裡拔大個兒，把同輩之佼佼者王士祯推到台面上來罷了。
不過，無論如何，在清代文學史上，王士祯還是很重要的一頁。
第一，他的詩寫得還算精彩；第二，他的詩理論符合當局的意識形态政策。
第二點要比第一點更加奠定他在順康年間的文學地位。
政治第一，意識形态上的潔癖，清朝統治者是一點也不含糊的。
王士祯的“神韻”說，某種意義上的文學漂白論，對康熙來說，可謂适得朕心，讨得龍顔大悅，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否則，他不會這樣走運。
當然，王士祯此說，并非獨創，用來闡發此說的最具招牌性質的兩句話，一是唐人司空圖的“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一是宋人嚴羽的“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說明其來有自。
版權雖不屬于王，但王能夠融會之，升華之，系統之，實踐之，于是，漂白文學的“神韻”說應時出現，最重要的意義，對于那些不再視自己為明人，而是清人的文人們，提供了一個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間。
這樣，以錢謙益為代表的明末遺民一代，随着他們的老化和死去，退出文學舞台，國愁淡化了，家恨稀釋了；王士祯在康熙的給力下，成了順康年間的廣大教化主。
王之“神韻”說，所以能成為賣點，一方面是詩至明末，“因陳積習，膚廓纖仄”（紀昀語），偏弊株守，了無生意，已鑽進牛角尖，黯無前景，大家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自然期盼一個新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是“神韻”說的漂白作用，那空透明渺、沖和淡遠、風緻清新、不落實處的境界，比較投合統治者的胃口。
在中國，沒有一個皇帝，願意文人給他添亂的，因此，王士祯的“神韻”說，諱言現實，不碰前朝，無關族群，隻在空靈，自然得獲當局青睐，遂獨樹一幟，率模天下。
自都門而外省，士子無不競相效尤，由蒙童至皓首，寫詩無不追求空靈。
侪輩同僚，以與其交往為榮；晚生後學，以得其指點而紅；詩界唱和，以得其佳作添彩；風景名勝，以得其題詞增光。
文章出手，詩歌傳誦，常常産生轟動效應，足迹所至，流連忘返，總是傾倒萬千蒼生。
所以，晚清史學家李元度感歎道： 公以詩鳴海内垂五十年，士大夫識不識，皆尊之為泰山北鬥。
著《揚州畫舫錄》的李鬥也說： 公以文學詩歌為當代稱，總持風雅數十年。
當時到北京來的騷人墨客，得到一谒漁洋先生的機會，才算不虛此行。
但經常碰壁，不斷撞鎖，後來經人指點，捷徑就在慈仁寺，隻消到了那裡，便可一睹尊顔。
這就是清人陳康祺《郎潛紀聞》所寫： 相傳王文簡晚年，名益高，海内訪先生者，率不相值，唯于慈仁寺書攤訪之，則無不見。
明代的慈仁寺，清代的琉璃廠，當下的潘家園，都是北京城裡有名的舊書市場。
因此，若想面見這位大師，就得先去慈仁寺等候着。
在《古夫于亭雜錄》中，同樣的故事，王士祯又重複了一遍： 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谒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昆山徐尚書健庵（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
”如其言，果然。
廟市賃僧廊地鬻故書小肆，皆曰攤也。
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鑒賞者……士大夫言之，辄為絕倒。
有些親曆的事情，最好自己說，比較有現場感；但有些親曆的事情，最好别人講，更能具客觀性。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老先生未能把握住這種微妙的分寸感，對自己的造名術，不無得意地信手寫來，自诩自矜之情，溢于言表，反而産生負面效果。
不過，慈仁寺攤的小故事，也足以說明王世祯享譽長達半個世紀的事實。
在中國文人倒黴的全部曆史上，獲得如此褒贊，确屬難得的罕見現象。
中國文人也真是可憐見的。
首先，彼此相掐，堪稱厲害；其次，上下相壓，尤為可怕。
後者的殺傷力，大于前者十倍，怕也不止。
所以，過去的一個文人，現在的一個作家，能夠持續紅上十年、二十年，不灰不黑，不倒不垮，不遍體鱗傷者，真是屈指可數。
這位大佬，除了謝幕時稍受一點挫折，嚴格算起來，起碼有七十年，安然無恙，其詩，其文，其畫，其書法，居然沒有成為明日黃花，居然沒有被人完全忘卻。
按照“五四”以來的文人盛衰史，按照新時期以來的作家興滅史，通常規律，差一點的，五年換茬兒，好一點的，十年輪回，再熬下去，繼續掙紮者有之，苟延殘
不過，無論如何，在清代文學史上，王士祯還是很重要的一頁。
第一，他的詩寫得還算精彩；第二，他的詩理論符合當局的意識形态政策。
第二點要比第一點更加奠定他在順康年間的文學地位。
政治第一，意識形态上的潔癖，清朝統治者是一點也不含糊的。
王士祯的“神韻”說，某種意義上的文學漂白論，對康熙來說，可謂适得朕心，讨得龍顔大悅，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否則，他不會這樣走運。
當然，王士祯此說，并非獨創，用來闡發此說的最具招牌性質的兩句話，一是唐人司空圖的“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一是宋人嚴羽的“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說明其來有自。
版權雖不屬于王，但王能夠融會之，升華之，系統之，實踐之，于是，漂白文學的“神韻”說應時出現，最重要的意義，對于那些不再視自己為明人，而是清人的文人們，提供了一個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間。
這樣，以錢謙益為代表的明末遺民一代，随着他們的老化和死去，退出文學舞台，國愁淡化了，家恨稀釋了；王士祯在康熙的給力下，成了順康年間的廣大教化主。
王之“神韻”說，所以能成為賣點，一方面是詩至明末，“因陳積習，膚廓纖仄”（紀昀語），偏弊株守，了無生意，已鑽進牛角尖，黯無前景，大家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自然期盼一個新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是“神韻”說的漂白作用，那空透明渺、沖和淡遠、風緻清新、不落實處的境界，比較投合統治者的胃口。
在中國，沒有一個皇帝，願意文人給他添亂的，因此，王士祯的“神韻”說，諱言現實，不碰前朝，無關族群，隻在空靈，自然得獲當局青睐，遂獨樹一幟，率模天下。
自都門而外省，士子無不競相效尤，由蒙童至皓首，寫詩無不追求空靈。
侪輩同僚，以與其交往為榮；晚生後學，以得其指點而紅；詩界唱和，以得其佳作添彩；風景名勝，以得其題詞增光。
文章出手，詩歌傳誦，常常産生轟動效應，足迹所至，流連忘返，總是傾倒萬千蒼生。
所以，晚清史學家李元度感歎道： 公以詩鳴海内垂五十年，士大夫識不識，皆尊之為泰山北鬥。
著《揚州畫舫錄》的李鬥也說： 公以文學詩歌為當代稱，總持風雅數十年。
當時到北京來的騷人墨客，得到一谒漁洋先生的機會，才算不虛此行。
但經常碰壁，不斷撞鎖，後來經人指點，捷徑就在慈仁寺，隻消到了那裡，便可一睹尊顔。
這就是清人陳康祺《郎潛紀聞》所寫： 相傳王文簡晚年，名益高，海内訪先生者，率不相值，唯于慈仁寺書攤訪之，則無不見。
明代的慈仁寺，清代的琉璃廠，當下的潘家園，都是北京城裡有名的舊書市場。
因此，若想面見這位大師，就得先去慈仁寺等候着。
在《古夫于亭雜錄》中，同樣的故事，王士祯又重複了一遍： 昔在京師，士人有數谒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昆山徐尚書健庵（乾學），徐笑謂之曰：“此易耳，但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見矣。
”如其言，果然。
廟市賃僧廊地鬻故書小肆，皆曰攤也。
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鑒賞者……士大夫言之，辄為絕倒。
有些親曆的事情，最好自己說，比較有現場感；但有些親曆的事情，最好别人講，更能具客觀性。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老先生未能把握住這種微妙的分寸感，對自己的造名術，不無得意地信手寫來，自诩自矜之情，溢于言表，反而産生負面效果。
不過，慈仁寺攤的小故事，也足以說明王世祯享譽長達半個世紀的事實。
在中國文人倒黴的全部曆史上，獲得如此褒贊，确屬難得的罕見現象。
中國文人也真是可憐見的。
首先，彼此相掐，堪稱厲害；其次，上下相壓，尤為可怕。
後者的殺傷力，大于前者十倍，怕也不止。
所以，過去的一個文人，現在的一個作家，能夠持續紅上十年、二十年，不灰不黑，不倒不垮，不遍體鱗傷者，真是屈指可數。
這位大佬，除了謝幕時稍受一點挫折，嚴格算起來，起碼有七十年，安然無恙，其詩，其文，其畫，其書法，居然沒有成為明日黃花，居然沒有被人完全忘卻。
按照“五四”以來的文人盛衰史，按照新時期以來的作家興滅史，通常規律，差一點的，五年換茬兒，好一點的，十年輪回，再熬下去，繼續掙紮者有之，苟延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