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謙益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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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成為一去不複返的過眼浮雲。
錢謙益的偉大就在于他相當不怎麼樣，仍在文學史上有其一席之地。
清人淩鳳翔在錢謙益《初學集》序中談到其詩歌之影響深遠，之風靡所及，極盡贊美之能事： 牧齋宗伯起而振之，而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于正。
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包羅萬有，其詩清而绮，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 淩為康熙時人，稍後于錢的出版家或編輯家，政治傾向顯然與錢謙益、屈大均等明末遺民心氣相通，這也是當時漢族知識分子對于異族統治下的反抗心态的必然共鳴。
所以，淩對錢的學問文章，推崇備至。
甚至擡高到“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不可測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的程度。
雖然心儀過度，難免渲染，但事實上，文章國手之錢謙益，确也當之無愧。
不光他這樣高看，與錢同時代的那些響當當的名家，也無不折服其詩，尊崇其文。
如陳子龍，譽他為“漢苑文章首”；如顧炎武，推其為一代“宗主”；如黃宗羲，認為他是王弇州（世貞）後文壇“最負盛名之人”，“主文章壇坫者五十年”。
至少在清乾隆朝禁絕其著作前，他的詩篇，他的文字，一經脫手，不胫而走，天下翻刻，海内傳行，此前此後的中國文壇上，還少有這樣公認的領袖人物。
當然，這是要撇開他朝秦暮楚、首鼠兩端的人格，置而不論以後，方能得出的結論。
錢謙益（1582－1664年），江蘇常熟人，字受之，号牧齋，晚号蒙叟、東澗老人。
順、康年間，也有人擡捧之為“當代文章伯”者。
依舊習，禮部主管稱宗伯，或大宗伯。
因他在明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尚書，在清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侍郎，因而提及錢謙益必伯，必宗伯。
如果他到此為止，做一個有名無實的伯，做一個拿幹薪，而不幹事的伯，那該多好啊！不蹚政治渾水，不涉官場是非，不用鞠躬敬禮，一心詩歌文章，也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将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完人。
然而，中國文人心靈中的“學而優則仕”情結，不能說百分之百的都有，但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皆有，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牧齋先生自然屬于那百分百之中，其之熱衷官場，甚于熱衷文壇，“我本愛官人”是他自己情不自禁寫出來的心聲。
上帝卻跟這個文學智商很高、政治智商并不高的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文場上讓他極其成功，官場上讓他絕對碰壁。
他的科舉應試，如探囊取物，求則必得。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錢謙益中進士，殿試一甲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他的仕途功名，則重重設障，寸步難行。
先是父喪守制三年，除服後，賦閑将近十年。
直到天啟年間典試浙江，放了一任學差，其間還牽涉科場舞弊案，差點沒命，幸好查清與他無礙。
遂轉右春坊中允，為東宮屬官，以少詹事官銜編纂《實錄》。
在封建社會中，能得到一份史官的差使，也就很不錯的飯碗了，但錢謙益卻認為這是個坐冷闆凳的閑職，很不開心。
出名快，成名早，成了他自負、自大、自戀、自矜的包袱，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學問文章，扛鼎文壇，是他不甘寂寞、一再折騰的本錢。
天啟年間的錢謙益，可想而知，既無奈郁悶，又心急如焚。
其實，做一個單純的文人，最快活自在了。
如果有情趣，畫兩筆山水，練一手書法，那是多麼風雅的行為啊！如果有力氣，唱兩口二簧，打四圈麻将，也是蠻潇灑的勾當嘛！為官和為文，是兩條軌道上的火車，各走各的，萬不可腳踩兩條船。
其實，在中國，甚至在這個世界上，文人的最佳狀态，說到底，就是做文人。
做不成大文人，可以做中文人，做不成中文人，可以做小文人，至不濟，做孔乙己，也比遺臭萬年，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強。
但是，錢謙益羨慕為官者體面，眼饞有權者的威風，立志要在仕途上有所出息，做夢也想在名利上有所企圖。
話說回來，文人為官，非不可為，偶一為之，當無不可。
若做不到淺嘗辄止，見好就收，而是食髓知味，不能自拔，想在官場上呼風喚雨，取得為文人所得不到的一切，迷途而不知返，那就步入文學的歧路，非完蛋不可了。
錢謙益，就是這樣太在乎官、太在乎位、太在乎名、太在乎利，而成為失足者、失節者、失敗者的“三失”人物。
天啟年間，寂寞無援的他，真是到了“冠蓋
錢謙益的偉大就在于他相當不怎麼樣，仍在文學史上有其一席之地。
清人淩鳳翔在錢謙益《初學集》序中談到其詩歌之影響深遠，之風靡所及，極盡贊美之能事： 牧齋宗伯起而振之，而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于正。
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包羅萬有，其詩清而绮，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 淩為康熙時人，稍後于錢的出版家或編輯家，政治傾向顯然與錢謙益、屈大均等明末遺民心氣相通，這也是當時漢族知識分子對于異族統治下的反抗心态的必然共鳴。
所以，淩對錢的學問文章，推崇備至。
甚至擡高到“昌大宏肆，奇怪險絕，變幻不可測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的程度。
雖然心儀過度，難免渲染，但事實上，文章國手之錢謙益，确也當之無愧。
不光他這樣高看，與錢同時代的那些響當當的名家，也無不折服其詩，尊崇其文。
如陳子龍，譽他為“漢苑文章首”；如顧炎武，推其為一代“宗主”；如黃宗羲，認為他是王弇州（世貞）後文壇“最負盛名之人”，“主文章壇坫者五十年”。
至少在清乾隆朝禁絕其著作前，他的詩篇，他的文字，一經脫手，不胫而走，天下翻刻，海内傳行，此前此後的中國文壇上，還少有這樣公認的領袖人物。
當然，這是要撇開他朝秦暮楚、首鼠兩端的人格，置而不論以後，方能得出的結論。
錢謙益（1582－1664年），江蘇常熟人，字受之，号牧齋，晚号蒙叟、東澗老人。
順、康年間，也有人擡捧之為“當代文章伯”者。
依舊習，禮部主管稱宗伯，或大宗伯。
因他在明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尚書，在清朝做過的最大的官，為禮部侍郎，因而提及錢謙益必伯，必宗伯。
如果他到此為止，做一個有名無實的伯，做一個拿幹薪，而不幹事的伯，那該多好啊！不蹚政治渾水，不涉官場是非，不用鞠躬敬禮，一心詩歌文章，也許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将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完人。
然而，中國文人心靈中的“學而優則仕”情結，不能說百分之百的都有，但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皆有，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牧齋先生自然屬于那百分百之中，其之熱衷官場，甚于熱衷文壇，“我本愛官人”是他自己情不自禁寫出來的心聲。
上帝卻跟這個文學智商很高、政治智商并不高的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文場上讓他極其成功，官場上讓他絕對碰壁。
他的科舉應試，如探囊取物，求則必得。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錢謙益中進士，殿試一甲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他的仕途功名，則重重設障，寸步難行。
先是父喪守制三年，除服後，賦閑将近十年。
直到天啟年間典試浙江，放了一任學差，其間還牽涉科場舞弊案，差點沒命，幸好查清與他無礙。
遂轉右春坊中允，為東宮屬官，以少詹事官銜編纂《實錄》。
在封建社會中，能得到一份史官的差使，也就很不錯的飯碗了，但錢謙益卻認為這是個坐冷闆凳的閑職，很不開心。
出名快，成名早，成了他自負、自大、自戀、自矜的包袱，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學問文章，扛鼎文壇，是他不甘寂寞、一再折騰的本錢。
天啟年間的錢謙益，可想而知，既無奈郁悶，又心急如焚。
其實，做一個單純的文人，最快活自在了。
如果有情趣，畫兩筆山水，練一手書法，那是多麼風雅的行為啊！如果有力氣，唱兩口二簧，打四圈麻将，也是蠻潇灑的勾當嘛！為官和為文，是兩條軌道上的火車，各走各的，萬不可腳踩兩條船。
其實，在中國，甚至在這個世界上，文人的最佳狀态，說到底，就是做文人。
做不成大文人，可以做中文人，做不成中文人，可以做小文人，至不濟，做孔乙己，也比遺臭萬年，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強。
但是，錢謙益羨慕為官者體面，眼饞有權者的威風，立志要在仕途上有所出息，做夢也想在名利上有所企圖。
話說回來，文人為官，非不可為，偶一為之，當無不可。
若做不到淺嘗辄止，見好就收，而是食髓知味，不能自拔，想在官場上呼風喚雨，取得為文人所得不到的一切，迷途而不知返，那就步入文學的歧路，非完蛋不可了。
錢謙益，就是這樣太在乎官、太在乎位、太在乎名、太在乎利，而成為失足者、失節者、失敗者的“三失”人物。
天啟年間，寂寞無援的他，真是到了“冠蓋